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里斯本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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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Albany）教授

里斯本，在我，很早就和一部小说联系在一起：《里斯本之夜》，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个战争年代一夜情的故事。2012年秋，有了机会去里斯本，自然不能放弃。因为人生地不熟，在美国就早早定了里斯本大巴一日游，打算先打探一下里斯本概况，第二天再自由行动。

那是十月，天气不错。旅游大巴一大清早按时到宾馆接人。上午去了里斯本最著名的教堂和兼神学院Jeronimos Monastry。中午从阿拉伯人积聚的ALFAMA出来，导游Dota让大家疏散中午自己找饭吃，下午2：30再集合。旅游车停在蓬巴尔侯爵广场（Marques de Pombal），这位侯爵是18世纪葡萄牙的统治者。巨大的蓬巴尔全身塑像高高耸立在里斯本中轴线上。里斯本到处是有像蓬巴尔塑像这样的城市标志景观。

蓬巴尔广场

宽阔的大街上，没有几个行人。我找午饭吃，走了两条大街，两旁的店里空空荡荡，是不是经济萧条所致？我知道葡萄牙和希腊、西班牙一样，这些年陷于主权债务危机。葡萄牙紧靠西班牙，西班牙感冒，葡萄牙一定跟着打喷嚏。蓬巴尔广场这边都是高档宾馆，如里兹卡顿。走了一个街区，居然没有找到一家餐馆或饮食店。我正想过马路继续找，后面有人招呼“Hi”，回头一看，是个老头，65－70岁光景，但看上去精瘦，腰板硬朗，一个人，闲站在路边。

“Hi”我回头微笑了一下，继续准备过马路。

“你从哪儿来？”老头用英语从背后问道。

“美国，纽约，”我回答。

“哈，纽约人，不爱搭理人，这里可是葡萄牙”，老头说。

我停下了脚步。老人这么说，我有些不好意思，便回头自我介绍，“我是David”。

老头叫彼得（Peter），说在北美住过20年，我追问在哪儿，他说五年在芝加哥，十五年在多伦多，工作是工程师。彼得的英语带些口音，但很流畅，像是在北美呆过20年的样子。知道我是华人，彼得说指着前方一幢大楼，说这是被中国公司收购的公司大楼。我问怎么回葡萄牙了。他说退休了，干了一辈子了，该回来了。

“你在干嘛？”他问。

“找餐馆或点心店。”我说。

 彼得说这里没有，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我心里暗喜，吃饭的地儿不用寻寻觅觅了。等过了马路，我才意识到彼得是把我带到了他停泊在路边的的小车旁。那是一辆老坦克。彼得示意我上车，我有些措手不及，稍稍犹豫了一下，就上了彼得的车。车开了两三个街区，到了一个居住小区的点心店，叫Pastelaria Ritz。

这个小区很干净，有几排居住楼，小区里看不到人，估计是上层中产阶级的地盘。彼得带我进了店，他与店里的两个店员打了招呼，很明显，彼得是这里的老主顾，和店员很熟。彼得说这里的espresso不错，我就要了一杯，另外午饭我要了一个火腿三明治。彼得自己要了一杯马蒂尼酒。因为饿了，三明治吃得很香。彼得估计是吃过午饭了。看我午饭这个简单，不屑地说午饭吃这个太寒掺。

彼得带我去的那家点心店

三明治很快就吃完了。服务员递上账单，彼得接过来账单细看。我说我来付账，就拿过了账单，彼得也没有跟我争。包括彼得的那杯酒，也就4-5欧圆。我付了账，彼得举杯说“谢谢”。我说今天遇到你很开心，合个影，留个纪念吧。彼得摇摇头说不用不用。他显然不愿意拍照留影。

从店里出来，我一看离2：30还有约40分钟时间。彼得说陪我去蓬巴尔广场附近景点转转，我可以顺便拍些照 。彼得把车停在路边，让我下车拍照。我心里忐忑， 电脑包里有我的护照，丢了的话一时半刻美国都回不了。但又不好意思把电脑包带上。于是，下车草草拍了几张照后，赶紧回车上 。一看还有时间，彼得又把车开到了里斯本市政府广场。虽然彼得的车远远地停着，有了第一次下车的经验，我这次稍稍安心，知道彼得不会就把车开走了，一个老人，能有什么不轨企图。

上了车，我关车门重了些，居然车窗就摇要不起来了。彼得说悠着点，这车老了。我暗忖彼得经济条件不怎么的，开这么辆破车。我问彼得有没有孩子，他说有一个，18岁，在读化学工程。彼得问我南边的城堡去过没有，他说的正是我计划去的圣乔治城堡，里斯本最重要的景观。我说还没有。他说明天他可以陪我去城堡。我感到有点意外，说这太麻烦了。他说没问题。他问了我住的旅馆，说那旅馆他熟，明天早上9：30来接我。我觉得有些突兀，说你不必陪我的，你真想陪我去？彼得说没问题，明天午饭我请客。我想推脱，但有些盛情难却。也有些顾虑，毕竟是陌生人，但葡萄牙人可能就这做派，我想。再想，能和当地人聊聊天，能多了解里斯本的风土人情，也不错。就这样，我答应了。可是和彼得分手后，我又犯疑了，这老头是不是热情过头了？

