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知识分子应该探索真理。然而，“现代性和大屠杀”迫使现代知识分子“反思”和“批判”政府和权力机构的有效运作。因此，知识分子不得不将“书斋”和“实验室”移位至某种现场——因为“形而上学”遭遇到命运的“大清洗”。圣人言“颠沛必如是，造次必如是”。这使得知识分子发展出了一门“批判学”。这门学问是为了“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反者，道之动也”。“批判学”或曰“反学”，其“话头”始终指向“强势群体”。因为强势群体易于产生“马太效应”。“他有的，必给予他更多”。老子言“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而天之道呢，则要“补不足而损有余”。“批判学”即“损补”之学。也就是传统而言的“替天行道”，为弱势群体立言。然而这中间需要细分：一是对于“真理”或“道”的“可靠性把握”——你认为的真理可靠吗？也许它是遮蔽的手段，更或是蒙蔽的武器。再浅显一点而言，它可能是以偏概全的，也就是“局部真理”。如同“白马非马”一样，局部真理不是真理。它始终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危险。因此这不得不促使知识分子保持不间断地反思：如果谁要登上神坛，那么就应该把它的幻像打碎；如果自我登上神坛，那么完全有必要自我粉碎。“神坛”意味着幻想花园，意味着一个麻醉品，它更多的是致幻功能。它无可救药的扮演着“自我欺骗”和接下来的“真诚欺骗他人”的工具。这样以来，保持头脑清醒和自觉意识，是一种在危险边缘喃喃自语的自我救赎，貌似在向大众发言，实质上是内心独白，是一种当“真理被挪用”的危机意识。只有平素喊“狼来了”的那个人，才会第一个发现狼真的来了。尽管此时众声喧哗、众人麻木。甚而会愤怒的指责知识分子“召唤”了恶狼的前来。并因此而受到火刑或腐刑的诅咒。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必被赐之以毒药。因为一不小心，他就会说出真相。而这个真相是“此在的难堪”。知识分子佐身于欺世大盗、丛林冒险者和盲流之间，他手无长物、他私心和自恋情结严重、他懂得冒犯之美、他奏出一个不合时宜的可笑的音符、他面对迷宫没有走出智性小径，而是因为充当看门狗惨遭驱赶，惶惶如丧家之犬。而知识分子必须警惕自己变成“权威者”，知识的权威或德性的权威。权威的增加意味着威权的来临，而威权则意味着你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引到若干生命的幸福。但又实在没有一种科学实验可以把握好其精密的配比。威权最大的恶果是“棍扫一大片”。在决策上的差之毫厘，经过层层振荡和放大，在执行层面就会变得失之千里，“箭夭在飞行/而目标远大充满阴影”，我必得用诗人的口吻这样忠告。需要细分的另一个则是：强势和弱势是在变化和转换的。因此知识分子对于“立场”要不断地调整。如果终身坚持一种“立场”，或许会酿成苦果。除非这个立场是“始终站在弱势的这一方并且洞明弱势的转换”。当罪大恶极之人被绳之以法的时候，其生命权就成为弱势的，此时，不宜站在群众的一边；当911 发生，美国就成为弱势的一方；而当某个士兵误杀了平民，则双方都是弱势的；既便他准确地结束了一个恐怖分子的生命，双方仍都是弱势的——此时，强势的士兵并不认为自己弱势，但他仍是弱势的。《论孤独》 胡赳赳著
这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当知识分子仅只拥有微弱的声音时，他仍然是强势的，因为他明晰地洞察到整个生态的肌理。如果继承麦克卢汉的“冷媒介”和“热媒介”理论并想有所创新的话，知识分子应该说，我们有必要用一种“冷媒介去介入热媒介”。但是知识分子在现世或当下又的确是弱势的，当他沉默时，他便成了弱势的。“沉默的螺旋”或“沉默的大多数”，有时不是甘居弱位，而或“犬儒”或甘地倡导的“消极抵抗”，而是——甘居弱位意味着“心理强势”，这是一种“引而不发”的状态。知识分子必须明了，消极沉沦和自暴自弃，与“养晦之学”有着重大区别。因此，对于洞悉某种“天机”的知识分子而言，发言和不拟发言都是强势的，只不过沉默时是被自我包装下的“伪装的弱势”。知识分子拥有“知识资本”或“智力资本”，何曾真的弱势过。一个人格强健的人不可能弱势，他的尊严在召唤他并且唤起他的内心驱动力。然而我们很少见到这样的人，换句话说，既便见到也不会承认，因为这实在是个荒诞的笑话。文艺复兴开创了现代性，现代性知识分子以“人文精神”拿回了话语权。