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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崛起,只有改革开放一条路
可以肯定地说,印度的制造业潜力是被严重高估的,“世界大工厂”没戏。印度经济崛起的真正看点是IT产业,印度今天已经是软件制造的“世界大工厂”,从IT产业大国到IT产业强国只有一步之遥。
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样,莫迪把吸引外资作为启动制造业的抓手,因为“印度制造”面临早年中国制造业起步阶段类似的困境——长期封闭且缺乏市场机制的环境下,本国制造业基础薄弱。
总的来说,印度本土制造业就是一套极端低配的工业体系,什么都能造,但是都只能将就用。
国之重器的军工部门能造飞机坦克,但是也就是个勉强能用的水平,军机是“寡妇制造器”、潜艇有“自动下沉功能”和易燃易爆属性,印度人自己看了直点头(印度习俗是“摇头yes、点头no”)。
民用制造业的水平,也好不到哪儿去。2005年,印度第一大集团企业塔塔公司承诺要“制造一款人人买得起的轿车”,印度政府也表示大力支持,要地给地、要钱给钱,全方位扶持。项目进展异常迅速,仅仅花了三年时间,450万平米的巨大车间拔地而起。谁说印度企业都是“龟速”?花别人钱的时候,印度速度同样可以“多快好省”。
2009年,印度政企合作、独立研发的神车nano正式亮相,却成了“闭门造车”的经典笑话。
nano基础款售价仅相当于8000元人民币,这是塔塔公司当初承诺的价格。便宜是真便宜,简陋也是真简陋。动力超弱的双缸引擎,避震就靠一根平衡杆,连后视镜也没有。驾驶性能不行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安全性。得升级到“豪华版”才能配个价格不到100元人民币的安全气囊——还可以享受到后视镜的奢侈配置。在习惯了本土低劣产品的印度人看来,这些可能都是小问题,频频发生自燃事故才是大问题。在印度炎热的气候条件下,动不动“火冒三丈”的小汽车和定时炸弹无异。
据说,nano最初也想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安全不达标第一时间就被拒绝。其实真进入中国市场也不会好卖,性能差不多的中国“老头乐”只卖三四千,不比“极简神车”香吗?
印度高度封闭、保护主义大行其道的环境,严重耽误了印度的本土制造业。不是对本土企业的“保护”,就不会有“印度神车”的诞生,也就不会把并不宽裕的资源浪费在空头承诺上。
本土制造业基础羸弱,“印度制造”的起飞就得靠“外来的和尚好念经”。2014年,莫迪上台后大力吸引外资,意图和日本制造、中国制造一样,以开放促改革,从代工开始起步。但是,改革不彻底,开放也艰难。糟糕的营商环境留不住“外来的和尚”。
印度社会对外企有丰富的“养羊杀羊”经验。错综复杂的监管体系、“任性”的立法、随意发挥的税务机构,都是外企杀手,导致印度此前几次开放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莫迪政府虽然是印度历史上少数的强势政府,但是依然无法改变糟糕的营商环境。辛苦引进的外企待不了几年就纷纷撤退。
因此,莫迪捣鼓制造业近十年,依然没有“印度制造”的曙光。印度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非但没上去,反而一路下滑,从2015年的15%滑落到2022年的13%。“印度制造”永远有故事,但也只有故事而已。
因此,印度的经济结构相当“超前”。印度是人均GDP区区2000多美元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服务业在GDP的占比高达55%以上,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且,印度的“服务业发达”并不是近年来的“经济转型”,而是长期现象。
神奇的印度服务业是怎么撑起经济的半边天的呢?既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因素,也有现实的阴差阳错。
早在丝绸之路的“上古全球化”体系中,印度就扮演了重要的中间商角色。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时期,东亚的中国是产品输出的起点,欧洲和近东是产品输入的终点,印度就是这条全球经济大动脉的中间节点,集贸易驿站、中间商的角色于一身。印度人经营的港口、货栈乃至金融服务,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也留下了浓厚的印迹,印度四大种姓的“吠舍”,主体就是工商人士。吠舍的地位虽然低于婆罗门(祭司)和刹帝利(武士贵族),但是同属于高种姓集团,并未受到严重的歧视压迫。很多吠舍商人的富裕程度甚至超过了婆罗门和刹帝利,这一传统甚至沿袭至今——不仅印度首富、信实集团掌门人穆克什就是吠舍种姓出身,大量印度中产也属于“吠舍”。
