学术观点|刘风光 、石文瑞 、邓耀臣：中美政治建议言语行为对比研究 ——— 以外交话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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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政治建议言语行为对比研究
——— 以外交话语为例
摘要
政治建议言语行为是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际关系以及促进世界和谐的重要语言手段。 本研究以中美外交 部发言人的真实语料为基础，从言语行为的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及实现策略两个方面探讨中美政治建议言语行为的异 同及产生该异同的动因及功能。研究结果表明，中美政治建议言语行为在其言外之力指示手段方面呈现趋同特征，即 双方均主要通过规约和非规约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实现建议行为; 在政治建议策略方面，中美双方在视角、直接程度和 礼貌等维度的诸多策略使用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本文进一步揭示其深层次语用理据以及维护人际和谐的语用 取向。
关键词：中美政治建议言语行为; 对比研究; 外交话语
文献来源：刘风光,石文瑞,邓耀臣.中美政治建议言语行为对比研究——以外交话语为例[J].外语教学,2019,40(2):44-50.
项目基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学语篇认知语 用文体研究” （ 项目编号： 15BYY182） 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
作者简介：刘风光，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用学、文体学、文学语篇、政治话语研究。 石文瑞，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 究方向：语用学、语篇分析、政治话语研究。 邓耀臣，大连外国语大学语言学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学、基 于语料库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计算机辅助翻译、第二语 言习得研究。
刘风光教授
01
引言
建议是 交 际 互动中的普遍行为 （ Lappnen 1998： 209）。《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 （2016：641）将建议定 义为 “向人提出的主张”。Searle（1969： 67）将建议界定 为一种言语行为，是“告诉你什么是对你最有益的（telling you what is best for you）话语”。
学界对建议的研究多基于言语行为理论、面子理 论、礼貌理论等框架（Goldsmith 1999； Goldsmith ＆ Mac- George 2000； Harrison ＆ Barlow 2009）， 局限于对日常话 语的研究，集中在语际对比、二语习得以及特定情境下 建议话语的策略研究等三方面 （ Ｒintell 1979； Altman 1990； Hinkel 1997； Matsumura 2001）， 关注点多为建议 言语行为的分类、语言特征及其实现方式（ Banerjee ＆ Carrell 1988； 丁安琪 2001）。 此外，也有研究探讨机构 话语 如 医 患 （ Heritage ＆ Sefi 1992； Silverman 1997； Pilnick 1999）、 教育（Vehvilinen 2001）、 咨询（申智奇、刘 文洁 2012）、 广告（Ohata 2004）、 网络社区（Locher 2006；
Morrow 2006； Ruble 2011）、学术讨论（ Bardovi-Harlig ＆ Hartford 1993； Vehvilainen 2009）、家庭治疗（Couture ＆ Sutherland 2006）等中所呈现的建议言语行为特点及策 略。综上，以往建议言语行为研究主要关注日常交际中 言语行为的施为用意，理论视域较为狭窄，缺乏对建议 新议题的关注，且建议行为在跨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还 不多（任育新 2014： 53）。
近年来，言语行为的研究热点开始转向不同领域中 言语行为及话语信息构建所体现的人际功能、社会语用 功能等（冉永平、宫丽丽、杨青 2018： 134）。 因此，本文 通过对比分析政治语篇中中美建议言语行为的言外之 力指示手段及实现策略，探讨其语言语用与社会语用差 异，旨在揭示其深层次语用理据以及维护人际和谐的语用取向。
02
政治建议言语行为
2.1 建议言语行为