从中世纪的教皇那里拿过来了许多权利：身体的属性、自由的属性和权力的属性。“上帝已死”不过是“遇佛杀佛”。这时，“人文精神”变成强势的，难道它不应该被批判吗？当你拥有自由时如何使用自由，自由的边界有遭到滥用吗？为什么“自由”和“特权”会互相歧视？知识分子不得不浪费很多时间来进行口舌之争，这是一场无妄之灾。相信真理可以辩明和真理不可辩明以及真理是不辩自明的三者之间，就可以无休止的讨论下去。事实上他们摸到了大象的头部、腹部和尾部，他们从不同的“法门”进入，如果得到“受用”的话，都可以无限接近真理本身。然而这样三股力量互相缠斗的话，拥众盛集，彼此攻讦轧诈，于是则又演变成为宗教或政治的血腥。这种可能性说明人类的心智远远不及成熟，就迫不及待地要干掉异见者，“弑兄”在历史上是更为可怕的事故。这种可能性还在于：信仰无处不在。简单而言是信念。当你反对信仰时，“反对信仰”即是你的信仰。每个人的“出厂设置”，受其经验、知识和文化浸泡的影响，终而形成自己的思维模式和心理定式，一旦成熟，则拥有自信；然而于此同时，“自信”具有“排他信”。异见者的信念，是难以进入自我的操作系统的，无伤大雅的软件可以，而硬件的改写则会使系统死机和溃崩。“心灵的开放”意味着你必拥有更高的“兼容性”。知识分子的终身学习，既需要软件的更新，也需要硬体的扩容和升级——后者更为重要，它是“集义之学”或“心灵之学”的范畴。知识分子很难真的意味到“变化”和“不变”的规律。他们要么认为农耕文明的一切都过时了，要么认为技术和工具是改变世界的最可靠的方法，要么认为人性的进化很缓慢，有时还以为制约短板可以保证人的高尚，或是错误的估量了——“用一把尺子”刻舟求剑地仗量脑海中想像的图景。尤其是在当下，似乎“变化”比“不变”的事物要多。拥抱“变化”、洞察“趋势”成为一种绝对的信仰。比如对于人工智能、长生不老、无性生殖等等领域，科学的发展甩了哲学几条大街。技术知识分子比公共知识分子要有魅力而且实惠得多。公共知识分子常常是那个泼冷水的人。甚或其中的大多数表现得穷酸而迂腐。一如他们所批判的遗老遗少一样，一如他们所要粉碎的旧世界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批判大众的“知识人”终于变成了大众的“批判物”。这便是批判的力量，所有的指向最后都会回到自身。
无论如何先锋，终于将变得陈旧。其中好的部分将被称为古典。“知识人”是保管知识的人，最早是口传心授，依靠记忆。后来有了文献，则记诵过时了，通读文献形成百科全书学派，“无所不知”或“给每一个问题安上一个答案”（当然有些是抚慰性质的）成为知识人神圣的追求。然而这一路也随之过时了。因为有了电脑检索，有了云上的大数据，每个人都可以很方便的查找答案。其弊端是知识越来越碎片化，而其好处是人对知识的依赖，不再通过求问“知识人”而得解。免费、共享、自我学习与成长成为可能。然而事物的发展朝向并不依靠这种简单化的描述。人们仍然艰难的发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心流”的耗散相当之大，“专注力”成为稀缺资源。大脑需要挣扎着面对“多线程式处理信息”。与强大的互联网博弈时，人们被汹涌地推向信息孤岛，人成为一个“体系”的可能性少之又少，只有那些杰出意识的人才有可能避免被撕成“碎片”。掌握“体系”的人控制着那些成为“碎片”的人。这便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假如知识分子不揭穿或指认这样一个事实，假如他不大声说出来，那么“碎片”是不会主动去寻求体系上的融合的。不要认为那些在看书的人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建立有知识体系。看书的人也可能是将阅读作为消遣或自娱，而或一种生活习惯——他认为是良好的。只有按体系去看书的生活习惯是良好的，如果不耐可以辅之以消遣式阅读。因此知识分子必须花在独处上的时间非常之长。他当然享受这种独处。因为与伟大的思想或知识相处，知识分子获得的安宁是至高无上的。这个时候他对不对世界发言已经没有那么重要，甚至是毫无必要。因为在智慧之学的层面上来讲，你不应该改变世界，而是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王”是“哲人王”而非现世的国君。因此并不是每个人阅读卡夫卡时都有那种卡夫卡的心境，他说：“我没有必要去世界上走动，我只需要安静地坐在书桌前，世界会聚拢来在我面前扭动。”人和世界的关系是可以打破的。人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世界是人的“六感”的映射。