20世纪80年代,印度服务业更是借助“外力”,进入快速增长期。最初的动力多少有点无厘头——远程售后服务成了印度服务业外包的第一桶金。由于劳动力成本激增,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节省人工成本,纷纷把远程售后服务转向海外。但是,这个业务倒也不是哪里都能接的。首要条件当然是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其次还要有基本的英语会话能力,能够有耐心细致的服务意识当然就更好了。印度就成了不二之选。
印度的劳动力量足价低自不待言,人口数量最大的英语国家也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印度人的英语口音太重,被讥笑为“咖喱味”,但是基本对话还是可以的。甚至印度人磨磨唧唧的悠哉性格,也成了服务业转移的加分项。最绝的是印度和美国日夜颠倒的时差,居然也成了受到青睐的优势,企业也省下不菲的夜班费,美国顾客解决了夜间远程服务的难题。
送上门来的服务业当然不是奉行计划经济的印度政府计划出来的,算是意外之喜。虽然服务业的GDP产值计算比制造业要“吃亏”,账面上的经济贡献有限,但是服务业外包也有自身的发展优势——基础设施投入要求很低。“世界办公室”不需要多少电厂公路,多拉电话线就成。电话铃一响,就业岗位蹭蹭增长。另外,这种远程的服务业外包不会触动计划体制利益集团的蛋糕,没有多大阻力。因此,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印度社会很快就接受了自家大好青年被大洋彼岸的客户骂骂咧咧赚钱的好营生。
纯属意外之喜的服务业外包,很快给印度带来了更大的惊喜——软件外包业务也转移过来了。
印度的短板是教育。即便按照能写自己名字就算是识字的印度官方标准,印度人口的识字率也只是勉强过半。不识字不妨碍接电话,却妨碍当程序员。好在印度人口数量如此庞大,仅仅一半认字的也够培养出一支码农大军了。
至于所谓印度高等教育优势吸引了软件外包业务,是因果倒置的误解。早年的印度高等教育资源高度稀缺,90年代印度高等学历的人口比例不足5%,完全谈不上“高等教育发达”。印度以极端精英主义方式培育的科技人才,大量出走海外,留在本土的主要从事政府主导的“面子工程”。所以,印度捣鼓火箭卫星还算有模有样,但是经济部门的科技人才严重匮乏。并不是印度的高等教育发达吸引了软件外包,而是低端的软件代工的技术门槛并不高,印度也能干。
印度高等教育普及度的提高,是大量服务业转移后经济改善的结果。更宽裕的财力、高学历就业岗位的增长,印度政府这才有心、有力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高等教育事业中。饶是如此,印度也没有所谓的高等教育优势。
总之,九十年代印度软件代工业务的崛起,是在八十年代服务业转移的基础上顺势发展起来的。远程售后服务的卑微起点,却为印度培养了一批熟悉国际商务的经营人才,和较为完善的电信基础设施。再加上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印度得以无缝对接方兴未艾的IT行业。
后发国家的经济启动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只要少遏制、少干预,给点阳光就会灿烂。仅仅用了十年时间,本世纪初的印度软件代工业就稳稳地坐在了世界第二的位置上,软件出口的全球市场份额仅次于美国。
印度政府在软件产业崛起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就是没添乱。同属服务业的软件代工业务在印度的处境和远程售后服务一样。这个经济部门的基建投入要求低,与既得利益集团没有冲突。所以,印度政府监管部门没兴趣动刀子。而且,软件代工业务赚的是辛苦钱,规模虽大,利润率并不高,印度税务部门也无意特别关照。因此,在印度软件业崛起的黄金十年,热衷监管立法的印度政府在这一领域的立法纪录为零,这是对软件产业发展的最大支持。
时至今日,印度的软件产能占全球的50%左右,全球互联网产业离开印度就得停摆,并非虚言。但是,印度只是软件产能大国,始终没有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数字经济强国。
印度的软件代工业务如火如荼,每年为印度创汇两千多亿美元,是印度的创汇支柱产业。但是,国际市场风光无限的印度IT产业,在国内却是发展缓慢。
2022年“印度互联网普及率超50%”的消息上了各国新闻,评论者纷纷点赞“印度互联网产业大有可为”。可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同年,非洲人口大国尼日利亚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了65%。5亿人口的尼日利亚,人均GDP刚刚过2000美元,比印度还低了一截。
