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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卡拉尼什 2018-05-27



 

我打开尸体的胃,发现两片还未消化的吗啡,这说明他是在痛苦中死去的。也许当时正孤身一人,手忙脚乱地抓着药瓶。

  

前言

全世界只有百分之0.0012的人在36岁就患上肺癌,天才神经外科保罗·卡拉尼什是其中之一。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他已经不在人世。

2013年,即将抵达人生巅峰的保罗,忽然被诊断出患有第四期肺癌。自此,他开始以医生和患者的双重身份,记录自己的余生,反思医疗与人性。




1


你也许会觉得,第一次解剖尸体,大概会觉得有点滑稽。然而,奇怪的是,我觉得一切都特别正常和自然。明晃晃的手术灯,不锈钢的解剖台和戴着领结的教授们都带着一种庄严的礼节。即便如此,从颈背一直割到腰背的第一刀,也是永生难忘的。

手术刀很锋利,感觉不是割开皮肤,只是拉开一个顺滑的拉链,皮囊包裹之下本无从得见的筋骨展露在眼前。就算之前做了很多准备,你仍然会有种出其不意的感觉,羞愧与兴奋并存。

尸体解剖是医学生的重大仪式,但也侵犯了圣洁的神明,令人刹那间百感交集:嫌恶、愉悦、恶心、沮丧与敬畏。然而时日长久之后,这只不过是枯燥沉闷的课堂练习。一切都仿佛在跷跷板上忽高忽低,有时悲痛感伤到无以复加,有时又想些琐碎平常的小事。

你看看你,违反着最基本的社会禁忌,但手术室里的甲醛(手术室一般需要甲醛蒸汽消毒)能让人胃口大开,所以又特别想吃个玉米卷饼。最终,当你解剖了正中神经,把骨盆锯成两半,割开心脏,完成任务之后,心里想的就完全是那些小事了:侵犯圣洁的神明又如何?这就是医学院课堂的常态啊。

很多人认为,正是尸体解剖,将有着正常人悲欢情绪与恭敬礼貌的学生,转变成冷酷无情、傲慢自大的医生。医学这种“罪大恶极”的道德使命,让我这个满怀崇高理想的医学院新生经历了一个急速下坠的过程。

尸体解剖之前,第一天是心肺复苏训练,也是我的第二次训练。第一次是在本科的时候,当时场面很滑稽,很不严肃,大家都嬉皮笑脸的。教学视频粗制滥造,用来练习的塑料模特连手脚都没有,真是假得不能再假了。

然而,现在,这些东西我们某一天可能真的用得上,气氛完全变了,人人都跃跃欲试。我不断用手掌按压着一个塑料小孩的胸,耳边是同学们有一搭没一搭的笑话,但仿佛还是听到这个孩子的肋骨被我一个不小心弄断了。

尸体解剖则恰恰相反。心肺复苏用的假模特,你假装那是真的,而尸体解剖用的真尸体,你却要假装是假的。但第一天的时候,你完全做不到。我面对的属于自己的那具尸体,有点发青,有点肿胀,但他曾经是个活生生的人,已经死亡,这样的事实无可否认。一想到接下来的四个月,我将用一把钢锯给这男人的脑袋做个对角线平分,我就觉得良心受到深深的谴责。

这就轮到解剖学教授出场了。他们建议我们,好好看一眼尸体的脸,然后用布盖上,这样更容易下手。我们不断深呼吸,眼神里带着认真与热切,准备割开尸体的头。恰好一个外科医生过来聊天,他斜着身子,手肘就撑在尸体的脸上。他指着光溜溜的尸体躯干上好几处瘢痕和伤疤,为我们构建了尸体的病史。这条伤疤,来自腹股沟疝气手术;这条是颈动脉内膜切除手术;这些瘢痕,是他不断抓挠留下的;病人生前可能有黄疸,胆红素很高;他可能是得了胰腺癌去世的,不过没有相关手术的伤疤,也许还没来得及动手术就死了。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我的眼睛却离不开他的手肘。每说一条新的医学假设,教一点新的医学词汇,他的手肘就在尸体被遮住的脸上挪来挪去。我在心里默念:脸盲症,一种神经障碍疾病,患者对人脸会失去辨别能力。很快我也会得这种病,手里拿着钢锯,心里轻松无比。