建议是一种指令类言语行为（Searle 1969： 67）， 是 说话人言及对听话人有利并希望其未来执行的动作。 Banerjee ＆ Carrell（1988： 318）、Koike（1996： 260） 等也 认为建 议 是 符合 听 话 人 最 大 利 益 的 一 种 言 语 行 为。 Bach ＆ Harnish(1979:50)、Verschueren（1981： 133-153） 等指出被建议者拥有选择是否做和判断是否需要做的 自由。此外，建议方往往假设被建议方在某方面有所欠 缺（Pudlinski 2005）， 同时认为自己是可信赖的（DeCapua ＆ Dunham 1993： 519）， 因此其本质是一种面子威胁行为 （Goldsmith ＆ MacGeorge 2000： 235）。 与其他指令性言 语行为（如请求、恳求和命令等） 不同的是，建议具有非 强加性，其目的是使听话人或建议双方 （ Koike 1996： 260）受益。
综上，建议言语行为是说话人以某方面权威者身份 针对某事件对集体或个人提出主张，旨在帮助听话人实 现其目的而提出的有利于会话双方的指令性言语，听话 人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
2.2 政治建议言语行为的定义与内涵
政治语篇是政府官员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就公众 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交际时产出的话语（Adel 2010）。 政 治语篇具有以下特性：政府发言人需要顾忌个人及其所 属机构的双重面子；多数政治话语对其他受众的关注甚 至多于受话方；政治话语中不排斥甚至认可粗鲁和侮辱 性言语；有标记的面子攻击行为通常伴有礼貌语步等 （Tracy 2017： 741）。 政治新闻语篇因为有诸多政治文 化的不同因素，会导致目标语受众在心理上产生误解和 抵触（翟芳、胡伟华 2017： 88）。 此外，在政治语篇研究 中，大众媒体对政治以及政治决策呈现方式的作用不可 “延伸臂” 忽视（Fetzer 2013： 2）， 媒体话语是政治语篇的 （Dedaic 2005： 673）。 由此可见，政治语篇中建议言语 行为的参与方不仅涉及建议方和被建议方，还包括置身 政治建议之外的其他受众。因此，政治建议多为综合性 建议（DeCapua ＆ Dunham 1993： 527）， 是包括建议方和 被建议方在内的多方共同受益的言语行为。
综上，政治建议言语行为可界定为政治家代表所属 政府机构以通晓局势的身份针对某事件对集体或个人 提出的符合对方、双方或国际局势利益的指令性言语， 建议方和其他受众都希望被建议方接受并执行该建议， 但被建议方有自主选择接受或拒绝的权利。
0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1）中美政治建议言语行为中有哪些言外之力指示 手段？ 2）中美政治建议言语行为的策略有何异同？ 3）造 成中美政治建议言语行为异同的语用理据是什么？
3.2 数据来源及分析步骤
本研究基于 2013—2016 年间中美外交部官方发言 人所主持新闻发布会的转写文本，构建了中美外交部新 闻发布会专门可比语料库。 汉语语料主要包括中国外 交部部长和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的转写文本，英语语料 为美国国务卿及相关发言人产出的同类话语转写文本。 表 1 为本研究所用可比语料库的统计结果。
数据 提 取 采 用 了 自 动 提 取 （ 语 料 库 检 索 工 具 MonoConc）和人工检查结合的方法。 依据中美日常交际 中常见建议言语行为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在可比语料库 中遍历查找，借助 MonoConc 提取出包含言外之力指示 手段的建议言语行为，然后通过阅读检索行、考察上下 文语境等， 人工剔除不具有建议语力的实例。
政治语篇是政府官员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就公众 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交际时产出的话语（Adel 2010）。 政 治语篇具有以下特性：政府发言人需要顾忌个人及其所 属机构的双重面子；多数政治话语对其他受众的关注甚 至多于受话方；政治话语中不排斥甚至认可粗鲁和侮辱 性言语；有标记的面子攻击行为通常伴有礼貌语步等 （Tracy 2017： 741）。 政治新闻语篇因为有诸多政治文 化的不同因素，会导致目标语受众在心理上产生误解和 抵触（翟芳、胡伟华 2017： 88）。 此外，在政治语篇研究 中，大众媒体对政治以及政治决策呈现方式的作用不可 “延伸臂” 忽视（Fetzer 2013： 2）， 媒体话语是政治语篇的 （Dedaic 2005： 673）。 由此可见，政治语篇中建议言语 行为的参与方不仅涉及建议方和被建议方，还包括置身 政治建议之外的其他受众。因此，政治建议多为综合性 建议（DeCapua ＆ Dunham 1993： 527）， 是包括建议方和 被建议方在内的多方共同受益的言语行为。
综上，政治建议言语行为可界定为政治家代表所属 政府机构以通晓局势的身份针对某事件对集体或个人 提出的符合对方、双方或国际局势利益的指令性言语， 建议方和其他受众都希望被建议方接受并执行该建议， 但被建议方有自主选择接受或拒绝的权利。
