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副委员长为我们带来了强劲东风
作者简介
高锋 曾任中国驻瑞典、塞尔维亚和黑山和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参赞，中国驻哥德堡总领事。
1979年秋我在研究室当大使翻译。为了响应三中全会号召，使馆决定加强经济调研，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但我花了半年时间写出的《瑞典经济现状及其展望》使馆却没有人看懂。当我把这个报告从垃圾堆里捡出来，交刊物公开发表时，他们却批评我“用公家材料，干私活”。后来政治部很快就发文为我平了反，但使馆干部心有余悸，不知经济调研该怎么搞，使馆如何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1981年春，习仲勋副委员长率团访问瑞典，为使馆工作带来了强劲东风。作为两国建交以来访问瑞典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他受到了热情接待。瑞典国王和政府首相分别会见了代表团。瑞典议长为习副委员长来访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
宴会讲话
我记得习老参加瑞典议会欢迎宴会前的一个小插曲。当时出发时间已经过了，瑞典议会礼宾官已经抵达宾馆多时，但迟迟看不到代表团领导的身影。看到礼宾官焦急的神色，我作为代表团翻译急忙跑进习老房间。我看见他正在为宴会讲话稿发火，他指着手中的稿子，批评上面的官话空话太多，不能体现三中全会精神。大使急忙凑过去看习老手中的稿子。我插不上话，只好站在旁边等候。
等改好稿子，我们抵达议会时，满座客人都在交头接耳，在猜测为什么代表团来晚了。我们刚刚坐下，议长就悄悄地拉着我的手问：“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看他忧心忡忡的样子。我连忙说：“没事，你放心，没事！”
这时习副委员长指着讲话稿上“邀请议长阁下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句子小声对我说：“这里要加上‘大型’和‘尽快’的意思，你翻译时注意一下。”随后他开始正式发表讲话。他介绍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中国大好形势。在回顾两国友好往来历史时，他离开讲稿说：“我很高兴这次能率团访问瑞典，因为瑞典议会两个委员会已经访华，中方再不派团回访就太不礼貌了。”他充满风趣而富有人情味的讲话在听众中立刻激起了一阵会意的笑声。
他接着说道：“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叶剑英委员长邀请议长阁下率领一个大型代表团尽快访问中国！”当我把他的话翻译过去后，宴会大厅里立刻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议长高兴地与习副委员长热烈拥抱，之后又与我亲切握手，宴会气氛迅速走向高潮。
习副委员长在这次访问中所表现的开放精神和个人魅力，给中瑞两国关系带来了春天。瑞典领导人彻底消除了对中国的疑虑，当年瑞典国王和政府首相即分别率团正式访华。中瑞两国关系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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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副委员长（前排右4）在尼尔松议员（前排右起5）等陪同下浏览市容时在皇家工学院前留影。（后排右1）是作者。
贵族企业家
访问期间，习副委员长参观了一个瑞典居民区和一个现代化农场。这个农场主原来是个贵族，有一千公顷的土地和两千公顷森林，但他手上全是老茧子。一个贵族怎么会成了个老农民？过去他家里曾经雇了一大群长工和仆人。社民党上台后，没有没收他的土地，却要他交纳财产税，为工人们支付高工资和社会保险，而且还要每年谈判增加。这使他受不了，只好把大部分人都解雇了，买了拖拉机等大型机器，由两个长工管理。他自己喂了1000头猪，全部自动化管理。
宫殿一样的大房子，靠他夫人打理，忙不过来才请个小时工。瑞典没有“打土豪、分田地”，却用和平手段把封建地主改造成了农民企业家。习老对瑞典社民党通过税收与工资谈判等手段对封建贵族进行和平改造的做法非常赞赏。他和这位贵族企业家大谈历史变迁和农场管理，还几次对主人说，退休后他愿意来这个农场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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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右3）率团考察贵族企业家（左2）的自动化养猪场。（右1是作者）
习老访问的那个居民区共有3000人，却有1400多套房子，有托儿所、九年制小学、青少年活动中心、游泳馆、体育馆、足球场、图书馆、超市、医院，设备齐全，住房都很宽敞，房租不低，但很多人都有补贴。因为政府规定了住房标准，除客厅外，平均一间房子住的人不能超过2人，房租不能超过住户收入之20%，否则国家就要提供住房补贴，帮助住户达到这个水平。
我陪习老访问了瑞典工人李笒。他1976年唐山地震期间访问过中国，当过托儿所保育员、小区保安，后来还竞选当了市工会主席。这个33岁的单身汉住个65平米的一室一厅，外加厨房和卫生间，宽大敞亮，沙发、地毯、彩电、冰箱、电炉、烤箱应有尽有。瑞典工人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过得比国内高干还好，这使代表团感到惊讶。在区医院里免费住院的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代表团询问了病人的经历，却没有找到一个“高干”。大家对瑞典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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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改委贺光辉副主任（右1）和作者（右2）与李笒（右3）聊天。
当时新华社记者小陈就参观福利中心情况写了个纪实报导。因为我在现场做的翻译，她就请我做些补充修改，之后她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报回国内。这篇稿子新华社马上进行了转发。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参考资料》《参考消息》，甚至于《人民日报》都对此进行了转载或摘要发表。我的名字第一次上了《人民日报》和大参考，我的劳动开始为党和人民所承认。我感到，外交官首先应该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但如实地向纳税人报告国外情况，也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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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副委员长（中间）兴趣勃勃地参观市污水处理厂（作者左1）。
习副委员长的访问不仅为两国关系带来了春天，而且为使馆调研工作指明了方向。代表团走时，习老对我说：“社民党这一套很值得研究。你懂得瑞典语，应该在这方面多做些研究。”《经济导报》编辑也来信说，希望介绍一些读者想了解的瑞典福利情况。我就集中精力先对瑞典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现状以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认真调查，写出了一份两万多字的材料。我把它交给使馆领导的同时，寄给了香港《经济导报》和国内一些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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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五 瑞典议会副议长代表议长来宾馆与习副委员长（左1）亲切话别。（左3是作者）
在调查中，我发现瑞典社会福利是由法律规定的，所有公民和在当地定居的外籍人士都能享受。我对其儿童补贴、免费教育、全民医疗、失业保险、养老和退休金等主要福利进行了客观介绍后，对政府财政收支进行了认真研究。
我发现瑞典税收虽然很高，但国家财政收入大部分被用于人民生活与社会福利，因此总体上仍可以说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报告结论是：“与五十多年前相比，今日的瑞典社会福利确实已有很大改进，人民生活确有很大提高。这不是哪个党派的恩赐，而是瑞典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瑞典人民创造性劳动与斗争的产物。这些福利措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瑞典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瑞典社会资本垄断的性质，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差别，缓和了社会矛盾，使社会得以稳定发展。”
《经济导报》把这个材料分成两篇，以《瑞典社会福利纵谈》和《瑞典福利社会的财政危机》为题，在1981年秋天分别发表出来。年底，《世界经济》全文刊登了《瑞典福利社会的财政危机》，《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对它也作了摘要发表。这是中国刊物第一次客观地评价瑞典的社会福利制度。
后来，我虽然没有机会再见到习副委员长，却按他的指示，继续研究社会民主主义。我先后发表了60多篇介绍瑞典模式和发展经验的文章。2009年，我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发表了《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评介与文献》，为我在习老倡导下作的28年的社民党研究划上了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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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高锋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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