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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了圈套,才从混混变成了大学生丨人间

时不语 人间theLivings 2022-07-20


一个是老谋深算、精通教书育人的校长,一个是对我倍加疼爱、知根知底的大哥,对付一个小混混还不是绰绰有余?


配图 |《不朽的时光》剧照




1981年7日8日早晨,当我在自贡一中考场,打开高考文科数学试卷时,瞬间惊呆了,上面竟有一道我已复习得滚瓜烂熟的题。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搓又揉——没错,是这道题,一模一样的——我忍不住在心里嚷嚷:“这个世界不是唯物的,绝对有神。要不,咋会有那么巧合的事?”




1975年,我还在读高一,就已经是自贡光大街资深的小混混了。

花衬衫、小管裤、马桶包、三角刮刀是我的标配。衬衫和裤子是三哥的,马桶包和刀是大哥的。我是幺兄弟,那年头穿的、用的都是捡大的。

大哥是钳工,三角刮刀是他的工具,尖且细长,三面都是刃口,锋利无比,藏在家里的那口破木箱子底部,至今都是管制刀具。一天,我闲来无事,趁大人不在,在家里乱翻,从此它就成了我的宝贝疙瘩,成天放在马桶包里,几乎与我形影不离。

身怀利器,杀心顿起。我常常在下课时拿出刮刀炫耀。同学们一个个面露惧色,但不敢告诉老师,怕惹我生气——毕竟,我可是差点杀了人的。

早在小学5年级,我就把水果刀刺进了一个6年级同学的胳膊。当然,我在学校写了检查,回家还挨了老汉(父亲)两耳光,屁股都被打烂了——老汉拿着一根木棍,我妈数着数,足足抽了20多下。


那时我家住在盐厂总库宿舍,虽说只有三层楼,屋顶还是瓦盖的,可在60年代,仍然算得上是“高楼大厦”了。一个单元5户人家,共用一个大厨房,邻里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相处得很和睦。5户人家中间的那家女主人姓段,是盐厂的医生。男的姓何,是中学校长兼语文老师,也教我大哥。大哥很尊敬何校长,每次在家门口碰见,都会规规矩矩地站定叫一声,“何校长!”何校长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的,用当铁匠的我老汉的话说,“那是蚊子叫。”一天,天擦黑的时候,何校长望着天空,一只猿老鼠在屋檐下飘飘起舞,时起时落。我猜他眼睛不好,就哄他说:“那是麻雀。”“不是麻雀,是蝙蝠。”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猿老鼠学名叫蝙蝠。那天,何校长给我讲了很多蝙蝠的知识。只可惜我没听太懂。他声音小,说的又是我很少听见的普通话,但我还是觉得他学问大,很了不起。何老师的儿子叫何文井,尽管门对门,年龄也相仿,但我就是不想和他一起玩——因为随便哪样我都比不上他,而且他从不放水——下个象棋,我损兵折将、主力军马炮被吃了大半,人家只是丢了两三个卒子罢了。他还故作大度地说:“这样子,我让你个马。”可让子不让人,照样让死里整。又让炮,最后让军,我依然一盘都没赢过;打乒乓我也不是他的对手。他个子高,手脚又长,时而轻吊短手,时而猛扣击球,杀得我手忙脚乱,每局皆输;再看看人家的作文,字写得漂亮不说,每篇评语都是优,简直是在羞辱我,我气得直喊:“老子不跟你玩了!”