当关闭掉一个个体时，对于他而言，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这就像熄灭了一个幻灯机——尽管其他所有人的日子要照样过，朋友有了新朋友，旧欢有了新欢。如果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来看，一只狗眼中的黑白世界和你眼中的彩色世界是同样的吗？而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呢？可见，并不存在一个纯粹客观的世界，或者说，一个纯粹客观的世界是“起码”的，而一个纯粹主观的世界是“无穷”的。如果科学家不在他的发明或发现中注入“信仰”，即“坚信”科学是改变世界的第一推动力，那么他将徒劳无功。所有人类之间的冲突皆来源于所“坚信”的事物不一样。或者说，是“排序”的不同。因此“心理排序法”诞生了：将什么最重要排在第一位导致了家庭的冲突和成员的误会。而这在程序员看来，也不过是“算法”，这种算法是可以计算出来并回避或解决冲突的——但他同样相信，这并不能制止新的冲突的蔓延。正是由于“主观故意”，“客体”被发现或发明了。假如没有身躯这具“客体”，也就没有了“主体性思想”。因此，东方的知识分子很早就阐明了“心物一元”的道理，有时表述为“心能役物，而不要为物所役”，有时表述为“心能转物”或“境不夺心”。而“物我两望”到“物我两忘”则有李白的表述“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尽管历来这被认作是一首情诗。
《论孤独》胡赳赳著
对应中国知识分子，有过时的称呼“士”“大人”或“君子”“士大夫”。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都是兼职的，很少有专职的学者。他们要担任官员、处理地方政务。他们是政教合一的。或者说是权力和学识合一的。他们进入了“权力中心”，在这个“体系”中，精英保存了文献物证；而老百姓则有民间的一套“体系”，他们通过山林、江湖、庙宇、宗祠和家族保存着一套“践行”和“实证”的仪轨、礼节、变文、唱辞、节气、规范、图腾、巫医、戏闹、渔樵。孔子言“礼失，则求诸野”。中国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是贵族书，西游、水浒、三国都脱胎于民间。“民间无智”是历来的一种误认。也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旧时是权力中心主义，而今时是学院中心主义。而“不识字则无智”是另一种误认。因为“践行”是另一种智慧，知识分子知十行一，而民间人士则知一行十。“庙堂”和“江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平两极。达则庙堂、兼济天下；穷则江湖、独善其身。这一套知识分子的立身处则，使其处在达则为儒、穷则为隐的局面下，也可以称之为达则大乘、穷则小乘。达则飞龙在天、穷则潜龙在渊。真是艰难的
真是受蒙蔽的
真必须被追寻
真难以耳闻
真少有简单
真难以显化
真是必要的
中国知识分子强调“求善”，以善而求“真善美”的统一；西方知识分子强调“求真”，以真而求“真善美”的统一。这是两个不同的“法门”，也是中西文化比较的“根本因由”。求善故发展出“伦理学”“秩序观”，强调“关系律吕”的和谐；求真故发展出“科学”“逻辑”，强调忠于自我和客观示现。而二者的“法弊”也在于，力不济者，在中则落于“伪善”，在西则陷于“自私”。然而正如“佛性不分南北”一样，学术也应“无分东西”。二者只有“法门”不同，根本则是究竟一致的。唯物和唯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各执一端；有神和无神，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各执一端；专制和民主，何尝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各执一端。专制是“权力的集中”，而民主是“权力的分发”。专制和民主牵扯到“权力的让渡”。如果没有美国建国的三位圣人将权力分发下来并制度化，而今的美式民主也实现不了。美式民主是靠集权将“自我解体”分发下来的。也就是说，圣人将自我解体，全民获得新生。国运必得有圣人出。但民主制度的确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发明，也是厚积而薄发的最优胜果。如果不去采摘它或品尝它，则会成为保守或倒退的力量。它不是“好”或“坏”的问题；也不是“应该”或“不应该”的问题。它是一个信念，现在也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如果没有这种信念，坐井而观天，认为天下之大，无出乎其井，则固步自封，哀叹终老。