针对政治建议言语行为的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和策 略分析，本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数据统计方法。 对于前 者，我们直接对语料库统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而对于 后者，由于语料库数据较多，我们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 从可比语料库中各抽取了 60 个实例，然后对其进行策 略分类，计算每种策略所占比例，并对各策略的使用频 率差异进行百分比检验。
0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中美常用政治建议言语行为的言外之力指示手段
言外之力是施事行为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有意义 的话语一种 “言语行为力量”（刘风光等 2016： 46）。 政 治建议因其受众的复杂性和高度公开化的特点，通常都 伴随明确的言外之力指示手段。 本研究通过对中美政 治建议语料的分析和归纳，在 Martínez-Flor（2005： 175） 建议言语行为言外之力指示手段抽取和分类模式的基 础上进行了补充，构建了政治建议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分 类模式。
Martínez-Flor基于 Wierzbicka（1987）、Hinkel（1997）、 Tsui（1994）、Kasper ＆ Schmidt （1996）及 Koester（2002）等 诸多学者的前期研究，将建议言语行为分为直接建议、规 约建议和间接建议三类。直接建议指说话人通过建议施 为动词、建议名词或者（否定）祈使句等言外之力指示手 段提出建议。规约建议指说话人通过规约指示手段使听 话人理解其建议意图，如：动词 “should” 或 “need”、 特定程 式、可能性表达以及虚拟条件句等。间接建议指说话人的 建议意图没有明显地出现在其话语表达中，即没有任何规 约形式。间接建议通常通过无人称、暗示等言外之力指示 手段实现，因此需要听话人作出推断。
基于所构建的中美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专门可比语料库，本研究对所提取的中美建议言语行为言外之力指 示手段出现的频数和比例分别进行了统计，结果见表 2 和表 3。
注： 本研究未区分 suggestion 和 advice， 因为传统研究中，学 者认为二者可以互换使用（ Searle 1969； Wierzbicka 1987； Ban- erjee ＆ Carrell 1988； Bardovi-Harlig ＆ Hartford 1993； Tsui 1994； Hinkel 1997） 。
由表 2 数据可知，美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语料中共 出现 901 例具有言外之力指示手段的建议言语行为，其 中规约类指示手段最为常用，共出现 646 次，占全部言 外之力指示手段的 71． 69% ；间接建议类次之， 共出现 238 次，占比 26． 42% ；直接建议类使用频率远远低于其 他两类，仅占 1． 88% 。
在直接建议中，美国政治建议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形 式单一，只出现极少数量的 “建议” 施为动词和名词 ，“祈 使句”和 “否定祈使句” 在政治建议中并没有出现。这说 明美国外交部发言人往往避免采用直接言外之力指示 手段提出建议。 规约建议类的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在美 国政治建议中最为常见，形式也较为丰富。 其中“特定 程式”和 “可能性表达” 占规约类建议的 88% ， 这说明美 国政治家倾向采用较委婉的形式提出建议。 此外 ，“条 件句”仅出现 1 例，表明美国政治场合中一般不使用此 类正式程度较低的表达。 间接建议是言外之力指示手 段最为委婉的表达形式且规约程度低，因此往往需要听话人做出努力才能识别出说话人的建议意图。 通过观 察语料，我们发现 “call on / urge / expect / hope” 等间接 类建议动词在政治建议中广泛存在，因此在 Martínez- Flor 分类的基础上增加了 “间接施为动词” 这一子类。
由表 3 数据可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语料中共 出现 230 例具有言外之力指示手段的建议言语行为，其 中应用最广泛的是间接类指示手段，出现频次为 122 次，占全部言外之力指示手段的 50% 以上；规约类指示 手段次之，出现 105 次，占比 45． 65% ；直接建议类使用 频率仅占 1． 30% 。 此外 ，“建议名词”、“祈使句”、“特定 程式”等在中方政治建议中均未出现，可见中国政治建 议言语行为言外之力指示手段与日常会话中有较为明 显的差异。
