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余生的母亲，看上去，一切皆好，似乎没留下什么痕迹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逻辑。像母亲这样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在劫难逃，至于为什么？那可不知道！“坏人”先是被集中到生产大队关押、批斗，然后“坏中选坏”送到人民公社关押、劳动、批斗，至于为什么？那可不知道！

1966年的下半年，按照上面的精神，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逐级相继成立红卫兵组织。石柜村的一些小青年照葫芦画瓢，套个红袖章，拎个涂上一头红、一头白油漆的专政棒，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按照“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号召，开始“扫四旧”。扫四旧是个好事情，可以满足人的窥私欲，满足人的占有心，是人的阴暗心理的一次公开而合理表现。

一天，门外传来一阵令人发悚的锣鼓声，家里突然涌进来一帮人。定睛一看，人，都还是熟人，只是因为装束时尚，看上去新奇，又夹杂着心惊，不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伙人走到一起来了。究竟哪些东西属于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将这些抽象概念转变成实物，那是需要想象力的。

家里重要一点、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放在从南京带到石柜村的两只木质包皮的酱红色大箱子里。两只箱子被红卫兵们翻了个底朝天。红绸子被面上，绣得是龙凤呈祥，四旧！一件中山装呢外套，四旧！一件绣花的童装背心，四旧！一只电灯泡，少见，四旧！……凡被认定为四旧的东西，没有登记，没有收条，全被送到大队部去了。照片和信件，散落一地，用一只化肥袋子装起来，带走，需要研究研究。那几天，从我们家到大队部，沿途都能捡到我们家的照片和信件。

所幸，两枚戒指，没有被抄走。一对大戒指，一枚上面刻着一个“美”字，另一枚上面刻着一个“满”字，是母亲结婚时，外公外婆送给母亲的纪念品，母亲一直当作最珍贵的东西珍藏着。

大妹从泾县中学回来，说起外面在扫四旧，母亲有了防备之心，两枚戒指当时就想让大妹带走，大妹害怕丢失，没敢带。筒子口是进出石柜村的必经之路。返校时，大妹背着个大挎包，走到筒子口，突然听到一声吼：“站住！”大妹心里一震，于是，站住。过来几个红卫兵，其实也就是石柜村里的小青年，说：“检查！”大妹被带到一张桌子旁，四五个红卫兵将大妹的大挎包里的东西全倒出来。每一件衣服，到边到拐地捏，又拿起来，对着阳光看；每本书，一页一页地翻。最后，剩下带到学校去吃的一大茶缸子锅巴粉，也被倒在桌子上，用手细细地捏。遗憾的是，什么也没有发现。最后，两个女红卫兵过来搜身，鞋子脱下来看看，再也想不到要检查的地方了，才放行。如果，真的将两枚戒指带在身上呢？想到这里，大妹掠出一身冷汗！

背后坐阵指挥抄家的大队书记觉得：吴美云家怎么会没有翻出些稀奇的东西呢？不可能！扫除四旧，务求彻底。

小妹被叫到大队部。大队书记亲切又不失权威地对我这个只有11岁的小妹妹软中带硬，一字一顿地说：“小姑娘，不要拍，家里有什么四旧，告诉我，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也不会将你妈抓起来。不然的话，就不好讲了。”小妹不作声，心里害怕，脸胀得通红。书记给小妹倒了杯热水，微笑着，亲切地说：“暖暖手”。小妹两眼盯着地，心里蹦蹦跳，怯怯地问：“金戒指算不算四旧？”书记心中大喜，却不动声色，语调平缓，轻轻慢慢地问：“在哪里？”小妹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下来，感觉是救了妈妈一命，急切地说：“就在我这件棉袄里，妈妈缝进去的。”小妹指指身上穿着的碎花棉袄。书记喜出望外，仍旧不动声色、语调平缓地说：“棉袄脱下来，拿出来，我看看。”随手将椅背子上自己穿的短大衣披在小妹身上，小妹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流进心田，真切、真实、真正感受到了党的温暖。书记将两枚金戒指，用手掂了掂，顺手放进抽屉里。

除了一对戒指，书记还将收缴到大队部的我家一床黄呢子军用毯拿回家去了。那床黄军毯是父母在南京大学医学院工作时，公家发的。当时，医学院更名为解放军第五军医大学，属于部队院校。

文革后期，上面有政策，要归还扫四旧抄去的东西。那两只木质包皮的酱红色大箱子，躺在大队部会议室的角落里，包皮被擦坏，撕裂，露出木质，锁搭扣没有了，箱子里面空空如也。两只大箱子跟随我们从南京到石柜村，多少有些感情，久经磨难，还能见到尸骨，悲从中来！

我曾看见也算是我的小学时的学长，后来成为大队长的，曾经穿着从我家抄去的那件呢子中山装，蹲在筒子口的墙根子底下晒太阳。那一对金戒指到哪里去了？一定还在人间吧？不该是戴在书记儿子、媳妇的手上吧？如若如此，这个世道，还会好吗？