《论孤独》 内页插图 杨宏伟木刻作品
专制有专制的好处，每人手上都有点“特权”。既便小区看门的“保安”，也有权力让你进或不让你进，可以用任何借口。因此，“特权”并不仅限于上流阶层，“特权”意味着每一个操作者都有改变事物轨迹与方向的可能。如果不深诣这种“特权”，在中国将寸步难行。“出人头地”“望子成龙”“人上人”就是这种希望拥有更大特权的心态。既便他们送子女出国上学，也是这种心理作祟。因此一定要上名牌大学以及消费其它时尚名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最苦恼地是，“特权”意味着“幸福”，而“民主”意味着“不幸”——当所有人拥有一样的权力时，这实在是毫无快乐可言。这便是“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现实版。然而“机会不均”又非常容易引发愤怒、不公等社会情绪，于是社会充斥着戾气则毫不令人吃惊。由于整个世界在加速度地发生“变化”，三年是一个时代，“资本”涌向哪里，哪里就热火朝天，而其它地方则如水清冷。这真有“冰炭”之惑。知识分子也可以做热闹事，也可以做寂寞事。这有点像轮盘赌，你既可以跟热点，也可以等待爆冷。但是你必须清楚自己是否乐于这种玩法，或是否享受投机。但知识分子不愿意过度拥抱变化的原因也很简单：变化当然刺激、但未免过于劳累。而且也极尽空虚。灿烂烟花于一瞬，而漫长的制造、等待以及打扫的时刻该如何度过呢？或者说，那些不变的古典知识和教条，真的过时了吗？真的“不合时宜”了吗？不变的“内核”是否还在？是否还可以指导我们的内心？生活图景已经分崩离析，内心图景也将一片荒芜？我们说出“精神家园”时就显得那么可笑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个问题也显得粗浅。真正的知识分子早已超越了这种犹移不安。这或许是知识或智识的好处，孟子言“学问之道求其放心而矣”。获得内心的“当下轻安”，远离“焦虑、纠结和挣扎”，但又不是“麻醉”或“自欺”，自我意识保持“清醒”和“觉照”，这便是知识带来的“受用”。至于知识是否可以带来“知识经济”或“知识生产”，那是工具化的应用。因此，那是技术知识分子该将其从事好的事。“拥抱变化”固然很好，也很正当而必要。然而那些不变的知识、恒远的典故和无用的说教，则构成了另外一种吸引力。人的力量的源泉非无中生有，而是在那些“不变的经典”中存放。当你前往悠游，总能有所收获。变化使人兴奋而疲惫，不变使人平静而恬淡。一味地强调变化或一味地强调不变，都会落于“边见”，也是思维简单而片面的明证。而摆脱这种思维上的幼稚症，看事物既能穿越复杂而穷究其理，又能从简单事物中提取丰富而多变的信息量，则是知识分子的份内事。因此，知识分子要做翻案文章，提供新的“视角”，抽掉或增加一个“因素”，知识分子用“误解”无限靠近“正解”。
顾炎武说北方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南方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他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涉及到两个重大的问题，前者为“行”，后者为“知”。北方人懒于“行事”，南方人懒于“集义”。“义可顿悟，事须渐修”，知和行二端，都是知识分子要从事的。以言论为事，言论即行，言论是知行合一的；以教书为业，教书即知，教书是知行合一的。以农耕为事，节气即知，农耕有其知行合一；以互联网为事，谷歌的理念“更好的搜索是为了更快的离开”即知，互联网有其知行合一。然而中国的互联网业可悲在于，它很大程度上只是个“流量业”。这便是“不知”或“不智”。虽然在互联网，仍然是做原始的生意。拥抱变化的人，看到的是不变。从事深度的思考或深度的工作，这是知识分子该做的事。浅阅读固然能快速消化快速应用，而深度的读书、写作、思考并不应该被废弃。恰恰相反，作为“专注力”的代表，它演变成了一种“稀缺能力”。世人的专注力缺乏，而知识分子可以胜任这种脑力和思维的高强度。他的写作，不应是短期有效的，而该是长期有效的。他也不是写给外行看的，或许只有一小部分人在关注他的写作，并且产生共鸣。但这一小部分中的某几个，能够读懂，甚至认证他的思想。