直接言外之力指示手段中只出现了“建议施为动 词” ， 占比 1． 30% ， 这说明在中国语境下，政治家几乎不 使用直接建议言语行为表达方式。 规约建议中的言外 之力指示手段也有非常明显的特征 ，“应该” 和“需要” 类表达接近总比的一半，形成中国政治话语一种独特的 程式。间接建议类中 ，“无人称”、“暗示”、“间接施为动 词”等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在中国语料中均没有出现。 但 在数据观察和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政治建议言语 行为中出现了大量非规约的建议类施为动词，如“希 望 ”、“欢迎”、“敦促”、“呼吁”、“主张” 等，这些动词在 政治话语中往往伴随着建议行为。
4.2 中美政治建议言语行为策略对比分析
不同文化和语言中的同一言语行为在其形式、频率、得体性（Wierzbicka 1985； Blum-Kulka et al． 1989）、 直接 /间接性和礼貌程度（Brown ＆ Levinson 1987） 上均 存在差异。 Li（2010） 基于 Blum-Kulka 等人（1989： 37- 70）的研究提出了建议言语行为的策略模式， 从视角、直 接程度和礼貌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其划分层次清晰、可 操作强，因此本研究采用该模式对比分析中美政治建议 策略的差异。
第一维度为视角，指建议实现方，即将来行为的施 事方，包含说话人主导、听话人主导、双方主导、隐性主 导和其他方主导五种策略。第二维度是直接程度，包含 直接、规约间接和非规约间接三种策略。 直接建议通过 语法、词汇等手段传达言外之力；规约间接建议通过社 会语境下建立的固定语言规约传达言外之力；非规约间 接建议需要通过上下文和社会语境中的话语互动来推 断言外之力。 第三维度是礼貌，包含内部 /外部补救措 施和无补救措施两种策略，有补救措施有减轻面子威胁 语力的作用，而无补救措施只公开直接提出建议。
在视角维度，中美政治建议语料中都没有出现建议 行动方为说话人，因此本研究未把“说话人主导” 列入策 略分布表。中美双方对说话人和听话人共同主导策略 的使用频率持平，都为 21． 67% 。 听话人主导均为二者 首选视角策略，分别占比 48． 33% 和 70． 00% ， 但百分比 统计检验结果显示，在 5% 置信水平上，二者对该策略的 使用存在显著差异（p = 0． 018 ＜ 0． 05）。 就隐性主导策 略而言，中美双方的使用频率分别为 13． 33% 和 8． 33% ， 二者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意义（p = 0． 384 ＞ 0． 05）。 在 其他方主导策略方面，中方政治建议占比 16． 67% ， 而美 国政治建议中无其他方主导，二者差异显著（p = 0 ＜ 0． 05）。 故不难看出与美方发言人相比，中方发言人提出
政治建议时对建议行为的施事方多采用模糊化的处理。 具体例句如下。
说话人、听话人共同主导：
( 1)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and must work together to support an inclusive， legitimate democratic process． ( 美国国务卿 John Kerry，2013 年 6 月 23 日)
听话人主导：
( 2) 我们敦促日方拿出诚意，为切实消除两国关系 中存在的政治障碍做出努力， 为双边关系的改善创造条 件。 (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2014 年 11 月 6 日)
其他方主导：
( 3) 国际社会应落实安理会有关决议，加强在阻止 恐怖分子跨境流动、切断秘密恐怖融资、网络反恐等领 域的合作。 (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2015 年 11 月 23 日)
在直接程度维度，美国政治建议主要采用直接策略 （51． 67% ）， 中国政治建议中直接策略的使用频率为 40． 00% ， 两国对该策略的使用频率均较高，在 5% 置信水平 上，二者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p = 0． 231 ＞ 0． 05）。 中美对规约间接策略的使用频率分别为 5% 、 20% ， 百分比统计检验结果显示两者存在显著差异（p = 0． 015 ＜ 0． 05）。 非规约间接是中国政治建议主要采用 的建议策略（55% ）， 接近美国该策略使用频率的二倍 （28． 33% ）， 中美双方对规约间接（p = 0． 003 ＜ 0． 05） 策 略的使用差异显著。具体例句如下。
直接：
(4) We also recommend that the UN consider other lo- cations that may meet the criteria for priority designations， including Nubul，Zahra，and Hasakeh． ( 美国政府发言 人， 2016 年 5 月 9 日)
规约间接：