我妈常说,跟好人,学好人,此话不假。自从我弃明投暗,远离何文井,天天和一群缺乏家教的男孩扎堆,加之受我三哥的影响,我很快就走上了街头。街头小混混的生活,无非就是逗逗女生、打打群架,没事泡烂茶馆胡说海吹,没干啥子名堂。光大街街头大混混的老大叫“敞口”,他尖头宽嘴,形象很不光辉、但力气大、敢拼命,又讲义气,所以深得大小混混们的拥戴。我三哥是光大街街头混混的狗头军师,他聪明过人,口齿伶俐,名气也很大。仗着三哥和敞口的势,又有三角刮刀在身,我一时变得很张扬,很骄横。一次,小混混曾三无意惹到我,本来我打不赢他,他比我强壮高大,但余五假装劝架,紧紧抱住曾三,我就连击了他十几下,手都打疼了,还脱下鞋子用鞋底抽,边抽边嚷:“老子今天没带刮刀,要不,会连捅你几刀,用不着手打得生疼!”然后揉着右手,在一阵欢呼声中得意洋洋地回了家。吃过晚饭,天刚麻麻黑,就听见外面传来三声尖锐的口哨声,我知道有人找上门了——小混混找人从来不叫名字,都是用口哨——往窗下一看,黑压压的二三十个人群中,依稀可见曾三朝我招手。“糟了!曾三邀人报仇来了!三哥不在,大哥不在,咋办?”我一咬牙,转身抓起三角刮刀藏入怀中,“咚咚咚”下了楼。我请他们借一步说话,离我家远点。这是混混之间的规矩,爱恨情仇一律私了,既不报官,又不能让父母知晓。一群人随我走到光大街深处。我孤身一人,看着黑压压的人群一步步朝我逼近,一阵风没头没脑地刮来,吹得我浑身颤栗,上牙碰下牙。只能拼了,砍头只是碗大个疤,我猛地拔出三角刮刀,迎了上去。




那柄锋利无比的三角刮刀,最终没有捅人,直到后来大哥把它拿走。真的,我不是害怕,4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我脑子里还没有法律的威严和生命不可侵犯这些概念,当我挥舞着三角刮刀,准备冲上去的时候,突然听见一声大喝——“李四,干啥子?住手!”我回头看,是黑哥。黑哥在电机厂上班,在光大街的大小混混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见他一头乱发,满脸漆黑,肩臂上搭着一块帕子,是刚下班的样子。“大家都不准动,这是李三哥的兄弟。”黑哥一句话,顿时化干戈为玉帛。我差点捅了人的事,后来在光大街轰动一时,妈和老汉自然也知道了,但他们也没办法。这些年,棍棒教育已经尝试了若干次,事实证明毫无效果。挨打的时候我咬牙挺过去,等好了又是老样子。每次我挨打,大哥总是拉着虎背熊腰、脸色铁青的老汉,指着我的脑袋说:“关键是要解决思想问题。”可思想又怎么解决呢?老汉喝闷酒,妈在一旁叹气。三哥是站在我一边的,二姐又不管事,他们就只能叫大哥回家商议。大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收缴了三角刮刀,然后背着我,和妈、老汉嘀嘀咕咕地商量,不知他们说了些啥子。没有利器在身,我老实了许多,加上之前的事还有点心虚,好几天都没出门。兄弟们在楼下吹了几次口哨,我也假装没听见。那几天,大哥天天下班回家,大家依然背着我说什么,只是妈不再一声声叹气了,老汉的脸色也由阴转晴,就着炒豆喝酒时,还会不断发出笑声。一天晚上,我甚至看见大哥从何校长家里出来,他一个工人,去何校长家干啥子?真让人想不通。