这便达到了马尔克思所言的境界：“假如我是一个高速运转的、高智力的、高心智的这样一种大脑的、心灵的运转状态，当我遇到另外一个同样是高度运转的、活的、心智智力很高的、带着问题意识运转状态的对象的话，我能够一眼就认出他。”“印证”并非是佛教的专有名词，“检选”也并非基督教的独有现象。应该来说，“印证”和“检选”无时无刻都在发生中。当你不再嫉妒那个曾经嫉妒的人时，印证发生了，至少你可以平视他。而平凡的世界充满了各种“相认”。如果我“认”你，那么我会与你合作，给你各种机会，不遗余力地推荐你。假如一旦识破某种作伪，那么则所有的机会都不存在了。“印证”即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种“信任”涉及到方方面面，也是信念的发生形式之一，也是能量的源流。而在知识分子之间，“文人相轻”则是“印证”的反义词。谁也不服谁，互相不对付。“文人相轻”说明了二者的思想境界差不多——都不怎么样。至少谁也没有比谁更加包容。心量的狭窄说明了知识分子、某种文人的未来行之不远。“风物长宜放眼量”，朱熹强调这一点，正说明这一点在尘世的欠缺。“检选”着重于结果，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检选他人”或“被他人检选”之中。我们检选朋友、伴侣、合作伙伴。检选一个餐厅、一个旅行地点、一本书。我们盘算让谁入局，带谁一起玩或不带谁一起玩。我们参加这样的场合也是因为，深知这种检选式的身份很重要。要想获得上帝检选，自然是需要自我完善的，这样才能接近完人的状态，以便得以上天堂。这些都是朴素的真理。然而心理学家发现，我们所有的负面情绪，正是来源于对我们不完美状态的恼羞成怒。我们有拖延症，正是因为我们不能将手上的工作自如地做得完美。我们焦虑，是因为我们过份地乐观认为自己本可以做得更好、更到位。我们挣扎，也是因为有个假想的完美自我，无所不能，在前面等待，能将家庭、事业和前途都摆平。因此，我们制订方案时，往往超越了我们的实际能力。心理学家，心理知识分子告诫我们：惟一完美的状态是你接受自己是不完美的状态，然后再去着手改变他——不要不服气。因此你要“臣服”于自己的不完美。如果你因不完美而产生了负面情绪，你便没有活在当下。接受它、改变它，这便是活在当下。所以诗歌知识分子泰戈尔说：“如果你错过月亮时流了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因为你把“错过”当成了“当下”。我们的知识分子有时显得过于焦虑。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情怀使他们顾影自怜、借酒消愁。这便给大众提供了借知识分子消愁的可能性。万物一体的，“社会塑造”是彼此之间“互塑”。知识分子藉由观念的流行“形塑”着大众，大众也用褒贬来形塑着知识分子的形象。某种观念的深入人心，一定是双方共谋的结果：知识分子说出来的话，正好是大众觉得可以拿来解决问题的。至于具体解决了问题没有，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知识分子在不停地制造“业”，制造“概念”，制造“术语”。有那么多的现象需要总结，有那么多的观点需要反驳、修正与升级。“历史终结”、“历史的终结之后”，“后历史的终结”等等，其中当然有思想的，但也可能这思想是有流毒的。凡有思想，必有流毒。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的理论是极其纯洁、高贵而纯粹。纯粹到只能停想在思想层面，一旦执行起来，则可能面临着一场大清洗、大运动或将“阶级斗争”无限扩大化——事物总是倾向于走向它的反面。那些将党派的思想性置于“人性”之上，最后诱发出“人性”的阴暗面，是一件极为可怖之事。人性的两面，向上为善，向下为恶。如果一味向下诱导，最终的结果是导向“礼崩乐坏”。“品牌”的建立需要无数人的心血和循循善诱，以善来诱。而“品牌”的崩塌则往往是一夜之间。“印证”和“检选”在每个人的内心发生。所以，他没有的，更不必要给他，因为这是神对他的考验；他已有的，必给他更多，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知识分子的确不应该被概念困挠，但是他们又不停地制造概念。并且他们被自己制造的概念束缚手脚，甚至于沉溺于概念、为概念命名、为概念正名、用一个概念覆盖另一个概念、用一个概念颠覆另一个概念，在概念的层积岩中，攀登具有史诗意义的高峰。假如这其间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的感受和觉知，这些概念不过是颅内高潮和空洞思想。