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奶奶的饺子，抚慰着异乡人的心 | 人间有味

“虾仁韭菜加鸡蛋，本是水生土长，不相干的，搭配在一块就很合适呢。尽管我们是后面迁过来的，但这个时候就和本地人一起，要守护这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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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味丨连载

1991年，爸爸工作调动，我们全家要从荆州搬去武汉。此前妈妈在新工作的入职体检中查出乳腺癌，术后她回老家休养，不能与我们同行。

搬家那天，我和爸爸挤在货车的驾驶室内，后面的车厢承载着我们全部的家当。为了引起我的兴趣，进入武汉后，爸爸就不停地指点：长江大桥、黄鹤楼、龟山、蛇山……我隔着灰尘扑扑的窗户往外看去，都是模糊、冰冷的模样。

后来，我成了武汉某小学三年级的一名转校生，由于两地用的课本不同，学习开始变得有些吃力。班里的转校生不止我一个，但我是最“特别”的——其他人只是同城换个学校，谈吐、穿着打扮都很类似，对流行的名牌衣服如数家珍，而那时荆州哪有这些，我听着陌生的词汇，满脸懵圈。

武汉本地的孩子大多人高马大，多才多艺，我在之前的学校是文艺骨干，但在这里因个子矮小、说话还带口音，基本没什么表现的机会。小孩之间的排斥简单又直接，很快他们就指着我说：“乡里来的。”

当时我在的小学已经开设了微机（电脑）课，学校有两间机房，一年四季都开着空调保持温度和湿度，平时用厚厚的红丝绒窗帘遮挡光线，显得神秘又高贵。教课老师说，这是大城市重点小学特有的待遇。每次上课前，他总让我们排成一列，一一脱鞋，等他说“行”或挥手，我们才能依次进入。这个过程要花费5分钟，他也不慌，神情冷漠，好似乐此不疲。

有3次，老师不让我进机房，皱着眉头说我太脏。头一次我很诧异，心里不服，但被同学们的目光驱赶着，只好移出教室，站在走廊上哭泣。后两次，同学们窃窃私语，仿佛我被赶出去是理所当然的。

教室的门锁了，我没有地方可去，那时候我感觉武汉这座城市很大很傲慢，都容不下一个小小的我。我想：武汉大概是全世界最讨厌的地方了。

爸爸偶尔会在晚饭时问我新学校怎么样，我埋头吃饭，假装漫不经心地回答：“还可以吧。”小孩子总比大人认为的要早熟许多。

刚搬来武汉时，我们住在爸爸单位分的“团结户”里。这里的家属大院比之前在荆州住着的小，还没什么草木，灰不溜秋的。对着茫然的环境，我只能装乖、到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地招呼人。

可是大部分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只是与我擦肩而过，既不看我，也不停留，只有一位奶奶格外热情些。她伸出皱巴发黄的手，覆盖我的头顶，轻轻拂过我的短发说：“来和我家萱萱玩哦。”

萱萱跟我年纪差不多，她四肢修长、五官明丽，长得确实像TVB热播剧里的女明星。放学后，她会叫我到楼下的水泥地上和一群女孩儿跳橡皮筋。

一天，我们玩了一会儿，就有一个顶着整齐圆润发髻的脑袋从三楼阳台上探出来，唤萱萱回去吃饭。萱萱没有应答，她的脚灵活得像缝纫机针头，有条不紊地穿梭在两根橡皮筋间，再点落到水泥地上。

我腰上套着皮筋不敢乱动，就帮忙大声吆喝：“萱，你奶奶叫你了。”

我尖细的嗓门仿佛绊住了萱萱的脚步，她们组输了，我们组“哦哦哦”地拍掌鼓噪着。萱萱扭过头，凶凶地冲我说：“那不是我奶奶！”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奶奶是萱萱家的住家保姆。萱萱妈要上班，她奶奶腿脚不好，需要人贴身照顾。这位奶奶还负责萱萱家各种家务、采买，她和我一样，虽然住在这里，但好像并不属于这里。她外出买菜惯例穿着深蓝布的外套，再戴一对碎花套袖，踩着黑布鞋，手臂上挎一个竹篾编的菜篮子。在大院里，大家从不叫她的姓名，好像也并不在意，与她擦身而过时点个头，再“唉”一声就算是招呼了。只有我们这种小孩子喜欢“奶奶奶奶”地叫唤，她一听就笑得合不拢嘴，“唉唉唉”地一一点头应答。若是刚买菜回来，她就会赶忙从菜篮子里拿出好吃的分给我们。有一次，她莫名其妙地掏出个生鸡蛋给我，我一捏，蛋黄蛋清流了满手。