因为,几个星期后,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就逐渐消散了。我发现,跟非医学生聊天,讲有关尸体的事情时,我会强调这事有多怪异,多可怕,多荒谬可笑,好像要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看,虽然我每周六个小时都在切割尸体,但我是正常人。

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讲,有一次上课,我回过身,看到一个平时用的马克杯上都会有大团大团彩漆的女同学,正开开心心地用锤子和凿子凿进一具女尸的脊椎骨,碎片在空中四处飞溅。我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和这样的人划清界限。但我身在其中,无处可逃。毕竟,我刚刚不是才拿一对断线钳拆解了一个男人的胸腔吗?就算切的是死人,脸也蒙上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你还是会感觉他们身为人的特性扑面而来。我打开尸体的胃,发现两片还未消化的吗啡,这说明他是在痛苦中死去的。也许当时正孤身一人,手忙脚乱地抓着药瓶。


2


当然,活着的时候,这些病人是自愿免费捐献遗体的—我们面对这些尸体,用词也很快变成这种现实的反映。教授告诉我们,不要再“尸体尸体”地叫,最好说“捐献者”。当然,如今的解剖课堂比过去那些黑暗的年代进步很多了。(首先,现在的学生不用像十九世纪那样,自己带尸体来。医学院也不再支持去挖人家的坟找尸体。)

然而,知道个中细节最多的人,也就是医生们,几乎很少捐献自己的遗体。那捐献者们到底又知道多少呢?一位解剖学教授对我说:“如果血淋淋的过程细节会让病人不同意手术,那你一个字都不能说。”

不过这只是一个解剖学教授说的话,捐献者们知道的信息应该还是足够多的。不过就算他们知道了,真正感到屈辱的,不是这些最终被解剖的人,而是他们的亲属。你想想,你的母亲、你的父亲、你的祖父母,被一群插科打诨的二十二岁医学生给大卸八块。每次我读实验前的计划,看到“骨锯”这一类的词汇,都会想,这堂课上我是不是会最终吐出来。

然而,真正走进实验室,我却很少烦恼,就算发现此前令我坐立不安的“骨锯”不过就是一把生锈的普通木头锯子。有一次我真的快吐了,但离实验室很远,是祖母去世二十周年,我去纽约给她扫墓时的事。当时我情不自禁地弯下腰,几乎要哭了,不停地道歉,不是对我曾经解剖过的尸体,而是对那具尸体的孙辈。事实上,就在我们实验的过程中,有位儿子就希望把她母亲解剖到一半的尸体要回去。是的,母亲是签了同意书的,但儿子接受不了。我觉得我也和他一样。(尸体最后还给他了。)

解剖实验中,死者被具体化,真正被分解成器官、组织、神经、肌肉。第一天,你的确无法否认尸体身上的人性。然而,等到你给他们的手脚剥了皮,割开碍事的肌肉,拿出肺脏,剖开心脏,摘除一片肺叶,你很难再说这一堆东西是“人”了。最终,你会觉得,与其说解剖实验是对神明的冒犯,倒不如说这是欢乐时光中一件不那么愉快的事情。这种意识令人产生挫败感。很偶尔地,我们可能会反思,大家都在默默地向尸体道歉,并非出于罪恶感,而是出于我们没有罪恶感。

然而,这也不是简单的罪恶。不仅尸体解剖,医学的一切,都是对神圣的冒犯。医生们以一切可以想象到的方式入侵人体。他们看到的,都是人们最脆弱、最恐惧、最私密的时候。他们治愈病人,护送他们重新回到滚滚红尘,自己却转身离开。将尸体看作平常的物体和机器,恰恰是为了缓解人类最深的痛苦。同样地,人类最深的痛苦,也仅仅是一种教学工具。解剖学教授大概是这种关系的最终端,然而他们仍然与尸体保持着割不断的联系。

刚开始不久,我在我的捐赠者横膈膜上划了长长的一刀,就为了快点找到脾动脉,搞得在场的学监既生气又惊骇。不是因为我破坏了重要的组织结构,没搞清楚基本的概念,或者搞砸了未来的解剖,而是因为我做这一切时如此漫不经心。他脸上那种表情,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忧伤,比任何讲座都更深刻地让我理解到医学的真谛。我解释说,是一个解剖学教授让我这么做的,学监的悲伤变成狂怒,一些教授突然涨红了脸,被学监拖到走廊上去了。

其他时候,这种割舍不下的联系要简单很多。一次,教授给我们展示捐献者罹患胰腺癌之后留下的满目疮痍,问:“这人多大年纪?”