高中毕业后,怕我没事干又四处惹事,老汉便托朋友介绍我去盐厂人防工程挖方运土,当临时工。其实工作内容很简单,就是在洞里挖土,然后用撮箕挑出来。工作时间不长,每天就两三个小时。我下班就去泡烂茶馆,偶尔也打架,只是没了利器,加上三哥又下乡去了眉山,我也不敢那么横了。烂日子一天天捱过去,我没有觉得有啥不好,更没有考虑换一种生活方式。既没有考虑未来,又没有未来值得考虑——当然,说完全没考虑也不对,有时我也费尽心思地思考,“如何才能像三哥一样?”一天晚上,我和弟兄们正在英雄口搧荷荷(逗女生)。英雄口是自贡的市中心,街头人很多,闹闹嘈嘈的,大哥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一把扯住我的耳朵,把我拉在宣传告示栏前,大声喝斥:“你一天到晚日疯倒癫,没事干,去考大学噻!”我一看,是关于恢复高考的通知。那时,我们看不到报纸,也没钱买收音机,电视机更是没影的东西,宣传告示栏是获取资讯的唯一载体。“考大学?我我我……考不起!”话虽这么说,但我还是仔细看了下宣传告示栏,我的条件都是符合的,只是离高考还有几个月时间,考得上吗?这些年,我读了几天书,肚子里有几滴墨水,大哥不是不知道。“你不去考,咋子知道自己考不起?再说,一年考不起,你不晓得考两年,三年?”他语气严厉,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我不吭声,心里很抗拒,小混混和考大学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子,根本没有交集。大哥拉我回家,一路无话。路灯昏暗,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地面,歪歪扭扭的,釜溪河河水缓缓流淌,悄无声息,远处传来两声狗叫。“从明天开始,你就到我单位去。吃在那里,住在那里,复习考试。”“我不去,我考不起。”“你必须去。明天,妈、老汉、还有二妹要去眉山。”“去眉山?看三哥?”“李三在农村打架,把队长的指头整断了一根,人家不依。叫大人去商量解决。”大哥说,他们这次去眉山耽搁一两个月都说不准,所以家里不开火,不住人,我的吃住由他负责。最后,大哥还用一副吃透我的口气说:“你有选择的权利,你自己选择吧,看是流落街头还是跟我去单位?”这可把我难住了,虽说我打临工每月有20元薪水,但必须交给妈10元生活费,剩下的10元连喝茶抽烟都不够,咋整?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不完全是大哥设的局——毕竟三哥掰断队长的指头是真的——但二姐完全可以留在家里,我就不会无家可归,以至于去大哥厂子成了唯一的选择。




第二天,我跟着大哥去了他单位,但我是有条件的——“不看书、不复习、不考试,光是吃饭睡觉,睡觉吃饭。”大哥满口答应:“反正书、纸、笔、墨,还有复习资料都准备好了的,你想看就看,不想看也行。”我们都各让一步,很给对方面子。我还是嫩了,一步步陷入大哥精心设计的圈套里,还浑然不知。大哥上班前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苛的要求,“门必须下锁,因为是集体宿舍,怕领导查房发现有生人,那是要挨处分的。”这等于把我软禁了起来,但我当时没多想,反正只是吃饭睡觉罢了。大哥锁门后,我就躺在床上睡觉,乱七八糟想些事,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中午,大哥打饭回来,还是两荤一素,比家里的伙食好得多。开始几天还感觉新鲜,多几天就厌了,整天躺床上也无聊得很,翻身起来,向窗外眺望。这是一家很大的化工厂,开阔的地上,厂房鳞次栉比,中间竖立着四五根烟囱,正往外冒着滚滚浓烟,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氨气味。再看着放在茶几上的书,心想反正没事干,不如随便翻翻——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看来大哥是打算让我报考文科的。不是还要考数学和外语,咋没这两样书?哦,大哥是叫我有弃有取,放弃这两门学科吗?我自嘲地一笑,抓起一本历史书,胡乱翻起来。


晚上大哥下班打饭回来,瞟了几眼茶几上的书,发现有动过的痕迹,笔记本上也胡乱写了些字。他啥也没说,只是舒展了一下眉头,抽动了一下嘴角,仿佛在窃笑。第二天中午,大哥带回来了三荤一素,还买了一包翡翠烟。那可是4角钱一包的高档烟——此后,每天大哥去上班,我听见下锁声后,就立即拿起书本看起来。原来,读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比如历史地理,我看一遍就基本懂了,有的知识点还倒背如流。3个月一晃而过,在大哥的鼓动下,我去参加了当年的高考,最后总分只有220多分,离录取线还差很长一截——当然了,数学为0,外语为0,跛了两科,怎么都不可能考上大学的——我这才知道,自己严重低估了高考的难度。大哥却一点都不怪我,还安慰我说:“没事没事,100人只录取两三个,当然不容易,明年继续。”为了鼓励我,他还特意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像丢一包烟一样随手丟给我,说好看时间——那年头,买这块表花了他几个月的工资。虽然拿了表,但我还是想放弃高考,回归小混混身份。这时,妈他们也处理好了三哥的事回家了。没过不久,三哥也从农村回城,顶替老汉当了国营盐厂的正式工人。我重新回了家,进了盐厂大集体,被分配在8车间当铁匠。我个子矮小、瘦骨嶙峋,却被安排干重体力、高强度的锻工——虽说这不是大哥设的局,但无疑也是一种倒逼,让我忍不住开始琢磨,是不是只有考上大学,才能告别这苦差事。这时候,黄二登场了,天平进一步向考大学倾斜——这才是大哥设的局。