一天，我问萱萱：“你家保姆奶奶叫什么啊？”

萱萱歪着头，两簇浓眉往中间拢了拢，半响说：“姓童。”

熟悉之后，萱萱邀我去她家玩。我发现她家各个房间都房门紧闭，其中一间还传出电视机的震天声响，偶尔还有男人在高声附和。我知道那间房子里住的肯定是萱萱爸，他精神不太正常，全院的小孩几乎都被父母警告过不要招惹他。

我和萱萱趴在客厅的桌子上画画，厨房里不时传出“乒乒乓乓”的声音。不一会儿，童奶奶端了碗水饺摆到我面前。这碗清汤水饺微透的薄皮里包裹着弹珠似的鲜肉，透着莹润的粉，我虽馋，但假装客气地推托：“吃过了。”

“有什么关系？小孩子又不禁饿。”童奶奶把碗推得更靠近我一点，又把勺子塞进我的手心。于是，我用白瓷汤勺舀起一颗香味诱人的水饺，就着汤汁一口一个，嘴里吃得嗦嗦响。

童奶奶在一旁看得眉开眼笑，搓搓手说：“好啊，吃饭香才能长个子。”

大院里的人都知道，童奶奶是最擅长包饺子的，偶尔还会做馒头、花卷等面食。彼时武汉的菜场里已有用机器轧的饺子皮卖，院里的住户也逐渐接受了这种便利，马马虎虎地吃。但童奶奶仍坚持从发面开始，擀饺子皮、剁馅儿、和馅儿。她手巧，包的饺子花样繁多，有月牙型、元宝型、三角型，等等。

童奶奶说，在她的老家山东，所有节气都要吃饺子，“尽管萱萱是在武汉土生土长的，但她爷爷奶奶也是山东人。这院子里的人，若是往上追个一两代，也都是外乡人呢”。

我在咀嚼的空隙里，抽空点了点头。

这时，萱萱爸在房间里闹出了大动静，童奶奶轻推房门，斜倚门框轻声对他说了句什么。“啪啪啪”的跺脚声骤然响起，一个暴躁的男声说：“莫管我。”童奶奶又追了一句，他吼道：“滚！”

萱萱起身把那间房的门阖上，对童奶奶说：“让他饿，饿了就晓得了。”童奶奶没有答话，她转身走进另一间房，犹如钻进了一个黑暗的洞穴——据说萱萱爷爷以前是单位里的一把手，所以分得了最大的房子，四房一厅。他去世后，家里还住着五口人，童奶奶占据着其中最小的一间。

我在白亮晃眼的客厅中继续填充颜色，但有些心不在焉。我想，萱萱家的房子虽是我家的两倍大，但都被分割出去了，武汉可能到处是这种看似大、但真正的容身之处又极小的地方。

妈妈病愈后来到武汉，她发现这里的日常开销比荆州大多了。她有段时间没上班了，我们家家底又薄，所以一家人尽量避免额外的开销，外出“搓一顿”就显得格外奢侈。

我妈擅长做红烧鲫鱼，但她图便宜，几乎不买那种还在盆里游的，而是买已经死掉、放在盆前塑料袋上的鱼。她会拿起来闻下味道、翻捡挑选，查看两鳃是否有血色。把鱼拿回家清洗后，妈妈先把它放在砧板上，还是像在荆州时那样，颇有仪式感地念：“小鱼小鱼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

我纳闷地问：“不是已经死掉了吗？”

妈妈不理我，她举起菜刀，深吸一口气，再斩下去。刀“啪”地一声砍在鱼背上，把鱼一分为二，整个砧板都跟着抖动，空气中荡出一阵水腥味。之后，她把两截鱼放入滚油的铁锅中，加入呛人的葱姜、花椒、八角烧制，渐渐地，一股令人食欲大涨的香味飘出来了。

