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樟林副教授入选“仲英青年学者”奖励计划

教师寄语

“使劲去想，才会有梦想”

各位好，非常荣幸能够作为教师代表与大家交流，由于接到通知才只有三天的时间，时间紧迫，实在无暇去准备那些气势磅礴的排比句、以及精心设计的网络段子。因此，我今天打算失职一次，放弃老师的角色，选择作为一个在东大待了十年的大师兄，跟大家谈一谈我是怎么走上今天的学术之路的，尽管这条路非常的穷酸，以致于我们经常会说这是上了一条“贼船”。但是，我想，作为一个故事，还是可以听一听的。

我今天的演讲主题为：“使劲去想，才会有梦想”。我将从大学、硕生、博生三个阶段，和各位分享自己的故事，希望能够让你们更加了解我，了解梦想从来都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而毋宁需要慢慢地经营，并加以坚持和改变。

一、大学生活中的庸俗梦

我是一个来自安徽农村的学生，正所谓人穷志短，在我一直只想着要摆脱那种不用三伏天还要下地干活的环境里，我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梦想。一直以来，我的父母只是告诉我，你只要考上了大学，你就不用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酸生活。因此，“苦读书，考大学”这个看起来都算不上梦想的梦想，一直主宰着我的少年生活，我不可能知道自己以后会去攻读博士学位，也不可能知道自己会对那些令大多数人十分反感的学术论文兴趣浓厚，甚至于，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整个一个城市，大概也不会有人去想要从事所谓的法学研究工作。

因此，我一直认为，一个人不可能能够规划自己的人生，太多的偶然的因素会改变你的路线。我在博士阶段所要实现的梦想，大多只是半路杀出来的，它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背景和逻辑，是空降的。

等到我在2003年顺利考入大学以后，我过上了一种没有梦想的生活。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听到几个学霸在讨论以后是不是要考研时，我当时十分惊讶，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在拿到获取城市户口的车票之后，还要如此折腾。并且，我还十分不礼貌地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真是好高骛远”。

直到我在大学毕业收拾行李之前，我才明白是什么让我在大二之后开始对学习成绩十分关心。那天，我在对行李进行打包的时候发现，我在大学四年里穿的唯一一件用于御寒的棉衣，竟然还是学校发的用于救济贫困生的。那件比我身体整整大一圈的、十分土气的衣服提醒了我，大学生活中的我，需要获取更多的奖学金和那些现在看来并不重要的虚荣。有时候，马克思的话是对的，经济决定一切，在你只能对面包感兴趣的时候，你不可能还会想着去吃一顿牛排，你的钱包决定了你的脑袋。

因此，相较而言，农村学生的梦，大多显得比较庸俗，根本没有任何高雅的成份。我来自农村，而且只是一个凡人，自当也跳脱不出这个既定的框架，我也没有必要违心地说，我自打三岁便立志要从事行政法学研究，这大多都是虚假的。我必须承认，从高中到大四毕业，我所有的梦想都非常庸俗，在已经考取大学之后，除了学习成绩之外，我根本没有什么方式能够证明自己，而我恰恰是一个喜欢证明自己的人。这可能是我大学生活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尽管我至今仍然还并不十分确定，但毋庸置疑的是，那时的我喜欢奖学金，喜欢诸如“三好学生”、“优秀班干”带来的虚荣，如果这些也能够被算做是一个梦想的话，我想也应该只能被限定在“庸俗梦”的范围之内吧。

二、硕士生活的执着梦

如果说大学生活只是为了摆脱农村人的命运，那么，硕士生活则有了一些稍微高端的变化。尽管直至今日，我仍然还是一个庸俗的人。

2007年5月，我果断地处理了人生的第一个选择。当时，我被选调到我的家乡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区法院担任法官，但与此同时，我也顺利通过了东南大学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考试。我的妈妈告诉我：“去当官吧，多给我长脸！”。

此时，如果梦想没有升级，仍旧还是那个庸俗的面孔，应该说就没有今天这个样子的我（“这个样子”只是一个客观描述，并不代表我现在就一定很好），我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手执法槌的大法官，为乡里邻居排忧解难。

但就在这时，我的第二个梦想突然间空降了，我执着地认为，要对自己一年以来在准备硕士研究生考试上所付诸的汗水负责，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芳华，毕竟选调生的资格获取并没有花费我太多的精力，它只是上述庸俗梦的副产品。最后，我坚守了这个选择，这也是我的第一个执着梦，它基本为我的硕士生活定下了基调。

坦诚而言，相较国内一流法学院，十年前东南大学并没有为我提供一个熏陶思想的环境，毕竟她是以工科见长的。因此，我现在想来，我之所以会走上学术之路，更有可能是以下两个因素所决定的：