下午跟旅游大巴去了里斯本郊外的旧时葡萄牙国王的行宫所在地Sintra，回到旅馆已经是晚上7：45了。约好8：00和一同到葡萄牙开会的系里两个年轻女同事杰西卡和斯苔西一起吃饭。杰西卡是白人，文文静静的，斯苔西是黑人，风风火火的。跟她俩一起来的还有凯蒂，一个咨询心理学的硕士生，漂漂亮亮的，腼腆得说话还会脸红。

饭桌上我谈起白天的这个事。斯苔西说，什么，你居然上了他的车。这老头想干嘛？哈，他是要把你拐了去为他生孩子，他这个不行了！我立马回答说，如果那样我倒是愿意效劳。玩笑关玩笑。我说我犹豫该不该去。我的顾虑是，彼得热情，主动得有些不靠谱，难道他是用这个排遣寂寞？另外，他不愿拍照合影，也让我觉得奇怪，莫不是葡萄牙人的怪癖？但反过来说，他一个老人，能有什么图谋呢？而且，他带我去的那个小店，店员都是他的熟人，也不象是有什么猫腻。 

杰西卡这时插话了，说你有顾虑的话，就自有道理，better safe than sorry （小心为好）。她们说白天玩的时候碰到的一个当地人告诉她们，在里斯本要小心，这里三交九流，各种人都有，背景很杂。里斯本是欧洲重要旅游城市，所以也有专门针对对旅游者下手的团伙。她们这么一说，我倒有点怕了。父亲在我来美前最后的告诫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如果明天彼得把我带到我不想去的地方怎么办，万一有个好歹，少说是一时半刻回不了美国，耽误了教课；严重的，弄出个三长两短，岂不是阴沟翻船？

晚上回宾馆房间，走了一天的路，累了，睡下了，一时睡不着，脑子里还在思想斗争。如果和彼得一起坐车或地铁去城堡，倒可以放心。可是怎么说呢？你也不能说，老头，我愿意跟你去，可我不放心你。最后，我决定谎称另有所约，爽约一回。 这么想好了，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知彼得如何反应。如果老头是真心诚意，那还不是一盆冷水？热脸贴了冷屁股。

上午9：20，房间里电话响了。我知道是彼得。“David，我在楼下了”，彼得洪亮的声音。不知情的人一定会以为楼下打电话的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我下楼，一边想着怎么跟彼得说。在大厅，远远就看到彼得的车停在宾馆门外。彼得的穿着比昨天正式，上身是呢制西装，没有领带，戴了一副墨镜，脸型轮廓分明，下颚瘦瘦尖尖的， 颧骨和嘴角给人坚毅的印象。彼得是南欧人，让人想起《教父》里的意大利黑手党。他说在芝加哥呆过五年，莫不是与芝加哥意大利家族有些渊源。

我按计划谎称和同事10：30约好去市中心，他问是美国同事吗？我说是，他说那没关系。我说抱歉了，让你白跑一趟，旁边有咖啡店，我们还有时间坐一会，喝杯咖啡聊会天。彼得说今天星期天，所有店都很晚开门。我一看，可不是，旁边的对门的那些咖啡店，小吃店都大门紧闭。我说下次吧，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我没有带笔，正想进宾馆去前台借，他说算了但会把名片和电话留在前台，你回来取就是。我说别忘了是给David的。彼得上了他的老坦克，一溜烟走了。

我们就这样道了别。本来想彼得可能会纠缠或是表示不快，看他那么爽快，我又觉得是我的不是了，心里徒生了些歉意和悔意。刚刚看一个人，还觉得有些“贼样”，现在还是那个热心的老头。哎，本来可以有机会跟彼得聊聊当地的风土人情的，旅游时有个当地人给你讲些历史上的逸闻趣事，味道、收获会完全不同。转而又想，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有舍有得，哪能两全。就这样，我一个人去了圣乔治城堡。

里斯本城区与圣乔治城堡（远处山坡上）

圣乔治城堡，早年（12世纪）曾是里斯本的最重要军事要塞。在城堡上面，你能俯瞰里斯本城区。古老的欧洲，是我的最爱。比起美国，对我有更大的吸引力。就在这个城市的芸芸众生里，有一个叫彼得的老头与我擦肩而过。我不知道这是怎样一种际会。

我原定10月底返美，不料桑迪飓风来袭，新泽西的纽瓦克机场关闭，我的航班取消。我费了一番周折和旅行社联络上，改签了机票，需要滞留里斯本五天。我在网上找了一个便宜些的旅馆入住。那个礼拜的课只能取消了，但也让我有机会多逛逛里斯本这座名城。每到一个大城市，去看看所在地的艺术博物馆，成了我的习惯。几天下来，里斯本几个主要艺术馆，古典的、现代的，都看了。和所有大城市一样，你只要把它的地铁系统弄熟悉了，你就能如鱼得水，什么都不怕了。