黄二也是小混混,只不过既胆小又没啥名气,在光大街众多小混混中,排名很靠后,属于随时可以抽身上岸的那种。但黄二也有自己的特点,长得帅,又很讲究穿着,可偏偏被分到盐厂当架车工——还跟牛一起拉。黄二的车间在土地坡上,又长又陡,大概有一两千米,四五十度。车间每天的物资,比如油啦、米啦,都要靠人牛合力才能拉上去。每天,黄二就和一头牛一起拉着架车,往返两趟。这样一个帅小伙,天天与牛为伍,别人虽然当面不说,背后都在笑话他,为此黄二很沮丧。“咋子也不能和牛拉一辈子车。”那天我遇见黄二,他告诉我自己打算靠学习改变命运,还劝我少出来鬼混,没事看点书。最后约我哪天一起去图书馆看看。我差点就告诉他我参加过高考了,但终于还是忍住没说,太丢人了,“我是被大哥鼓动发了神经,赶鸭子上架的,你呢?你不想当混混,随时可以抽身上岸,犯不着发奋读啥子鸟书?也不撤泡尿照照自己哪个鸟样。”我不好当面损他,就在心里臭骂。虽然很看不起黄二,但我又十分急迫地盼着他哪天真的来约我,带我去从来没去过的图书馆,看看那是不是另外一个世界。


图书馆原来就在电影院斜对面,过去我搧荷荷时不知从那里经过了多少次,不过眼睛都落在女生身上了,愣是正眼都没瞧一下。第一眼看它时,不起眼的正门里曲径通幽,穿过两条回廊地势,才开阔起来:一个偌大的灯火通明的房间出现在眼前,上面是“自贡图书馆”几个大字,左面是周恩来的题词,“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右面写着“知识就是力量”,落款培根。我一边大声读着题词,一边问黄二:“培根是谁?”黄二拧了我一把,指着书柜里一排排的书架上面,小声读给我:“小声说话,拉动椅子也要轻手轻脚,不准抽烟,取下哪本书看了要记得放回原处。如果要借回家看,要凭学生证先去办借书证。”我这才赶紧扔掉烟头。图书馆里坐满了人,静悄悄的,除了翻动书页的轻微沙沙声,再听不到一丝杂音。我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这个书柜瞧瞧,那个书柜望望,终于选定了一本历史书,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座位,坐下看起来。那是一本用记叙文的手法写历史的书,跟历史课本完全不一样,有叙述、有描写、有情节、有故事,如此生动。我整整看了2个小时。合上书,陈胜和克伦威尔的形象还浮现在眼前——相比图书馆这个新世界,光大街实在太旧了。后来,我和黄二去过很多次图书馆,但他基础差,又缺乏自信,还是不敢去,我们交流很有限。缺少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感到独木难支,这时候又想起何校长的儿子何文井了,可他早已考上了中专。在漫长的艰辛的复习迎考中,没有朋友互相打气,我不止一次想过,“回去,回归那个小混混的身份。”事实上,一年多来,我和余五他们也见过几次,他们不时来找我,在楼下吹口哨,那尖锐的啸叫弄得我心头像被猫抓一般,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最终,我还是战胜了自己,没有下楼。很快,我在图书馆认识了汤哥和跃进,这两人对高考都极其自信,坚信总有一天自己会去上学,我们三人相互打气,还歃血为盟,“日后苟富贵,毋相忘!”从此,我彻底告别了光大街。楼下的口哨声越来越少,我也渐渐释怀了——反正混混多的是,离开了我,那“混混小地球”照样转个不停。