其一，我的“坏”性格。厦门大学的法理学新贵周赟副教授曾说，做学问有时候就是要认死理、钻牛角尖，过于圆滑并不适合做理论研究，只适合做人。

2016年公众号东南法学推出男神季，我非常意外的当选了。学生让我写寄语，我随手写了这么一段话：“只有偏执的人，才能做出大学问，只有极其无聊的人，才适合以学问为伴。有文化的愤青，不是坏人，请聆听他们。恰恰相反，没有原则和立场，才是最不够格的法科生。因此，在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当中，其中有一件就是和愤青辩论，包括我最喜欢的学生在内”。

熟知我的人都非常清楚，我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当然，在不同人眼里，这个“原则”也可以被解释为“愤青”、“迂腐”等不好的形象，在中国社会里，这是一个大众法则，我们没有必要去为此争论，真理往往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在中国的社会标准上，我的这种性格就是“坏”性格。很显然，这个性格并不是在研究生阶段才形成的，它应该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从小就喜欢表达不同意见，有时候还喜欢用十分调侃、过于激烈的言词挑战权威。毋庸置疑，这是最不讨人喜欢的处事方式，也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

但是，老天爷是极为公平的，两扇窗户总是一个开着，一个关着。谁都不会想到（实际上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这种爱憎分明的性格竟然让我在研究生生活中如鱼得水。几乎在每一门课程上，我都能够提出异于常人（注意不是“超于常人）的看法，并且我总会逼迫自己想尽办法去证明那些看起来几乎不可能成立的命题。这种感觉维持了整整一年，而且，为了证明我不是胡说八道，我还查阅了大量的法理学专著，积累了一定的在别人看来十分玄乎的法哲学基础，这让我获益匪浅。现在，每当有同门师弟问我该怎么安排自己的研究生生活时，我都会告诉他们什么都不要干，看点法哲学、政治学的书籍，特别是弄懂各种学派的来龙去脉。

“坏”性格非但培养了我喜欢追求真理的习惯，而且还给了我一些莫名其妙的自信。我敢于在任何场合阐述自己的立场，并且还乐于指出别人的错误。这种感觉曾在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展现的淋漓尽致，我竟然十分反常地和答辩老师争吵激烈，并说了“大错特错”、“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之类的“大逆不道”的话。现在看来，这些基于自信心理而做出的行为是不必要的，我现在也变得圆滑了很多，油腻了很多。但是，它们却是我执着于走学术之路必不可少的基因。多年以来，当别人叫我点评一篇论文或一部立法时，我总会对自己将可能无话可说而诚惶诚恐，生怕丢了面子，失了虚荣，但十分庆幸的是，每当我开始认真研读它们时，我总是能够发现一些非常低端的错误，而且这个规律从来没有被打乱过。一方面，我想着这多少和我的坏性格有些关系，另一方面，我还想着，估计将来我这个大学教师的饭碗还是能够保的住的，毕竟我的建议往往直截了当，有时候能给他们带来“恍然大悟”的感觉。

其二，我的室友们。你不可能能够想象出，当你和一个全国十大校园诗人住在同一间宿舍时，那种咄咄逼人的书生气会给你带来什么？我的室友袁立，是一个有着极高天赋的文学青年，来东南大学之前早已是享誉全国的青年诗人。他从一开始读研究生时就给自己定下了三年内发表15篇论文的计划。

我不确定是不是他这个宏伟的计划影响到了我，但我能够确定，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有意地关注起一些学术期刊。因为有天早上，他十分开心地说要在《河北法学》上发表文章了，他那种范进中举式的兴奋样子吓到了我，我十分好奇在《河北法学》上发文章到底意味着什么？后来，我开始明白CSSCI、CLSSCI、SSCI、SCI、中文核心、南大核心、北大核心等等这类词语背后所蕴含的力量，也开始关注学术前辈们的思想动向。

2008年10月，我开始潜心撰写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12月，我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劳动合同法倾斜保护劳动者之合理性论证》。我迈出了第一步，这一步并不大，只是全文都是自己写的，没有半点抄袭，我可以十分自信地告诉别人，这个在学术界看来不值一提的努力，在当时东南大学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中，足以让我的兄弟姐妹们刮目相看。但是，由于当时我不谙学事，因此这篇文章最后被发表在一本臭名昭著的期刊《法制与社会》上，我的第一次学术之旅最后也被打上了这个被人鄙夷的结局。

因此，从来自我室友影响的角度来看，我似乎是被环境逼迫才走上了学术之路的，这多少让人有些大跌眼镜。但是，这也可以说明，人生从来都不是设计好的，而是由太多的偶然因素决定，我不可能三岁时，就树立远大的梦想，说自己要做法学研究工作。