“七十四。”我们回答。

“我也是。”他说着,放下激光笔,走开了。


●   ●   ●

医学院的经历,让我加深了对意义、生命与死亡三者关系的理解,变得更为敏锐。我亲眼见证了自己读本科时写下的那些与人性关联的文字,在医患关系中变成了现实。作为医学生,我们要直面死亡与痛苦,我们以后的工作就是照顾病患,同时又暂不会感受到责任带来的真正冲击,这些充其量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医学院的头两年,基本就是上课、社交、学习和阅读,就是在继续本科的生活而已。然而,我在医学院的第一年认识了女友露西(就是我后来的妻子),她能看透学术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她内心的爱几乎无穷无尽,这也教会了我一些东西。

有一天,她在我公寓的沙发上,研究着心电图的那些波动起伏,经过冥思苦想后,她正确地指出了其中致命的心律不齐的状况。然后她忽然明白过来了,并在一瞬间流下了眼泪:从这张不知从何而来的“练习用”心电图可以看出,这位病人已经不在人世了。纸上这些弯弯曲曲的线条,不只是简单的线条,而是从心颤再到心跳停止的全过程,这些会让看懂的人心痛落泪。


3


我第一次见证出生,也是第一次见证死亡。当时我刚刚通过医师认证的第一阶段考试,整整两年,高强度的学习,埋在书山之中,在图书馆独坐到深夜,在咖啡馆聚精会神地看课堂笔记,躺在床上也不忘看自制的学习卡。而接下来的两年,我将奔波在医院和诊所,终于可以把那些理论知识付诸实践,去缓解真正的病痛。我的首要关注对象,终于要变成病人,而不是那些抽象的知识了。我的实习从妇产科开始,会经常上大夜班,在病房目睹产妇分娩、孩子出生。

日落时分,我走进医院大楼,努力回忆分娩的各个阶段和相应的子宫颈扩张程度,孩子在往外钻时各个位置的名字,反正只要关键时刻能派得上用场的,我都要想个遍。我这个医学生的任务就是观察学习,不要碍手碍脚。我的老师们,主要是那些已经读完医学院,并且选好专业、完成培训的住院医生,以及有着多年临床经验的护士。但我心中仍有恐惧如影随形,如同不安分的小鸟扑闪着翅膀。我害怕万一有什么意外情况,或者谁满怀期待地让我自己去接生,然后我失败了。

我来到医生休息室,见指导我的住院医生。走进去后,看到一个深色头发的年轻女人,躺在沙发上,大嚼着一块三明治,同时一边看电视,一边读着期刊上的文章。我做了个自我介绍。


△天才医生保罗·卡拉尼什

“哦,好,”她说,“我是梅丽莎。需要我的话,到这儿或者值班室来找我。嗯,你最好注意一下那个叫加西亚的病人,二十二岁,早产宫缩,怀的还是双胞胎。其他人都还挺正常的。”

梅丽莎一边大口咬着三明治,一边向我简要介绍了一下情况,信息真是很密集:双胞胎还只有二十三周半大;希望能尽量帮她保胎,不管能保多久,以便让胎儿发育得更成熟一些;至少要超过二十四周,这是培养胎儿生存能力的关键时期,之后的每一天都会好很多;病人在吃很多控制宫缩的药物。这时,梅丽莎的呼机响了。

“好,”她双腿晃荡着从沙发上落了地,“我要走了。你要是愿意,就在这儿待会儿。能收到很多不错的有线电视频道。要么你就跟我来。”

我跟着梅丽莎来到护士站。一面墙上全是显示器,显示着密密麻麻的遥测曲线。

“那是什么?”我问。

“子宫分娩力计输出的图像和胎儿的心率。我带你去看看病人。她听不懂英语。你会说西班牙语吗?”