(5)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and must work together to support an inclusive， legitimate democratic process． ( 美国国务卿 John Kerry，2013 年 6 月 23 日)
非规约间接：
( 6) 我们希望有关各方珍惜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 保持冷静与克制，通过对话和协商妥善处理有关分歧， 共同推进危机政治解决进程。 (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 2014 年 11 月 3 日)
在礼貌维度，有补救措施策略在中美双方政治建议 行为中占比均达一半以上，为双方在该维度的主要策 略，分别占比 86． 67% 和 71． 67% 。 相比之下，中方政治 发言人对无补救措施策略的使用明显少于美方发言人 （13． 33% ）， 使用量不足对方的 1 /2。 百分比统计检验结 果显示，中美双方政治建议言语行为在礼貌维度的有补 救措施（p = 0． 047 ＜ 0． 05）和无补救措施策略（p = 0． 047 ＜ 0． 05）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由此可见中方政治发言 人在提出政治建议时更倾向于提供相应的补救措施。具体例句如下。 无补救措施：
(7) China should not attempt to implement the ADIZ and should refrain from taking similar actions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 美国助理国务卿 Daniel Ｒ． Ｒussel，2015 年 8 月 2 日)
有补救措施：
(8) 事实反复证明，以暴易暴只能导致暴力循环， 增加双方仇恨。和谈是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 希望双方相向而行，争取早日恢复和谈，以实现共同安 全和持久和平。 (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2014 年 11 月 20 日)
4.3 中美政治建议言语行为异同的语用分析
政治建议作为一种指令性言语行为，必然会威胁到 听话人的面子，常被看作是礼貌程度较低的言语行为 （Li 2010： 604）， 因此通常伴有相应的礼貌策略。 政治 家提出政治建议时更多关注的是公众的反应，而不是被 建议方（Tracy 2017： 742）。 因此，政治建议的目的更多 的是针对某一国际事件表明立场、维护国际关系，其目 的是在言语交际的过程维护交际双方的和谐关系。 因 此本研究从语言语用和社会语用两个层面来探讨政治 家如何通过政治建议塑造国家形象， 维护国际关系。
在语言语用层面，不同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和策略的 使用，会影响被建议方对建议质量以及减少 /增加面子 威胁的感知（Goldsmith 2000： 1； Goldsmith ＆ MacGeorge 2000： 235； MacGeorge et al． 2002： 452）， 进而影响交际 双方的国际关系。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建议发出者更倾 向使用礼貌程度较高的规约建议类言外之力指示手段， 以及由听话人主导的、直接程度较高的建议策略，同时 往往伴随着相应的补救措施，这一方面更容易使被建议 方识别出建议行为，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对被建议方的面 子威胁。在中国政治建议中，政治家主要采用的言外之 力指示手段是间接建议类中的建议类施为动词，即较为 缓和的建议动词，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被建议方的面子； 中国语料中最常使用的建议策略是由听话人主导的、非 规约的建议，同时伴随着补救措施。 由此可见，中美双 方在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和策略方面，都倾向于采用礼貌 策略来维护双方的国际关系。
在语料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中美双方也通过其他 语言形式对其建议话语进行缓和。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 方面：第一， 建议方自称的集体化和被建议方的模糊化。 如建议方一般采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 、“we”， 实现个 体身份到集体身份的转换，构建代表政府的外交家身 份；建议发出者用 “各国”、“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等 模糊概念指代被建议方。 这些语言策略反映了建议者 通过平衡权力来维护国际和谐。 