从硕士二年级开始，我过上了正儿八经的科研生活，像一个博士生一样，整天泡图书馆，我甚至于时常以博士生的标准过高地要求自己，这个状态以我在法学类核心期刊《行政法学研究》上发表了硕士论文的一个篇章《“非正式行政行为”的概念界定——兼“非强制行政行为”评析》而达到巅峰，感受了一下所谓的高峰体验。我凭借着这篇文章在东南大学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中获得了应有的学术“权威”，尽管这篇文章大多数同门都没有看懂，但“似乎很玄”，就已经完全能够达到震慑的效果了，我也因此获得了东南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应松年行政法学奖学金等等称号。

硕士阶段对学术的执着梦，在临近毕业的就业大潮中差点破碎。父母日渐年迈、同学事业有成、外界灯红酒绿这些现实，一股脑地唤醒了我庸俗的梦想基底。我开始向往纸醉金迷的生活，庸俗梦再一次占据上风，我竟然鬼使神差地去律所实习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里，我痛苦地在学术与实务之间纠缠，当我看到个个生活光鲜的律师大状时，我告诉自己要坚定做律师的立场，“做律师、赚大钱”。但是，我又时不时地忙里偷闲，写点自己的想法。最后，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我十分神奇的发现自己竟然写了两篇学术论文。

至此，我开始真正的看懂了自己，我真正喜欢的是做研究，而不是其他。此后，学术梦想开始位居正统，再也摆脱不掉。

三、博士生活的书生梦

睡上了博士宿舍的床之后，我突然间就变了很多。首先是我发现东南大学待我不薄，独立的生活空间、1200元的生活费、干净宽敞的李文正图书馆，让我衣食无忧。这些条件，加之偏居一隅的九龙湖校区，将我之前的那些庸俗梦彻底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不翻身，我开始打起自己的如意算盘，想着是不是可以做一介穷酸书生。

我的第二个变化是戒掉了自己身上的一些坏毛病。我在一次学术讲座上听一位大师说，成功男人都有自己良好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做学问。我对此信以为真，戒掉了已有约10年的抽烟习惯、养成了晚上11点睡早上7点起的作息习惯。现在看来，这一改变让我获益良多，至少我每天都可以在图书馆抢到那个固定在三楼期刊阅览室的一张座位，也使得我与图书馆老师之间可以亲密无间地交流，甚至于获得可以将期刊带出去复印的特权。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在那个固定的阅览室、固定的座位上完成的，我整整在那里坐了三年。我记得，那个阅览室的几个阿姨经常和我家长里短，非但他们经常会给我预留那张板凳，而且大多熟悉的人，也不会去坐那张已经带有我身上味道的板凳。

我的第三个变化是找到了我的终身伴侣。她有着山东人所有的传统美德，她一直笑着支持我贫苦的学术生活，也让我将长期以来的庸俗梦抛向了九霄云外。我清楚的记得，她的生日，我只在食堂面包房给她买了一个五块钱的蛋糕，但她却吃的很开心；圣诞节，她陪我坐在图书馆三楼，我写论文，她玩游戏，玩的不亦乐乎；工作了，同事们都用苹果手机，她还拿着别人赠送的诺基亚，和我唠叨家长里短，从不羡慕；订婚时，微薄的彩礼竟有她的一半，可她还陪着自己的父母，快乐不已；结婚时，我们非但连婚纱照都没有拍，甚至于连结婚用的礼物，都是京东商城上拣出来的。她非但从不向我要求什么，而且我给予她的一些非常细微的关怀，都能使她潸然泪下。我想，我三年的博士生活，除了收获了那本砖头厚的论文之外，便是我的这位可爱可敬的夫人了。

我的第四个变化，是我开始敢和家师探讨一些学术问题，而十分幸运的是，老师也会从百忙之中拨冗回应。从博士生活开始，我会定期地向他发送自己的读书感受，说说我最近干了什么。渐渐地，我获得了老师的认可，他开始邀请我参与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开始对我的文章加以修改，而且还放心地将一些重大课题交由我来小试牛刀。

总的来说，我在这次改邪归正之后做了两件事让我觉得做学问还可以这么与众不同。第一件事，是我开始尝试翻译论文。我记得有一次南京大学法学院请我们这些旅台人士去做一个经验交流会。会上有个硕士生问我该怎样发论文，而且要说最简单的方法。我说大约有两种方法可供参考：第一，你敢挑战通说或权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第二，采用大量的比较法材料。第一个方法需要灵感和基础，不可一蹴而就，相比而言第二种方法更为可行。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我早在博士二年级的时候便已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反复告诫自己，一定要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把自己打造成他人不可替代的角色。