但知识分子常无视这些，他相信百年以后、千年以后，有一个人会揭竿而起，将他的思想发扬光大、具体落实。因此我们的知识分子又是可笑的，他的想像力过于发达，也过于乐观。他常常梦见自己在历史坐标中的地位，并不免为此而打起小算盘。他盘算着有几个可以称得上对手的朋友，并认为自己已经到达一无所求的境地。在这一刻他既不求真、也不向善。这一刻是个精明的个体在用大数据分析自己将来的“意识”能在世界上保存多久。这是另一种意识上的长生不朽。然而我还是希望知识分子不要闭上他们的嘴巴。一个书读多了的人，免不了要多说几句闲话。这几句闲话，无益则可当耳边风。有益则自可受用。我想终归是无伤大雅的事。公共知识分子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智性的力量越强大，反智的力量也会越强大。因为两股相对的力量一定是互相消长的。老子言“智慧出，有大伪”，就是看清楚了当思想一盛行，免不了有各种偏性和流毒，有各种被利用、误读和借酒下药。世道艰难，唯在于此。因此倒不如一心只读圣贤书。有一位台湾的老先生说：“我一生只守‘潜龙勿用’这一爻。”可谓深明大义。佛家言“开口便错，动念即乖”。这种思想，倒是知识分子该去反思一下的。中国的圣贤书中，已经将思想规模厘得很清楚了。所以金克木有“书读完了”的感慨。没读过的，多少也无关宏旨。知识分子要有自己的“体系”，是得有把书读完的决心和勇气。故此也没有开口管闲事的功夫。如果认真去看，中国思想史有个有趣的现象：先秦诸子，可谓首脑头目；魏晋为颈项；汉唐为心胸；宋明为腰腹；清民一代为四肢，break a leg。元气汇通，重在腰腹。宋代新儒家是中国思想史的集大成，不可不知。佛道相鸣击，产生禅宗；禅儒相鸣击，产生新儒家。故宋明理学是儒、释、道的集大成。因此，研究中国思想，要“两头通、中间明”。从先秦诸子往下通，从晚清民国往上通，会师于新儒家，则学问明矣。如果学问没有明，可能说的一切都还是“局部真理”。救世的动机固然好，但也常常好心办错事，一言不慎，悔之也晚。强作知论，遗害无穷。所以我必须申明我说的都是外行话，它只是满纸烟云而已。我首先是个大众或个体，算不上知识分子。比首先更首先，我是一个自然人，其次才是一个社会人，然后才是一个自说自话的专业人。尽管我的专业是和文字和对外界发表言论有关，但绝对称不上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的门槛有点高：他首先必须要有自视为精英的勇气。我却连社会人的身份都想抛弃，愿意活成纯粹的动物。而我所作的这一场谈论就如同历史上的“渔樵闲话”。干活干累了，歇歇脚，然而不知秦汉、无论魏晋。故此随便闲扯了几句。
内容简介 · · · · · ·
胡赳赳新书《论孤独》，是一部直逼当代人最本质的生存境遇的思想随笔。该书紧紧围绕当代人的孤独境遇作文章。作者所谈及的内容从作家、知识分子、思想家的社会责任，到自闭症、性骚扰等社会议题与思潮，无不透露着作者对这个世界的深刻理解和关怀。人文精神”的失落，“人文主义”的败退可谓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而失策的问题。作为一个知识人，作者用充满洞见的思考和智性交出一份答卷。作者简介 · · · · · ·
胡赳赳，作家，艺术评论人。历任《新周刊》首席记者、主笔、副主编、总主笔，前后十二年；出版有随笔集、评论集、诗集等著作多种，现为多家机构文化顾问。著有传媒专著《理想不死》；艺术评论集《空，欢喜》；杂文集《北京的腔调》《中国的倒影》；曾在纽约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所做客座研究，现主持喜马拉雅FM汉字文化类节目《赳赳说字》。目录 · · · · · ·
内篇 论孤独
论独处
论性骚扰
论成功学
论读书
人的边界
好人与坏人
论真实与幻象
这个世界坏了吗？
外篇 论知识分子
何为知识分子？
论作家的任务
论作家与知识分子
论当今思想者
论福柯
论波德莱尔：世界行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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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授权发布，致谢作者胡赳赳；点击阅读原文，直接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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