收汁，再浇入豆瓣酱，翻面两次，最后盛出两份鱼。妈妈让我把带鱼头鱼肚的那份送去萱萱家，她知道自己不在武汉的这段日子里，萱萱家比较照顾我，于是想尽力还这份人情。其实，妈妈做完乳腺癌手术之后，胸口没了肌肉，已经没有太多体力做这种复杂的菜肴了，但如果不够复杂，她又觉得送人不够有诚意。

那天我去送鱼时正好赶上饭点，萱萱捧着那盘鲫鱼啧啧称赞，说好香。我也使劲吸鼻子，夸她家的菜香。童奶奶赶紧把我端去的盘子腾出来，又往里装了几块排骨递给我：“不能空碗拿回去的。”

小孩子总觉得别人家的菜更香些，此后我家做了红烧鱼块、煨排骨之类的“好菜”，我妈都会让我给萱萱家端一碗过去。两家人就在这一来一往中逐渐走近，每次童奶奶见我妈都要道谢，我妈忍不住对我感叹：“一个菜而已，她谢了七八回。她这辈子也不容易。你给她一点她都高兴。”

熟悉后我们才知道，童奶奶是个孤儿，从小是被叔伯拉扯大的。她还没成年的时候，同乡介绍邻村有户人家两口子都做公职，很忙，需要人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她想反正在哪里都得干活，总比待在村里没着没落的好，就跟去做了保姆。

谁知这一做就是一辈子，她没有成家，也没有子女。

一个秋日的傍晚，三门栋里突然传出一阵骚乱，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只见童奶奶在前面，用肩膀扛住萱萱奶奶的腿，头发凌乱地散在肩上。萱萱奶奶的头靠在儿媳的肩膀上，好像已经意识全无。邻居们赶忙围拢过去帮忙，力气大的托住老人的腰身，有人问：“怎么不喊救护车？”

眼看已经来不及了，门卫赶紧解开平时运盆栽的三轮车的链条锁，挥手喊“上车”。大伙把萱萱奶奶抬到车板中间，萱萱妈跟着跳上车，侧坐在扶手上。童奶奶扶着车板，想抬腿踩上去，但晃晃悠悠地踏空了。

门卫赶忙摆手说：“太重了，您老待着吧。”

三轮车迅速踩走，童奶奶赶紧把自己身上的夹袄脱下，跟着往前小跑了几步，递到了萱萱妈的手里：“垫在头后，免得晃。”高大健壮的萱萱爸也在后面追着跑，像幼童一样哭着喊“妈”。人群逐渐散去，童奶奶还在大院门口扶着铁门，目送三轮车消失在街道拐角处。

几天后，萱萱家的香堂摆起来，黑纱也罩在这家人的胳膊上。

门房是大院里的“人口聚集区”，一般买菜回来的人会先坐在木凳上歇歇脚，把红红蓝蓝的塑料袋摆在地上。有人在这里聊天，有人趁机去根、抓筋整理一下蔬菜，还有人会“借用”公家的自来水先粗洗一遍。

那天，萱萱妈坐在门房的矮凳上，望着来来往往的人诉苦。她说婆婆去世后，家里就少了一份离休干部的工资，童奶奶又日渐衰老，能干的活少了，医药费开支却多了，“么办呢？”

其他人一边埋头理菜，一边跟着感叹：“可不是嘛，不容易！”

我们放学了，骑着单车哗啦啦地冲进大院，萱萱听到母亲的抱怨，斜把着自行车，单脚踩地，居高临下地看着矮凳上的男男女女，气势逼人地说：“么办么办？她还有其他家人么？”

萱萱妈气势不输，拍着膝盖嚷：“我又没说什么，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那你要赶出去？”

萱萱妈跳起来，眼眶红了：“我是那样的人？”

萱萱捏了几下车把头，声音降了下去，随后脚一蹬地，单车划远了。

我听到旁边的人劝萱萱妈，又夸萱萱是个好孩子。萱萱妈掐了几段豆角，重重地丢进塑料袋里：“一肚子弯管子，怪声怪气，不晓得像哪个！”