几天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忘记彼得，我想起他答应给我留联系方式的，便决定回原来住的旅馆，看彼得给我留了信没有。到了原来住的宾馆，我说明了来由，前台服务员从内屋拿出一叠信来，翻了好几遍，不厌其烦，但没有找到我的名字。看来，彼得似乎并没有留下名片，联系方式。我稍有点失望，也感到一丝释然。也许彼得不高兴了，没有留名片。也许彼得根本就拿不出名片。

我愿意相信彼得没有什么图谋，可是作为这个城市的陌路人，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对我而言，诚信（和与之相对的欺骗，背叛）永远是个带有终极性的哲学问题。从陌生人到身边的亲友，这个问题也不是非黑即白。什么时候是狡诈和算计，无情和背叛，什么时候是善意谎言或隐瞒，构成复杂的光谱。在美国，我们对小孩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说小孩子缺少必要的自我保护意识。也许，成长就意味着不再轻信，但当我们不再信任任何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赖于生存的根基在动摇，每一个合同，背后都有信任作保证。每次我们刷信用卡，也有一个前提，即对方不会把信息提供给第三方。按我的天性，容易轻信。数年前我在去北京的动车上认识一个移居悉尼的上海人，知道我要去悉尼，托我给他带一条三五牌香烟，结果我去悉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香烟交到他手里时，这人居然收了烟，却耍赖不付烟钱，让人感叹林子之大，什么鸟都有。朋友听我讲了定居悉尼的上海“混混”的事就对我说 ，你真是缺乏社会经验，如果有人刚见你第一面就要让你帮忙，你就要对这人格外当心。那么，对见了面就热情帮忙的呢，像彼得？

这是哈姆雷特问题。能否相信一个看来热心的陌生人。不信的两种可能后果：该信的没信，不信是对的（对方不值得相信）。信也有两种可能后果：陌生人确实可信，皆大欢喜；或者，上了陌生人的圈套。用博弈论的方式可以这样表述：

在这个矩阵中，设想博弈双方是我和彼得。第一个策略：信任，我可能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回报payoff：信任／值得信任（我信任，彼得值得信任），双方都可以得到完满的报酬（对人对己更有信心）。但我也可能得到负面回报（彼得欺骗了我）。我的第二种策略是：不信任，可能得到的回报也是两种：不信任／其实值得信任。彼得的回报负面（不被理解、失望），而我的回报是中性的（没有得失），不信任／不值得信任的组合回报对双方是同等的：我没有损失（没有上当），对方也没有损失（该料得的结局）。这样看来，在弄不清彼得的真实意图时，我的选择是对的，即选择不信任虽然不能得分（第一种选择），但也不会像信任／不值得信任那个组合失分。反过来，在这个博弈中，如果彼得是诚信邀约，那么他宁愿选择不邀约陌生人，因为这样他不会有负面回报，如果彼得另有图谋，那么他的选择一定是邀约，因为邀约被拒绝，他没有损失，而得逞，他就会得分。

这样的博弈，在中国的语境下有广泛意义。当陌生人许诺好处时，拒绝是更安全的。近年弄得沸沸扬扬的“要不要扶摔倒的老人”的问题也有这样的信任博弈关系，许多人不愿意扶，是因为回报的两种可能回报差别太大（做好事的心理满足 vs. 被老太太或老头陷害）。由此我想起我生活过多年的印第安纳小城，和我经常去的纽约市。小城镇是不设防的，你常常得到陌生人的帮忙，而不必担心“陷阱”。相比之下，大都市基本是人人设防。朋友提到在国内有些中小城市陌生人会“拼车”去机场或办其他事情，在大城市很少有这样的事，因为陌生人互相的信任感要差，不能假设对方不会坑人。博弈的结果，中西部小镇就容易形成淳朴民风，而人来人往的大城市，骗子多了，或者说“混混”多了，就要想这个会不会too good to be true （天下哪来这样的好事）。这种社会生态可以用进化博弈论来解释：长此以往，就会形成大城市的相互漠不关心，形同陌路，和中西部城市的相互帮助，夜不闭户。这个假说让社会学家去验证吧。 

这辈子，和彼得的“缘分”停留在一面之交上了。彼得成了一个永久的迷。如何与他人相处，人和人差异有很大差异。你太简单了，世界比你复杂，不成；你太复杂了，世界比你简单（也比你美好），你的损失也无可估量（一个怀疑一切的人在精神上无所附丽）。轻信容易被人利用，怀疑让人丧失信念和勇气，这便是做唐吉诃德还是哈姆雷特的难局。如何拿捏与他人的关系，如何建立可信赖而有价值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如何避免“宁可我负别人”和“宁可别人负我“这种极端立场，活过了半百的我依然困惑（何来“五十而不惑”）。我只是知道，如果人和人之间缺乏基本的诚信，这个世界会很可怕。我更愿意相信，彼得是真心邀约。只是我在里斯本完全没有防御能力和资源，万一被欺骗代价太高。彼得是个见过市面的明白人，他能理解。抱歉了，彼得。

2013年6月19日写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