往后3年,我们三人边工作边参加高考,我的分数也年年上涨,一步步接近那个目标。第一年220多分,第二年240多分,第三年我就有280多分了。虽然成绩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录取线也是水涨船高,但从“要我高考”到“我要高考”,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幺弟,你不急,慢慢考,考不考得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终于走上了正道,浪子回头,金不换啦!”丢下这句话,大哥这一阵就很少回家。我也同妈和老汉商量,准备搬到车间去住,上班复习都方便些。再往后,大哥每周都来看我,简单聊几句,怕影响我复习,又匆匆离去。汤哥、跃进隔三岔五也来聚会,大家喝酒聊天、猜拳行令,时而畅谈人生爱情,时而交流学习,大家一起向第4年高考发起冲击。


一切都来得令我措手不及。1981年7月8日早晨,在自贡一中高考考场上,当我打开高考全国统考文科数学试卷时,立刻惊呆了——上面竟然有一道我复习得滚瓜烂熟的原题。一瞬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搓又揉,没错,是这道题,一模一样。我一面抓紧做这道题,一面在心里嚷嚷,“这个世界不是唯物的,要不,咋会有这么巧合的事?”当然,碰巧押到原题也是有的,俗称“打定子”,但是我的情况不一样。我说过我数学考0分,后来还是汤哥和跃进叫我放弃外语,好好补习数学,只跛一科,才有可能考上大学,我才开始自学数学的。数学既抽象又复杂,自学是很难的,正常情况下,我既弄不懂又不会做——换句话说,即使我好不容易成功押中了这道题,也只能干瞪眼。但我是在非正常情况下,押中这道题,并烂熟于心的。那时,国民经济处于调整、整顿时期,企业经常没活干,处于半停产状态。上下班时间松松垮垮的,很多时候,工人上午来车间闲聊半天,就作鸟兽散去。我吃住都在车间,倒是一直坚守在岗位上。那天中午,我吃了午饭就睡了,很奇怪,平时都是假寐一会,可那天我睡得很沉,进入了深度睡眠。3点过,我起床后精力特别旺盛,头脑特别清醒,偌大的车间宿舍空无一人,打开数学书,我一眼就看到了这道题,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看,竟然全懂了。我抓起笔,演算了一次,又演算了一次,“正确,对的!完全懂了!那道题我当然得了满分,10分。加上其他再蒙一点,数学总共考了47分。这一年,我高考成绩总分349分,录取线345分——如果不是那道题,我总分就只有339分,差6分上录取线,第四年名落孙山,第五年我还会不会再坚持考下去,考不考得上,都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不是神助,又该怎么解释?




当涪陵师专的录取通知书送达的时候,整个光大街都轰动了。我的铁匠师父还把这一消息写成新闻稿子,在盐厂的广播里整天播放不停。大哥特地请假从厂里赶回家,兴奋得满脸通红,把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比他自己考上还高兴,又大声宣布:“选一个时间,大摆宴席,请客!”老汉问请谁,妈也说,“请啥子客哟,读书要花很多钱的。”“请何老师!妈,读书不花钱的,幺弟读的是师范,连吃饭都国家出钱!”老汉立马同意,“对对对!应该请!”妈听说不花钱,本来就喜笑颜开的脸就更加灿烂。“请何校长?为啥子要请他?”我大惑不解。大哥看了我一眼,又转身对他们说,“妈,老汉,你们出去买点菜,二妹去把李三找回来,今天我们一家人好好喝杯酒,庆祝庆祝!”等大家都出了门,大哥才拍着我的肩头,表情严肃地说:“幺弟,你能有今天,好得人家何校长啊。叫你去考大学,叫你去我厂里宿舍吃住,叫你考文科,还有黄二叫你去图书馆,等等等等,都是人家何校长出的主意……”“啥子?何校长的主意?”我听得目瞪口呆,呼吸急促,满脸潮红。原来这一切都是大哥在何校长的悉心点拨下,精心设的局——原来,那天晚上大哥鬼鬼祟祟地从何校长家里出来,老汉难得的笑声,妈的脸阴转晴,还有那些文科书本,一切的一切,都是何校长在幕后操控的。我当时就觉得怪怪的,兄弟情深,大哥知道我有几斤几两,怎么会想到让我去高考?还有黄二那个混混,吊起来也滴不下几滴墨水,怎么会想到发奋读书,改变命运,还带我去图书馆?那么,汤哥和跃进呢?我不由心中一震,向大哥发问。“不是,不是,他们是你自己认识的朋友,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我不认识他们。就是黄二,我也费了不少心思才打听到的,而且还说破了嘴皮,最后还买了一条红梅,他才勉强答应接招的……”大哥搓着双手,像做错了啥子事的低着头,很不好意思的样子。一个是老谋深算、精通教书育人的校长,一个是对我倍加疼爱、知根知底的大哥,对付一个小混混还不是绰绰有余?正是如此,才救了我这个小混混啊。我猛地抱着大哥放声大哭。