印度达到50%的互联网普及率和自己比,当然是进步巨大。在全球范围内比较,却是差距巨大。和尼日利亚是15%的差距,和东南亚六国是25%以上的差距。印度的数字化水平,至多算是勉强跨过了及格线,和印度“全球软件大车间”的地位完全不相称。
印度数字经济产业正处于一种“外强中干”的尴尬局面——外向型业务很发达,但是国内产业落后。互联网基础设施薄弱,是最大的短板,根子还是保护主义和高度管制的老问题。
印度电信业是保护主义、管制的重灾区。国营和国有参股的少数寡头企业高度垄断,但是自身技术水平和资金实力都存在严重短板,效率更是典型的“印度时间”。因此,拉电话线的传统业务还算差强人意,面对移动互联网革命却是应对乏力。搞了那么多年算是“普及”了3G。4G占比三、四成,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的西南五邦中心城市。至于5G,还停留在纸面上。印度电信企业是业务低能,能耐全用在坑外企上了。英国跨国电信巨头沃达丰在印度的魔幻经历,已经成了印度坑外企的“标杆”。最终沃达丰只能把印度业务的大部分股份“上缴国家”,由国营的印度电信接盘,黯然退出。
相对其它跨国巨头动辄数亿、十数亿美元的天价罚单,美国大厂的待遇相对好一些。毕竟这些印度软件外包业务的七成来自美国,印度人对这些大甲方多少还有些忌惮。但是,这些跨国巨头所受到的“优待”也仅限于此,业务发展处处受限,印度市场好看不好吃。
基建硬件和经营环境软件都不行,印度的软件产能停留在了外包代工的阶段。印度没有中美那样的互联网大厂,只有互联网“大车间”——印度十大IT企业都是软件外包业务为主的“替他人做嫁衣”。
互联网产业最有价值的产品并不是一行行代码,而是品牌及品牌背后的平台生态。印度只有代码,没有品牌,是公认的产能大国,却远远谈不上数字经济强国。
从做大到做强,印度的数字经济需要硅谷的海外援军。
真正的印度顶尖IT精英并不在国内的十大软件外包企业里,而是在硅谷担任高管。
选择印度裔CEO的美国科技企业名单很长,微软、谷歌、IBM、Adobe、美光科技、Twitter、Palo Alto Networks、VMWare、Vimeo、WeWork等等,有万亿市值巨头,也有各细分领域的头部。而且,这个名单还在代际传承中不断扩大。2021年推特联合创始人、掌门人、印度裔的多西交班印度裔后辈阿格拉瓦尔,极具“印度裔统治硅谷”的象征意义。
然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些跨洋成功的印度科技精英激励了无数印度年轻人投身互联网产业,为印度储备了一支强大的海外技术力量。只要印度的营商环境得到改善,这些海外游子就会带着硅谷技术和纳斯达克资本点燃印度数字经济的熊熊火焰。正如本世纪初前后,中国的硅谷精英纷纷选择归国,点燃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爆发式增长。
但是,吸引硅谷的印度精英归国,印度政府还要做许多。更准确地说,是要少做许多。目前看来并不乐观。近年来,印度政府追随欧洲,大搞互联网立法,个人数据保护、反垄断、电商等等,体现了“立法大国”、“监管强国”的魄力。这当然是印度政府对国内互联网产业发展高度重视的体现。
这可以视为一个不祥之兆。根据历史经验,凡是印度政府高度重视,推动立法、频繁出台政策、强化监管的产业部门,无一例外地都被搞砸了。政府的“重视”滋生了大量的利益集团,导致被“重视”的产业要么成为这些利益集团的盘中餐,要么成了他们的禁脔。早年的军工重工,后来的汽车工业、典型产业,以及最近备受重视的“印度制造”,都在印度政府高度重视的“慈爱目光”中灼烧成了残废。被印度政府忽视的外包服务业,反而长势喜人。如果印度政府真的能从一系列高度重视的失败中吸取教训,那么他们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大力改善营商环境,而不是自信满满地扮演“产业慈父”。
其实观察印度经济并不需要很复杂的理论分析,只需要观察硅谷“印度军团”的选择,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印度,也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全球科技产业。当他们大举归国创业,意味着印度互联网产业,乃至整个印度经济真正开始发力。
这在莫迪任内多半不会发生。这位热衷推动经济发展的“仙人”总理同时还是一位不遗余力推广“喝牛尿有利健康”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狂热信仰者。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民族主义政治目标和发展印度制造的经济目标,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有限的改革、半推半就的开放,“印度制造”、“印度代码”的天花板都不会高。
班加罗尔的科技之光,只是风中烛火的装饰品,照不亮这片棕黑色的混沌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