我摇摇头。梅丽莎把我带到病房,很昏暗。准妈妈躺在床上休息,很安静,肚子上缠着各种各样的监控带,检测她的宫缩情况和双胞胎的心率,将信号传输到我刚才在护士站看到的屏幕上。准爸爸站在窗边,握着妻子的手,忧虑地紧皱着眉头。梅丽莎用西班牙语朝他们小声说了几句话,然后拉着我出去了。


●   ●   ●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天下太平,一切顺利。梅丽莎在休息室睡着了。我努力辨认加西亚病历上那些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跟读天书似的。我最终还是看明白了,她全名叫艾琳娜·加西亚,这是第二次怀孕,没有做产前保健,也没有医疗保险。我写下她正在服的药,提醒自己待会儿要去查一下。我在医生休息室找到一本课本,了解了一点早产的知识。早产儿如果活了下来,还是有很大概率会遭遇脑溢血和脑瘫。不过,三十年前,我哥哥苏曼早产八周,现在已经正式成为一名神经内科医师了。

我走到护士身边,请她教我看显示器上那些弯弯曲曲的图像。在我眼里,这跟医生写在病例上的字一样难以辨认,但显然可以预测接下来是平安无事还是大难临头。她点点头,开始指导我看宫缩数据和胎儿心跳对宫缩做出的反应:“这边,仔细看看,就能看到—”

她停下来,神情非常忧虑,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冲进艾琳娜的病房,然后又冲出来,抓起电话,呼叫了梅丽莎。一分钟后,梅丽莎赶到了,睡眼惺忪地看了一眼图表,也冲进了病房。我急匆匆地跟在她后面。她打开翻盖手机,给主治医生打电话,连珠炮似的说着各种术语,我只能听懂一部分,也大概了解了情况:双胞胎情况很危险,唯一能保住的办法,就是紧急剖腹产。

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一大群心急火燎的人进了手术室。他们让艾琳娜仰卧在手术台上,药物注入她的血管。一个护士手忙脚乱地往她隆起的腹部抹了抗菌溶液,主治医生、住院医生和我用酒精冲洗了手和前臂。我模仿着他们迅速的动作,默默地听着他们低声咒骂。麻醉师给病人插管,而主刀的主治医生则烦躁不安。“快点,”他说,“我们时间不多,动作要更快!”

我站在主治医生旁边,看他用手术刀划开那女人的肚子,在她的肚脐下面留下一道弯弯曲曲的长切口,就在她那隆起的子宫顶端的下面。我努力跟上每一个步骤,迅速在脑子里搜索课本上的解剖示意图。手术刀所到之处,皮开肉绽。医生满怀信心地切开韧性很足、包裹着肌肉的白色腹直肌筋膜,接着用双手掰开筋膜和下面的肌肉,甜瓜一样的子宫开始出现在视野里。他把子宫也割开,一张小小的脸蛋出现了,接着又被淹没在血泊中。医生伸手进去,拉出一个,又拉出另一个。

两个婴儿浑身发紫,几乎一动不动,双目紧闭,像过早掉出窝的小鸟。他们的皮肤是半透明的,能看到下面的骨头,似乎不是两个真正的孩子,更像谁信笔画的素描。他们太小了,比医生的手大不了多少,抱都抱不住,立刻被交给在一边待命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医生,迅速进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燃眉之急算是解决了,手术的步调慢了下来,大家都趋于平静,没刚才那么混乱了。电刀烧灼切口,止住了小规模喷溅的鲜血,皮肉烧焦的味道缓缓飘散开来。子宫缝合,缝起来的伤口如同一排牙齿,咬合在一起。

“教授,腹膜需要闭合吗?”梅丽莎说,“我最近读到资料说不用闭合。”

“上帝造物时闭合的,不要人为去分开,”主治医生说,“至少只能暂时分开。我喜欢把东西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们还是把它缝合了吧。”

腹膜是包覆腹腔的一层薄膜。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错过了刚才腹膜被切开的过程,现在也完全找不到它在哪里。在我眼里,这伤口就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组织,然而在外科医生看来,这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如同雕塑家看一块未经雕琢的大理石。

梅丽莎要了腹膜缝线,把钳子伸进伤口,扯出肌肉和组织之间一层透明的组织。突然间,腹膜和上面的大洞就这样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她缝合了腹膜,继续处理肌肉和筋膜,把它们用一根粗针和套环缝法缝合起来。主治医生走了。最后,皮肤也做了缝合处理。梅丽莎问我想不想来缝最后两针。

我颤抖着双手,将针穿过皮下组织。拉紧缝线时,我看到针有微微的弯曲。皮肤被扯到一边,一团脂肪挤了出来。梅丽莎叹了口气。“不平整,”她说,“你弄到皮层了—看到这条薄薄的白色东西没?”