我妈的乳腺癌在术后又转移了两次，上山拜佛求签问卜，手术放疗化疗中药，一切能想到的方法都尝试过了。有时，她疼得整晚不能入睡，我爸就陪她去家附近的三医院打杜冷丁。

为了不吵醒要早起上学的我，他们每次起床穿衣都静悄悄的。但我习惯浅眠，听到窸窸窣窣声仍会醒来。他们带上了门，却没有哐啷作响，我想应是提起了锁栓，再无声无息地放了回去。

清早出门上学，我妈问：“昨夜睡得好吗？”我说很好，我爸就说：“还是小孩梦长。”然后他们对视一笑，是夫妻间长久的默契。

我妈身体好些的时候，会和童奶奶在门房小憩闲话，或是相约编织毛衣。夕阳西下，她们的脑袋湊在一块讨论花样，指尖轻挑，织针灵活地上下穿插，吊下来的片状就越来越长。

一天，我去门房接我妈，走过去躬身拎起她脚下装毛线的袋子，她摆摆手说：“莫慌，你先把童奶奶送上去。”

童奶奶连连夸我懂事，说一看我就是有出息的，以后我妈一定能享我的福。我略低下头，做出害羞的样子，但嘴角上扬，心里乐得不行——我爸妈都奉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平日里极少夸赞我。

我提着东西走得飞快，到了三门栋口，眼角却捕捉不到童奶奶的影子，才意识到她走得慢。我停下等，突然发现自己的个头已经长到可以平视她的高度了。把她送到家门口，童奶奶捏着我的胳膊说：“刚来的时候瘦精精的，总算长出点肉了——快回去吧。”

回家后，我妈交代我，以后遇到童奶奶，若是她手头有东西，一定要主动去拎：“人就是凭着一点爱和一口气活着。我呢，没什么可指望的，就是希望能看到你上大学。你好好学习，给家里争口气。童奶奶没得过什么好的，织件新衣服也要先就着这个、再就着那个，未必能上自己的身。你尊重、敬爱她，她就能把这磕磕绊绊的日子捱下去。”

整个大院与我同级的学生有七八个，但只有萱萱与我住得最近，她家在对面楼的三楼，我在四楼，喊一嗓子就能听到。上了高中后，学业逐渐繁重，每次深夜刷题，我都要看看她家的灯什么时候熄灭。

童奶奶见到我，仍会招呼我去家里吃饭，我总以作业繁重为由一口谢绝，再“哒哒哒”地匆匆跑开。但即使走远，我也能感觉到童奶奶的目光落在我的背后。

童奶奶越来越老了，她发髻包中的白色渐多，圆形渐小，萱萱家却一刻也离不开她。有时她买完菜在楼下多站一会儿，萱萱爸就在阳台上呼唤她上去：“都几点啦？还是冷灶台！”若是看不到童奶奶，他就径自大声呼喊，等了一会儿没人回应，他就愤怒地用衣杆敲打铁架，哐哐作响，弄得整个大院的人都噤若寒蝉。然后，童奶奶枯瘦的身形就逐渐化作一个小点，缓慢地向那个黑黢黢的门栋移过去。

慢慢地，童奶奶也很少下楼了。

一天晚饭时，妈妈又要我去萱萱家送菜。此时的我对这种送来送去已经不耐烦了，说：“我去可以，但得让萱萱同时下去，我们站在楼下空地交接，这样才算公平。”我妈以为我在开玩笑，“噗嗤”笑了，我却严肃地说：“其实就算这样，我还多跑了一层楼呢。”

那时，我和萱萱之间已经有了竞争。她爸闲得无聊，经常在阳台上守着，总能第一时间捕捉到骑车冲回院子的我。他会高声问我考得怎么样，如果我考得不好，他就用鼻孔对着我，说萱萱又考了多少分；如果我考得好，他就嗤之以鼻，说我们这些“从下面上来的”就是会死读书。

有天，在厨房炒菜的我妈目睹了这一切。晚饭时，她摔着筷子敲着碗，说：“他有病，你也有病？要你别理他！”

1998年夏天，武汉连下了一周多的暴雨。特大洪灾袭来，连家属院里都挂起了“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红色标语。

班主任说，汉口某学校因为水淹得太深，已经停课，要我们珍惜宝贵的校园环境。调皮的男生们在书本后偷偷挤眉弄眼，嬉笑着说“那还不如放假呢”。我在稀稀落落的笑声中紧绷着脸，讨厌这种不知疾苦的天真。