1981年8月26日,答谢宴在我家楼下的院坝里举行。开始本来只想请何校长一家人,但因为是通走廊,大厨房,大哥担心邻里看见不安逸。于是就请了大厨房的5家人,还有黄二、汤哥、跃进,共4桌。回锅肉、鸽子鱼、卤猪头为主菜,其它就是花生米,豆腐干之类的。还没开席,段医生就端着一大锅鸡汤下来,每桌舀了一大碗,香味四处弥漫,宴席也立即提高了一个档次。其他邻居见状,也纷纷拿出自家的菜肴往桌上摆。大哥刚要喊开席,突然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原来是我的几个铁匠师父买了两串大鞭炮前来助兴。我又惊又喜,忙邀他们入席,大哥喊:“开船——”大家纷纷举杯,院坝里顿时响起一阵碰杯声,祝贺声。酒过三巡,气氛很快就热烈起来。何文井拿起酒杯,过来敬我的酒,彼时他已经从卫校毕业,子承母业,当了医生。那天,我最希望见到的就是他——十多年了,我终于扳回了一局——他只考上了中专,我考上了大专。尽管我晚了他4年才考起,但我还是很得意。干杯之后,他凑在我耳边告诉我,“当年大家争强好胜,不懂放水,你老弟要原谅哦。”我频频点头。宴席尾声,大哥特地把我叫到何校长面前。我规规矩矩地三鞠躬,一面说谢谢何校长,一面先干为敬。何校长微笑着扶着我,依然用那普通话小声说:“使不得,使不得。”邻居都不明究理,可我没解释,大哥也没解释,何校长更不会解释,这成了我们三人之间的秘密。



后记


1984年,我毕业分配回自贡,在电视台当记者。一次和妈、大哥聊到何校长为啥那么尽心地帮我时,大哥不吭声。妈说,文革时学生造反派来何校长家里抄家,是你大哥劝走了那群红卫兵。何校长和段医生很记情,经常舀鸡汤给你喝。我看着大哥,大哥就默默点着头。后来黄二结婚了,他丈母娘是工行的,靠这层关系,黄二才终于告别了与牛共舞的日子,摇身一变成了盐厂的采购员,吃香喝辣了好几年。后来企业改制,盐厂破产,黄二下岗过了十多年紧日子才退休。汤哥放弃了高考,读了电大,又下海经商,开馆子,办卡拉ok厅,折腾过来,折腾过去,刚刚60岁就离开了人世。跃进考了6年,最后考上了自贡师专,毕业后分配到电信局,90年代初下海做装修工程,买了多套房子,混得也很不错。敞口因为打架伤人被判刑8年,余五也在一次械斗中用刀子捅人被判了6年,我三哥因为聚众斗殴影响社会治安,被拘留了15天。何文井卫校毕业后,先当了一阵医生,后来转行做了法官。有次遇到,他对我说,何校长总说,我是他最得意的学生,虽然何校长没有教过我一天。我在电视台一直干到退休,虽说也没啥大出息,但也是我们李家的第一个大学生,用现在的话说,也算是“屌丝逆袭”了,总算摆脱了多数同学朋友那样下岗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我懂得了如何培养下一代,儿子在我的教育下,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后来考上了复旦大学。我总觉得,这是因果。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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