第二，建议序列语步的 程式化。通过观察语料我们发现，政治家的建议言语行 为有其独特的序列特征，即：阐述国际形势话语（对听话人有利的语境铺垫） + 建议 + 依照建议实施行为所带来 的益处。如在提出建议前，政治家常通过陈述事实、分 析利弊或者表明立场等引出建议言语行为，或在建议后 提供解释、理由或佐证。 第三，建议所指向未来行为的 共同担当性。在政治外交话语中，如果涉及有关己方的 建议行为，中美政治建议的发出者通常采用“同 /与…… 共同努力 ”、“work together” 等构建国际伙伴关系，减少 对被建议者的面子威胁，倡议共同实施所建议行为。 此 外，中美建议话语也存在明显差异。 总体而言，中国建 议话语的礼貌程度高于美国。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中方多使用礼貌程度较高的“希望” “应当” 等措 辞，而美方多采用“must ”、“urge” 等强制程度较高的话 语；第二，美国政治建议中礼貌程度较低的可能性建议 使用较多，而中国建议中没有出现此形式。 第三，汉语 政治建议较为宏观，一般为表明态度、立场等的概括性 言语，而美国政治建议则多就某一问题提出希望对方实 施的具体措施。
在社会语用研究层面，中美政治建议都体现了对人 际和谐的维护。 和谐取向（rapport orientation） 是人际交 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交愿望和行为驱动 （ 冉永平 2012： 3）， 在国家之间也不例外。 中美政治话语发出者 的意图都是维护己方形象或促进国际关系，但由于双方 文化及其在国际社会中形象的不同，其所采用的语言方 式亦有明显差异。 中美当前的国家形象在一定意义上 可视为主要大国与霸权国。 作为主要大国，中国倾向于 宏观设计先行，而美国则侧重于在具体议题上积累共识 （肖河 2016： 45）。 中国政府倡导和谐世界，提倡人类命 运共同体意识，因此其政治建议旨在变对抗为合作，呼 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以促进世界和谐。 因此在中国政 治建议中，通常呈现如下语言形式 ：“谋求合作共赢， 让 各方都能均衡受益” 、“希望各方本着开放包容、 合作共 赢的精神推动相关国际合作” 。 体现了中国“命运共同 体”的外交理念，凸显了中国作为大国的担当意识。 美 国的外交理念则集中体现了美利坚民族自视其对世界 肩负的神圣使命（ 杨卫东 2007： 34）、“干涉主义” 等。 美国政治建议在把自己所信奉的“信条”向世界其他地 区推广的同时，也在进行着一定程度的扩张（ 杨卫东 2007： 34）， 这种扩张在政治建议中即体现为对被建议方 提出希望对方实施的具体措施。 如美国政治建议中不 乏 “we also call on the Tajik government to reform its legal framework in accordance with OSCE /ODIHＲ recommenda- tions”、“we urge the Government of Venezuela and the op- position to hold as soon as possible a frank and effective dia- logue，directly or with the support of facilitators” 等语言形 式。该类形式从被建议方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一种干涉 主义，甚至是一种政治的扩张；但美国作为建议方，在秉 持其外交理念的前提下，该类建议则被视为利他的善 举，符合被建议方的利益，因此也是其维护国际和谐的一种形式。
05
结论
建议，尤其是政治建议言语行为涉及多维且复杂的 交际现象，还是一个有待深入挖掘的领域。 本研究以描 述和解释为主，探讨了政治建议言语行为的界定、内涵 及适切条件，并通过对比中美政治建议言语行为言外之 力指示手段和策略的异同，诠释中美建议言语行为的语 用动因。在后续研究中，还需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其 一，关注政治建议话语的言后行为，开展被建议方心理、 情感、行为等言后效果和行为二重性的研究；其二，政治 建议言语行为涉及多方受众以及不同受益方，在概念厘 清和意义动态呈现方面还有很大研究空间；其三，在未 来政治话语研究中，语料选定需涵盖其他层级的政治语 篇，如电视访谈、广播演说、电台热线、网上论坛以及议 案等，力求语料的丰富性和多样化；最后，建议言语行为 的深度研究还需考量其他变异语用因素，如年龄、性别、 社会阶层、教育背景等，更全面地呈现政治语篇的动态 性和人际功能， 为国际话语的传播提供启示。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阅《外语教学》2019年第2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 孙雨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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