当时情势危急，武汉各单位组织人员轮流看守江段、巡查江堤。我爸也上了前线，我妈身体不好，又听说有守江堤的人感染了血吸虫病，更担心我爸，人整天都蔫蔫的，没啥胃口。我们娘俩吃饭，她就煮点面条，配点拍黄瓜、拌海带丝之类的凉菜。

一天放学，萱萱突然对我说：“要你妈莫做了，到我家吃饺子吧。”

我竟然鬼使神差地点点头。

之后，我和妈妈走进对面的楼梯间，爬到三楼，就看到萱萱家的大门敞开着，萱萱的声音从水汽里飘过来：“快进来。”

客厅的木桌上全是面粉，童奶奶正坐在木桌前捏着饺子。她用白面糊住的手掌对我挥了挥，说：“好久没来啦，你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我不好意思地哼了两声，坐在她身边。

童奶奶年纪大了，体力不支，做饺子花头也少了，但仍然实在。她夹一块肉馅儿放在饺子皮中间，两瓣阖起，用食指和拇指在中间一捏，然后左两下右两下打出褶皱，轻轻一放，一只白胖胖、圆滚滚的饺子就立在了圆形的竹匾上。

我洗了手，也尝试捏了一个，饺子瘪瘪平平、没精打采地趴着。童奶奶慈爱地说：“成型了，不错。”早已是“熟练工”的萱萱嗤笑一声，也捏了一只，放在我俩的饺子中间，问：“是不是强点？”

童奶奶忍俊不禁，露出只余三颗牙的牙龈，说：“强点强点，你们啊，还是小孩子样的！”我跟着傻乐起来。

等饺子摆满竹匾，就一次丢进煮沸的锅里。萱萱妈紧盯炉灶，搅和观察，有浮起来转圈的水饺，就利落地捞起来。我妈赶紧钻进厨房帮忙，不一会儿，她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出来，嘴角也翘得高高的，吆喝道：“开吃，今天又沾光了。”

大家都笑嘻嘻地起身，有的收拾桌面，有的去拿碗筷，有的去挪动椅子。落座后，我迫不及待地咬住热乎乎的饺子，抬头，饺子一点点地滑入我的喉咙、顺着食管送进胃里——我已经很久都没有这种满足感了。

吃饱喝足，萱萱妈又多准备了一份饺子，要我们给我爸捎去。

我们提着不锈钢保温饭盒，去江段找爸爸。到了江边一眼看去，江面水位几乎与岸边持平，密密麻麻的沙袋逐层增高，岸边一层，人行道边再加一层，桥墩下还垒着几堆备用的。忽有浪头跃起拍打到岸边的沙袋，水珠溅到脚边，似在挑衅。

我爸坐在一把斑驳红漆的木椅子上，用毛巾不停地擦汗，脚边放着一个墨绿色的军用水壶。看到我们，他很开心，说：“蛮好笑，我去搬沙袋，和队长说‘里乎的漏了’，他只歪着脑壳看我，我指了指，他才恍然大悟：‘哦，你是说里面的那袋啊！’哈哈哈……”

我托着腮，憋着嘴想，我爸的外地口音估计是变不过来了。之前单位有同事学他、笑话他，但他也不生气，还总觉得好笑。

我爸打开保温盒，吃了一口饺子，啧啧称赞：“这扎实样，童奶奶包的吧？你看啊，虾仁韭菜加鸡蛋，本是水生土长不相干的，搭配在一块就很合适呢。尽管我们是后面迁过来的，但这个时候就和本地人一起，要守护这座城。”

他匆匆吃完，说我还有功课要做，催我们赶紧回家。天已经暗了，夜空星星点点，江面灯影摇曳，桥墩下的路灯已经亮起。我和妈妈走远了，回头看我爸的身影，如同布袋戏里的剪影。他慢慢沿着江岸行进，偶尔又蹲下身子停留。