我看到了。看来亟待训练的不仅是我的头脑,还有双眼。

“剪刀!”梅丽莎剪开我笨手笨脚打的结,重新缝合了伤口,贴上带有伤口敷料的胶贴。病人被带去了康复病房。

梅丽莎之前跟我讲过,在子宫内存活到二十四周,是培养胎儿生存能力的关键。双胞胎坚持了二十三周零六天。他们的器官已经形成,但也许还不足以负担起维持生命的责任。他们本应该再在子宫的保护下安稳地发育将近四个月,接受脐带运送来的含氧血和营养素。现在,他们必须靠脆弱的肺部吸入氧气,而小小的肺还无法进行复杂的扩张和气体转移,也就是呼吸。我到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去看他们,两个双胞胎各自待在一个透明的塑料保温箱中,周围巨大的机器嘟嘟响着,显得他们那么小,几乎淹没在缠绕纠结的线和管子里。保温箱边上开了个小小的窗口,父母可以伸手进去轻轻摸摸他们的腿或者胳膊。对于小宝贝们来说,这种来自真人的触碰,是生死攸关的。

太阳升起,我的轮班结束了。我可以回家了,但双胞胎被从子宫中取出的画面让我难以成眠。我感觉自己也有点像一个未发育完全的肺脏,还没做好维系生命的准备。


4


那天晚上我去上班,被派给一个新的准妈妈。大家都觉得这个孕妇没什么问题。一切都按常规来,而且今天刚好就是她确定的预产期。我和护士一起跟进这个妈妈四平八稳的生产过程,宫缩频率稳定上升。护士不时报告子宫颈张开的状况,从三厘米到五厘米再到十厘米。

“好,现在可以开始了。”护士转身看着我,“别担心,快生了我们呼你。”

我在医生休息室找到梅丽莎,过了一会儿,妇产团队被召集到产房:要生了。梅丽莎在门外递给我一件长大褂、一双手套和一双很长的靴套。

“很脏的。”她说。

我们走进产房,我一直有点尴尬地站在旁边,直到梅丽莎把我推到产妇的两腿之间,主治医生的前面。

“使劲!”护士鼓励产妇,“再来一遍,就像刚才那样,不过不要尖叫了。”

尖叫当然停不下来,很快血和其他不明液体也随着尖叫一起喷薄而出。清晰整齐的医学图表完全无法表现自然的天性,不仅尖牙利爪会见血,生命的诞生也是一样。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病房里真刀真枪地学做医生,和在教室里做医学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

读书和做选择题,完全不像身负重任采取行动。你也许很明白,自己要头脑清醒,往外拉孩子的头,好让肩膀一起出来,但真正干起来又是另一回事了。万一我拉得太狠了呢?(我脑子里响起一声咆哮:那会造成无可挽回的神经损伤!)产妇每使劲一次,宝宝的头就出现一点,但歇口气的间隙,又缩回去了。每次往外三步,缩回两步。我等待着。

人类的大脑承担了这个生物体最基础的任务,而生育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就是这样的大脑,想出了阵痛和分娩部门、子宫分娩和心率监测、硬脊膜外麻醉和紧急剖腹产这样的主意;同时,也是因为这样的大脑,以上这些都有必要进行。

我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确定该干些什么。主治医生口头指导我,伸手抓住露出的头,接着产妇再次使劲时,我轻轻扶住宝宝慢慢钻出来的肩膀。是个个头挺大的女孩,胖乎乎的,浑身湿透了,至少是昨天晚上那两个小鸟一样的宝宝的三倍大。梅丽莎夹住脐带,我伸手剪断。

宝宝睁开眼睛,张嘴哇哇大哭。我又抱了她一会儿,感觉到她实实在在的存在,接着把她抱给护士。护士把她抱到妈妈身边。

我走到等候室,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产妇的家人。聚集在那儿的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全都欢呼雀跃,一阵纷乱的握手和互相拥抱。我就像个伟大的先知,从山顶带回新契约的欢乐消息!

