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任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的新闻官（上）

作者简介

康矛召（1919一1994），湖北武昌人，中共党员。

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同年由八路军总政治部派往115师记者团；1939年随陈光代师长罗荣桓政委领导的115师师部及343旅老六团到山东建立抗日根据地；1941年起任115师政治部宣传干事、科长，1942年开始摄影活动；1943年参与创办《山东画报》，兼任社长、主编。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华社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社长，1948年华东野战军特纵炮三团政委，1949年任华东野战军第八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49年4月20日参加炮击紫石英号及中英军舰谈判。

建国后作外交工作，历任驻印度大使馆、阿富汗大使馆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驻南斯拉夫临时代办，驻柬埔寨、毛里塔尼亚大使，驻比利时大使兼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团团长和驻卢森堡大使。

在战争年代拍摄了近千张（实为950余幅）新闻性和艺术性具佳的珍贵历史图片，建国后将全部照片赠与中国军事博物馆。在外交工作岗位上仍坚持摄影实践，手不离相机，拍摄彩色照片两千余幅，对中国解放区和新中国的摄影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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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中期，我国在取得了抗美援朝和恢复国民经济的胜利以后，迅速投入了执行“一五”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中国人民引人瞩目的成就，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195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与我驻瑞士使馆工作人员合影。（《追忆难忘的外交岁月》图）

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和平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在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争取了朋友，孤立了对手，不仅使会议就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达成了协议，而且使中国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显示出强大的外交实力。

1954年12月28日至29日，“科伦坡会议国家”即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即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等五国总理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举行了会议，决定发起召开亚非会议，除了五个发起国家外，邀请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非洲二十五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讨论对亚洲国家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如废除殖民统治、支持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加强团结合作，减少对立摩擦等重大问题，并通过会议使与会各国加强相互了解，发展友好关系。

这个会议的主旨充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和平、进步、团结的强烈愿望和要求。

万隆会议

这样的会议势必触及殖民主义者的原有利益，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千方百计阻挠会议的召开。当这些企图被挫败，会议定于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时，他们又变换手法，妄图利用舆论工具挑拨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把会议引向歧途，并阴谋对会议进行破坏。

临近会期，除中非联邦没有接受邀请未到会外，其他二十九个国家都紧锣密鼓地准备，我国政府也不例外，拟派出一个大型代表团与会，和亚非其他国家一道，为亚洲的和平进步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遇难的3位新华社记者遗像，他们分别是李平、黄作梅、沈建图（由左至右）。（新华社 发）

4月上旬，各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开始陆续到达万隆。4月12日，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在世界各地报纸、电台几乎同时刊播：（4月11日）中国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起飞，飞临沙捞越的古晋上空时，美蒋特务安装在机翼中的定时炸弹发生爆炸，使飞机坠入大海。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等三人，中国新闻记者沈建图、黄作梅等五人，以及越南、波兰、奥地利的工作人员、新闻记者、部分印度机组人员遇害罹难。

1955年4月，外交部向参加亚非会议在“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中牺牲的李肇基烈士的家属颁发的慰问书。（《追忆难忘的外交岁月》图）

我在新德里听到这一消息后，不禁悲愤填膺。第二天，一封由袁仲贤大使批阅的电报转到我的手中。这是一封我国外交部发给驻印使馆的急电，要我与新华社驻新德里的记者张维冷同志马上到仰光，向代表团报道，听候分配。我们于次日启程，乘飞机到达仰光。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人员到机场迎接我们，将我们径直送到大使馆。

此时我们方知，那架失事的飞机原是为周恩来总理等中国代表团安排的，事先我们的情报部门截获了美蒋特务打算暗害中国代表团的情报，为周总理等代表团主要成员变更了从香港登机的计划，秘密改道仰光，转路去万隆。为了代表团的安全，连中国代表团在仰光的消息也一直对外界保密。

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中国代表团人员在一起合影。（前排左起：王炳南、雷任民、李克农、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陈家康、龚澎、冯铉、黄华、吴冷西；二排左起：王倬如、乔冠华、师哲、宦乡、柯柏年、雷英夫）。（图片来源：《建国初期的外交部》）