妈妈说，他这是在看有没有漏沙的沙袋，特别要看与江边接壤处的，有问题要随时报告，整夜巡查不得休息。

洪水褪去后，这年的寒潮来的比往年更早。快到冬天时，萱萱又戴起了黑袖套——童奶奶去世了。

童奶奶是突然倒在洗手间走的，院子里的人这才意识到，尽管她一直住在院子里，但好像已经在大家的视线中消失很久了。其实，我们也曾在萱萱妈的絮叨中听到过一点消息，比如：童奶奶病了，有时候会突然木木地定住，不言不语，“驮她去中医院开药，又花了大几千”；她做菜好像不太行了，不是盐少了就是醋多了，可能是因为手抖，也可能是因为味觉失灵；她会突然提起，春节如果萱萱一家回山东老家的话，她也想跟去看看……

童奶奶走后，她的远房侄子来武汉送了她一程。她的遗物也不多，清点后就拿走了。但人埋在了武汉，墓地是萱萱奶奶生前给她安排好的，就在他们夫妇的身边。

童奶奶的离去让我妈有些郁郁，她没去送葬。到了童奶奶“头七”的那天，她做了一顿饺子，又备了米、麦、红豆、绿豆、黄豆、芝麻、粟等七种粮食。她说这叫“头更饭”，本来是子女准备的，要埋进土里，代表死者到了阴间也有饭吃，“可现在武汉都是火葬了，童奶奶也没有子女，我们就代一场，给她烧了去吧”。

晚饭后，我们拎着一个铁桶到楼下的空地上，将“头更饭”和银纸放在铁桶里，点了火。我妈嘴里念着：“今天专门给你送吃的了，不知道合不合胃口。不合就说，不要憋着了。”

我胸口堵得慌，莫名想哭，但除了吃的，实际上我也想不起关于童奶奶的许多事。我想，一个人即使在这里生活了再久，拥有再浓厚的忧苦爱恨，也只是其他人心中浅淡的一笔。如果感伤，恐怕也是类似处境的人的自怜罢了。

我读硕士二年级时，我妈身上的痛一日一日重了起来。特别是到了晚上万籁俱寂时，那痛不再浮在皮肤上，而是切到骨头深处了。她一边辗转，一边呻吟，不久床垫就被汗打湿了一片。

我妈再次住院的前一晚，因为疼起来动静很大，我们就让她独自躺在床上，我和爸爸打地铺，他睡在床的左侧，我睡在右侧。我想哭，但要自己忍住，只能蒙在被窝里，憋久了，就出来大喘气一下。

我妈突然坐起，说：“不要哭，我会变成星星保护你。”

此话一出，我感觉到不祥。而每每入睡都鼾声大作的我爸，那晚却寂静无声。

妈妈去世半年后，我硕士毕业，迫不及待地离开武汉，来到广州。直到把满眼熟悉的人事清空，我才会有一种麻痹后的解脱感。我走后，我爸也去武汉郊区的朋友家里小住了一个多月，他在电话里说，自己之前有快要崩溃的感觉，“实在是不能住在家里了”。

到了外地，总要介绍自己是哪里人，我通常会说自己是武汉人，因为我有16年都是在武汉度过的。但讽刺的是，“外地人”的标签几乎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和青春期，我在武汉时从不说自己是本地人，也说不好武汉话，可能是没有耐心去学。

独自过日子时，我会买各式各样的速冻水饺煮，吃的时候也是速战速决。速冻饺子不管是皮还是馅儿都不可能有什么指望，我只能在蘸料上玩花样。我做的蘸料里，有酱油、醋、香油、辣椒、蒜蓉、芥末，但不知为什么，胸口仍有大片的空白。

后来我结婚了，先生虽然是东北人，但完全不会包饺子。公公婆婆来广州，告诉我很多包饺子的诀窍，比如要买五花肉和精瘦肉，用“七瘦三肥”的比例做馅儿；肉馅儿和调料时要顺时针搅拌，不能乱搅一气；做饺子皮除了用面粉加水，还可以加入鸡蛋液……我按照指点做成后，发现手工饺子的味道也是迥异。我试图回想童奶奶做饺子的方法，但毫无线索，大概是当时发生和接受的，都太理所当然了。