2011年11月，我开始翻译自己的第一篇论文《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烟草管制之斗争》，这篇只有约12000字的英文文献，耗费了我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从看懂、到讲究信达雅、再到和宋华琳老师联系请求校对，这些事情都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但好在我最终还是挺过来了，我战胜了自己，开阔了视野，增加了自信。并且，在这之后，我告诉自己坚持一年至少翻译两篇文章作为最起码的学术任务。作为回报，这一努力的结果是，我获得了一次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主编的《环球法律评论》发表文章的机会，这是一个很多博士生十分向往的展示自己的平台，但却让我这个非一流法学院的学生拿到了。

我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开始驱使自己避开学术热点，关注基础理论。这一点，是我在自己十分崇敬的长江学者樊和平教授所主讲的《法哲学原理》的课堂上确定下来的。毫不夸张地说，我在这个课堂上第一次获得了精神上的洗礼，你不可能会想象到，黑格尔能够从一个“意志”概念出发，慢慢地生长出来家庭、伦理、国家这些实体，而且逻辑严密，思路清晰。樊老师讲课的课堂是面向哲学系的学生的，我有一次出于好奇旁听了一次，之后就再也甩脱不掉。他和他所主讲的《法哲学原理》让你能够感受到完全迥异的理论魅力，在那些日子里，我时常有一种茅塞顿开、拨云见日的感觉，原来几百年之前的理论，放在现在还能够这么贴切、自然。老师在课堂上反复地告诉我们，不要追求社会热点，理论研究虽然是以社会为现实的，但却需要超越现实，时尚不是学术研究的初衷，学术期刊不是面向大众的，而是学术精英，我们不需要迎合大众，那只是舆论媒体的任务。带着这一告诫，我开始寻找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我有意偏向那些具有共同内容的基础理论问题，最后，我选择了《应收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研究》为题，开始了撰写博士论文漫长的、痛苦的生活。

这些东西放在一个破碎的时间段里，你可能看不出来它的效果，老师发给我的短信和邮件，给我带来的鞭策与鼓励，往往也只能起到大约1个小时左右的功效，当你再次看到各种期刊都排斥博士研究生的文章时，你会骤然间落回到现实之中。但是在今天，当我反观已经过去的时光时，我才发现它的珍贵，如果没有老师的鼓励与帮助，我肯定不会在学术道路上走的如此坚决。

这之后，我过上了让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苦行僧生活。我在QQ签名上写上了这么一句话：“闭关修炼，请勿打扰”。我的大学朋友来到南京，我大多也都是以“正好这两天不在南京”、“和女朋友刚刚吵架”之类的话搪塞过去的。毫不夸张地说，我一下进入到了一种自娱自乐的境界，我的朋友大多是行政法上的那些催眠术语，我开始享受早上7点钟起床，手拿一杯豆浆、一个煎饼，走在校园里的那种安静的感觉。我开始不喜欢骑自行车，而是独自散步。我经常会在发现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时，将其暗暗的放在一边，出去玩一个小时以后，再回来细细评味，就像小时候妈妈给我一颗糖，我不舍得吃一样。我还开始喜欢追踪一位学者平生所有的文章，喜欢像法理学那样，追问行政法上各种理论的来龙去脉。用我夫人的话说，种种迹象表明，我走火入魔了。

你只有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才会感觉到自己的知识是多么的匮乏，你也才会明白原来自己以前看的那些似乎并不怎么重要的书籍，原来如此的意义非凡。我的博士论文写了近一年半的时间，37万字。我所采用的一个理论模型，基本上可以将所有的涉及行政处罚的问题一网打尽，这是我一直引以为豪的地方。我非常自恋的认为，我为中国行政法学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而且，这一成绩似乎也获得了理论界的认可，我将自己博士论文的一个部分，成功发表在了整个法学界的顶级期刊《法学研究》上，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现在，我也经常跟别人吹牛说，我是中国行政处罚研究第一人。当然，我之所以会这么说，不是因为我有多牛，而是因为这个主题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研究。

我在2012年的时候毕业了，有幸留在东南大学继续“做梦”。2012年换了一届国家领导人，整个舆论环境开始频繁地使用中国梦的提法。虽然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现在拿着教育部给的薪金，按理也应该改做中国梦，但直至今日，我似乎并没有这个雄心壮志，我的学术角色一直转换不了，对国家的热点话题敬而远之，我依然早起、背包、上办公室，那些个换房子、换车子之类的事情，好像至今与我无缘，我也始终提起不了兴趣。

我想，该是时候需要换一换梦境了，我仍然需要使劲去想，只有这样，才会有不同的梦想，它或许是一个更为庸俗的生活梦，或许是一个更为高级的教授梦，也或许是要为东大培养一个年轻的梯队，从你们之中找到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的像我这样喜欢做梦的人。

但无论如何，你和我都必须记住：“只有使劲去想，才会有梦想的”。

谢谢，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宝贵时间。

——熊樟林

文稿  熊樟林

摄影 张佳蕙

排版  刘将卓

责编  梅思雨 刘将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