生产带来的一切肮脏与混乱消失了。站在这里的我,刚刚抱过这个家庭的最新成员。她是这个男人的侄女,那个女孩的表妹。

回到产房,我兴高采烈地跑到梅丽莎身边。

“嘿,昨晚的双胞胎怎么样了,你知道吗?”我问。

她的脸色瞬间黯淡下来。昨天下午A宝宝去世了,B宝宝坚持了不到二十四小时,在我接生刚才那个宝宝的时候也走了。那一刻我满脑子都是塞缪尔·贝克特的隐喻,正与这对走到生命尽头的双胞胎相合:“有一天我们诞生,有一天我们死去,同样的一天,同样的一秒钟……他们让新的生命诞生在坟墓上,光明只闪现了一刹那,跟着又是黑夜。”我现在就站在“掘墓人”的旁边,他的工具是医用的钳子。这些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这你就接受不了了?”她说,“很多母亲胎死腹中,还是要经历分娩和生产。你想象得到吗?这些人至少还有过希望。”

就像火柴闪动微光,却没有燃烧起来。543号病房里,母亲在饮泣,父亲眼眶通红,泪水默默滑落:这真是和那边的欢乐形成鲜明对比;出乎意料的死亡,是那么不公平,令人无法忍受……你能去劝他们什么呢?你能说得出什么安慰的话呢?

“紧急剖腹产是正确的选择吗?”我问。

“绝对是,”她说,“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如果不做,有什么后果?”

“他们会死。胎心追踪的图表显示,胎儿正遭遇酸血症。不知道是脐带出了什么问题,还是其他地方出现了很糟糕的情况。”

“但你怎么知道追踪图表的糟糕程度呢?出生太早或者生得太晚,哪个更糟糕?”

“要自己判断了。”

这个判断也太难了。我这小半辈子,最艰难的决定,也就是三明治到底要法式蘸酱还是鲁宾蘸酱。而这样的判断,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又怎么可能安心做呢?医学实践方面,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但在生与死悬而未决之时,单凭这些知识够吗?光靠脑子聪明显然行不通,道义上也需要明确的思考。

不知何故,我必须坚信,这个过程中,我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智慧。毕竟,一天前我刚刚迈入医院大门时,生与死还不过是抽象的概念而已。现在,我已经近距离地直面二者。也许贝克特笔下的波卓说得对,生命就是转瞬即逝,太短暂,容不得多想。但我必须集中精力去扮演好迫在眉睫的角色,一心一意投入到死亡的全过程中。我就是拿着钳子的掘墓人。

不久,我在妇产科的轮转结束了,立刻就转到肿瘤外科。同期的医学生玛丽和我一起轮班。轮班了几个星期,在一个无眠的夜晚之后,她被分配去协助一台“惠普尔手术”。这是很复杂的手术,需要调整腹部的很多器官,以便切除胰腺癌。在这种手术里,医学生一般都要连续站上九个小时,通常只是旁观,顶多帮忙拉拉勾。被选中去协助这种手术,是医学生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过程极度复杂,能够主刀的至少也要住院总医生的级别。但这也是会累垮人的手术,是对普外科医生技能的终极测试。手术开始后十五分钟,我看到玛丽站在走廊里哭。惠普尔手术开始时,医生要从小小的切口放进一个小小的摄像头,看有没有转移瘤。因为如果癌细胞大面积扩散,那手术就没用了,需要取消。玛丽站在手术室里,想着要站上整整九个小时,心里一直在默默地祈祷:“我太累了—上帝啊,一定要有转移啊。”的确有。病人被重新缝合,手术取消。玛丽先是松了口气,接着心灵就不断被愧疚侵蚀,越来越深,痛苦不堪。玛丽冲出手术室,她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而我恰好出现在那里。

那些集合了生命、死亡与意义的问题,那些所有人在某个时候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通常都发生在医院里。当一个人真正遇到这些问题,这就变成了实践,有着哲学和生物学上的双重意义。人类是生命体,遵循自然法则,很遗憾的是,这些法则就包括一条:熵总是在增大的,生命是无常的。疾病,就是分子的顺序打乱了;生命的基本要求是新陈代谢,而死亡,就是新陈代谢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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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磨铁图书《当呼吸化为空气》,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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