人长大后，思念会潜伏进回忆深处，味蕾也会驱动着人不停地在异乡复制着记忆中的熟悉味道。

给家里添置了许多锅炉灶具后，我又尝试做妈妈的拿手菜红烧鲫鱼。这也很难，广州菜场里的鲫鱼就不常见，即使有，个头也很小——广州人嫌鲫鱼个小刺多，即使做菜也大多用来炖汤。小贩好心劝我，如果是拿来清蒸、红烧，最好还是用鲈鱼、多宝鱼。

最后，我硬是在超市里找到了一条个头相对大点的鲫鱼，商家已经清理过，用保鲜膜包好了。回家后，我遵循记忆中妈妈的烧鱼手法，一步步地把料放入，可是最后鱼烧得皮开肉绽也不入味，肉不仅不嫩，还特别腥。我硬着头皮吃下去，刺还卡了嗓子，连吞半碗米饭才咽下去。

我这才意识到，记忆中的味道是难以复制的，有些美食会随着人的消失，停留在人生中的某一刻，再也找不回来了。

2021年国庆假期，我回了一趟武汉。大院里的几位邻居还坐在门房聊天，我过去打招呼，发现这些熟悉的脸庞都苍老了许多。他们好像暗色记忆的索引，勾起了我脑海中的一些尘封往事。

10月3日，我和萱萱相约去石门峰都市陵园扫墓。这些年，我在广州，她在上海，各自成了其他大城市里的外乡人。

萱萱说，疫情期间她回山东老家过年，被封在村里了。有人看到她停在停车场的车是“鄂A”的牌照，就用手指推开灰尘，在后窗上写“武汉加油”。而我因为“4201”开头的身份证号码，在疫情期间被广州的派出所和小区物业询问过数次——一场疫情，让我们意识到，武汉成了故土。

到了陵园，我们先去E区看我妈。她的墓碑在山顶的第三排第四个，我拿出湿纸巾蹲在地上擦拭。墓碑上的那张脸看着很年轻，我摸摸那张脸，想，自己也快到这个年纪了。

萱萱在四周晃了一圈，对我说：“这地方可以，有同龄人，可以凑桌麻将。”

我抬头，僵硬的脖子发出“嗬嗬”声，像电流直击后脑勺。我缓了缓，起身说：“我妈这么爱热闹的人，估计早就是牌友了。开心果她最爱吃，边吃边打，下辈子一定开开心心的。”

我提着坚果，在四周的墓前都放了一把，双手合十拜了拜。

萱萱家的墓地订的时间更早一点，在C区。我们从山顶横着走过去，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山路很窄，正巧容纳两人，若是有人迎面走来，我们就得像连体婴一样，侧身靠边，手仍缠绕着。

之前，山顶面对着碧绿的山峦，山脚还有一波清水湾，这片墓地坐山靠水，是极佳的风水宝地。这些年湖越填越小，旁边停着密密麻麻如黑蚂蚁的车辆，山上的树木大多拔去，竖起一排排灰白的墓碑。

萱萱家的墓是一连排三座，分别葬着她爷爷、奶奶和童奶奶。我自告奋勇地去擦拭童奶奶的墓碑，刚蹲下去，墓碑上刻着的“童巧珍”三个字猝不及防地击中了我，让我恍神许久。

我想起她第一次轻拂我的头发带给我的愉悦与战栗；那只被推入我手心、装满水饺的碗，暖过我幼年身处异地的冰冷。如今我突然知晓了她的全名，但不知这到底有没有意义。姓名之上的那张黑白小像对着我，目光沉沉。

都市陵园的焚烧炉在山脚下，黑色的炉灰里，还有零星的红色闪烁。我拿着折叠的黄色冥币蹭火星，把纸点燃，霎时一股白色的浓烟冒起，呛得我鼻酸，连忙后退了几步。

萱萱继续往炉子里丢冥币，火苗飘起来，她的脸颊烤得发红：“这都烧到一块了，怎么分得清是谁家的？”

我拣了根树枝挑弄着纸堆，火势更猛，我的额头也开始冒汗：“可能到那头再分配，领钱时大家就顺便聚一下。”

萱萱笑了：“不错。不爱串门的也逼着出来溜达一趟，抬头一看，‘哟，这不是那谁吗？’”

太阳正当空，好像要把人融化掉。我和萱萱并排站立，互为倚靠，守着黄纸烧成灰烬，和之前残留的混合一处，不分彼此。

金 十 安

孤独的话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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