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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应企业家的关切
所谓“企业家精神”,核心在于创新和冒险:能够发现一般人无法发现的机会,能够运用一般人不能运用的资源,能够找到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办法。从熊彼特、彼得·德鲁克以降,企业家精神已被看作一种无形却珍贵的生产要素。其实,企业家精神任何时候都存在,只是有时处于受抑制状态。使其从潜在变为现实的前提是,搞清楚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企业家精神自由张扬,这样才可能清障铺路。
人文经济学会创始人傅小永近日披露,根据其开展的“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调查”和编制的“中国营商环境指数”,近年来,经济环境信心、政策环境信心、政治法律环境信心、社会文化环境信心四个一级指标中,第三个分值普遍较低,特别是其中的“国际政治环境信心”。而营商环境的一级指标,共分投资环境、税负合理性、权益保护度、市场环境、开办企业便利性、纠纷解决机制、政府服务水平等七大类。得分最高的是“开办企业便利性”,而权益保护度、市场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则得分较低。
在疫情前民营经济已降入困境的2018年,民营企业最主要困难是要素成本上升过快,去杠杆、环保等政策压力,市场准入和融资等歧视,国际市场风险增大、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显然,五年后,企业家身处的环境并未根本改善,有些因素反而恶化了。其它机构的调研结果大体类似。不难看出,企业面临的诸多困难中,有些是应当主要靠企业家自己解决的,有些则是靠企业无力解决的,政府责无旁贷,须为企业家精神自由张扬营造有利的宏观环境。
中国政府已清醒认识到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数月来,提振信心、改善预期,频频成为政府官员向企业家喊话的主题,然而,迄今效果并不明显。“定心丸”吃了一颗又一颗,但似乎也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诚然,政策宣示和扶持政策发挥效力都需要时间,不过,企业家的关切还没有得到有效回应恐怕是喊话效果不彰的更重要原因。这种局面亟需改变。
前些年出台的收缩性政策,往往是不由分说,迫使企业从某一领域撤出,或者强制压缩规模。这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尤其是与《民法典》基本精神不符。“法无禁止则可为”的可信度大大打了折扣。这些政策极不利于法治国家建设。三年疫情期间,在一些地方,又动辄迫使企业停产歇业。这种行动方式会否成为积习,尚待观察。
有鉴于此,当下需要对过去数年的政策做一番认真梳理,做出专业的、客观的评价,特别是对于收缩性政策,该清理的清理,该废除的废除。这样做,不是为了算旧账,而是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明天。政策不仅有持续影响,而且有自我强化的趋势。收缩性政策一日得不到清理,它就仍在“收缩”中国经济,企业家精神又怎能得到释放呢?
欲让企业家精神张扬,还需营造有利的社会氛围。中国改革开放史表明,什么时候企业家心情舒畅、才智涌流,中国经济就顺风顺水、高歌猛进;反之,每当企业家感到灰溜溜的时候,中国经济也就随之陷入不景气。这就需要进一步从理论的高度,对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作用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阐述,破除旧的意识形态羁绊。
在今年两会李强总理的首场记者会上,他在提出“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的同时,还直指:去年有段时间,社会上有一些不正确的议论,“使一些民营企业家内心感到忧虑”的不正常状况;他重申“两个毫不动摇”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是长久之策,过去没有变,以后更不会变。这些论述都是极为精辟的。不过,更重要的是彻底铲除“不正确的议论”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
近来,跨国企业掌门人络绎访华,受到中国政府热情接待,中国领导人借此机会传递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信号。由政府首脑出席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与此精神一脉相承。应该看到,全球企业家有竞争,有合作,但总体而言是惺惺相惜的。因此,我们看到,和外部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的关系,是过去5年影响中国企业家信心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国外人士也密切关注中国企业家的境遇。日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表示,民企若获得良好对待,将提振外资对华信心。这一表述,可给如何激发企业家精神带来启发。
说到底,张扬企业家精神,仍然避不开市场与政府关系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已成为人们不假思索便能脱口而出的金句,然而,在出台一项项政策时,是否做到了这点呢?这是值得各级政府反思的。
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不过30余年,企业家精神还远远没有激发出来。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如何培育、激励、保护企业家精神,中国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为了中国经济尽快重回正轨,走上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必须像爱护我们的眼睛一样爱护企业家精神。当下,要切实回应他们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