这次中国代表团非常庞大，规格很高，周恩来总理是首席代表，代表中还有陈毅副总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大阿訇、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另外还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代表团顾问是乔冠华（部长助理），陈家康（部长助理）主管文稿，黄华（欧非司长）主管新闻，王倬如（礼宾司长）主管礼宾，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主管代表团的后勤事务。

4月中旬的仰光，已是溽暑蒸熏。我见到陈毅副总理时，他穿的短袖衫都湿透了。陈老总问我：“你们在新德里有这么热吗？”我回答说：“就绝对湿度讲，新德里比这里还高，但是那里空气干燥，汗刚从皮肤里发出来就蒸发掉了，所以衣服上没有汗渍，皮肤也是光滑的。”陈老总看了一下表，招呼我说：“好吧，我们还是先见周总理吧！”

周总理的房间相当朴素。那时，任何使馆都没有装冷气空调，就有几架电扇在那里吹送着热风。总理见到我，先问：“袁大使可好？”接着就转入了正题：“这次克什米尔公主号遭到破坏，我们的新闻工作人员基本都遇难了。你来了，就在黄华同志的领导下，具体负责代表团的新闻事务。”讲到这里，总理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我，那意思是问：“你对自己的工作有没有信心？”我马上对总理讲：“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重要的国际会议，对如何做好宣传工作没有经验，但是我愿意尽力而为。我相信在代表团的领导下，我能把工作做好。”总理听到这里，马上话锋一转：“好吧！明天晚上，我们就直飞万隆。”

奈温将军

缅甸军方为了中国代表团的安全，也对外采取了保密措施。夜幕降临，我们的车队驶离了使馆，来到机场。奈温将军专程为我们送行。机场很黑，但奈温将军讲话的声音一阵阵传来，使我感到了缅甸对中国代表团安全的重视。

飞机升空后，开始一切顺利。飞临南中国海上空时，遇到很大一块雨云，为了防止遭受雷击，只好沿雨云边际绕飞。飞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机长走出驾驶舱，向周总理报告：“前边有一大片雨云，飞机暂时还无法超越，已经绕飞许久，现在油料已经不够用了，要到新加坡着陆加油，请总理指示。”总理说：“就按你的决定办吧！”飞机又盘旋了一会儿，机长把飞机引向远离雨云的安全空域。我们在万里晴空中，越过了这个小小的困难。飞到新加坡上空时，天已大亮。

飞机原没打算在新加坡着陆，这一突然变更，可就忙坏了新加坡方面。机场用无线电通知中国代表团，新加坡总督麦克科尔姆·麦克唐纳德需从城里赶来机场迎接周总理，请飞机慢一些降落。按机场要求，飞机又盘旋了一会儿才降落滑向跑道。

1955年4月16日上午，周恩来乘专机抵达新加坡加冷机场。（新华社 发）

新加坡位于赤道线上，飞机在停机坪经太阳一晒，机舱内像蒸笼一样。人们只好走出机舱，在飞机机翼下的荫凉里站立。周总理和少数代表团主要成员被总督接到贵宾室休息，对站在机场的这么多客人，新加坡方面也多次邀请去贵宾室，还不时送来一些冷饮。

飞机加满油料以后，又要准备起飞。总督带领新加坡官员与中国代表团告别，送代表团登上了飞机。

我们又继续飞行，这一次比较顺利，很快就到达了雅加达上空。飞机逐渐降低高度，雅加达机场全部映入眼帘。机场上空彩旗飘扬，二十九个国家的国旗迎风招展。亚非会议后天（18日）就要正式召开了，二十九个取得独立和将要独立的国家代表团将欢聚一堂，参加这个世界上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者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二十九个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半数以上，将要充分显示新兴国家的强大力量，这是一次令世界进步力量备受鼓舞的会议。

未完待续~

文字 | 《外交官回忆录》

作者 | 康矛召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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