西阳人民公社石柜大队的地富反坏右，被关押在吴家祠堂里。吴家祠堂建于清代同治年间，以往，过些年，就会翻修一次，是石柜村，溪头村、西阳村一带，吴姓人家的圣地，如今，早已破落。

厢房、雕花隔板，荡然无存。大厅的一半，被战略物资——大粒子食盐占据，堆得像一座小山。两边墙上“忠孝节义”四个大字，早已缺胳膊少腿。屋上的瓦片，有些已经掉落，露出腐烂的椽子。台阶上、天井里的石缝中，长满青草。大门边一块戒石上，依稀可见“不孝不悌，妄作妄为”告诫族人的八个大字。三人合抱的柱子，油漆斑驳，柱子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标语，在风中飘舞，发出啪啪的声响。柱子上拴着一头老牛，卧在几把稻草旁，两眼无表情地望着世事变迁，悠闲地嚼着草。

吴家祠堂里关押着石柜生产大队抓来的十来号人，大多数是石柜村吴姓人，吴家祠堂是石柜村吴姓族人光宗耀祖的地方，也是惩罚不孝不悌子孙后代的地方，如今被关押到自家祠堂里来，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其中，也还有少数几个外姓人。

谁有资格被关押？也是有个大致范围的，但边界并不十分清晰，可以由主观情感来决定。新屋里七奶奶是个地主，生有一儿一女，儿子跑到上海去了，找不到，算了；女儿义珍是生产队长、贫农代表的姘头，既是姘头，说明思想感情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站到贫下中农这一边来了，自然不在关押之类；而义珍的丈夫，溪头都胡家人，是个文化人，曾经当过保长，对其妻与生产队长、贫农代表的关系，是个什么态度？不满？那就应当关押起来。其弟，义珍的小叔子，也是个文化人，会拉二胡、唱京剧，解放时，还是个孩子，说他是个地主分子？有点过分，那就算坏分子吧，可他也还没来得及干什么坏事，不管算什么，也应当关押起来。义珍的母亲七奶奶，名正言顺的地主，当然的关押对象，关不关？一来年龄太大，实在抓不上手，二来是义珍的娘，多少也应当让她沾点女儿的光才对，不关了，打个招呼吧：“不许乱跑！”七奶奶好像不领情，回答得妙：“我个三寸金莲，蚂蚁爬得比我快，往哪跑？”

十来号人关押在吴家祠堂里，母亲是唯一的妇女，安排在祠堂的角落里，一把稻草上铺床被子就是床，饭由家里送。当时，我与大妹妹在外面读中学，两个小妹妹，一个13岁，一个11岁，承担母亲和舅舅两个大人的一日两餐。整日枯坐无事，三餐确无必要。现在细想起来，这两个小姑娘，怎么能够做得出四个人的一日两餐？

地主分子吴然，是个没心没肺的人。看押他们的几个小孩子，一人拿着一根金箍棒，你追我打，围着祠堂里的柱子转，一直追打出祠堂，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等他们回来，吴然训斥道“疯哪去了？再不回来，我们就走了。”

晚上，是没有煤油灯的，黑暗中，关押着的十几个人，各想各的心思，没人睡得着。吴然拉起了他那把旧二胡，边拉边唱：“我手持钢鞭将你打”，凄婉的唱腔，在破旧的大祠堂里回荡，唱累了，自言自语：“睡吧，睡吧，有人给我们站岗呢，怕什么？睡吧！”

坏分子金生友，拿个电筒在墙上乱照，看见一只小蚂蚁。他指着墙上爬着的蚂蚁，说：“我们就是这个虫子”，说着，用手一捻，蚂蚁死了，痕迹都没有。

金生友的话是对的，他们的日课，就是每天上午挂着牌子游村，游完，站在大路边，供人瞻观。有不识字的好事者，盯着牌子看，吴然指着牌子上的字，一字一顿地念给他听：“地、主、分、子”，好事者暧昧地朝吴然傻笑，笑一会，看半天，也没看出个名堂，走了。

每到母亲游村或在路边示众的时候，两个小妹妹吓得躲在家里，胆怯地从门缝里往外张望。

不能总让这帮人闲着，隔三差五，这帮人还要拉出来斗一斗。一日午，太阳把人照得暖烘烘、懒洋洋的。祠堂里的十来个人，经过一番打扮，戴上自制的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一个自制的牌子。母亲的高帽子和牌子上都写着“地主分子吴美云”，再打上×××。十几个人用绳子绑着手，被十几个红卫兵提着金箍棒，一对一地押着，像演戏一般，押人的和被押的，很快，都进入了角色，似乎还踩着锣鼓点，从祠堂里鱼贯而出。

批斗会场就在石柜村边花古墩下的一块平地上，几棵大树上挂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谁想翻天，就砸烂它的狗头”“再也不吃二荐苦，再也不受二荐罪”的标语，平地上站着一百来号人，其中一些人没经历过土改，还不能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很期待地过来看看热闹，真的像看戏一样。

生产队长的老婆早妮，贫苦出生，和母亲同年同月同日生，喜娘接生，接完早妮，接母亲，只差一个时辰，天然的两个小玩伴，母亲总是把她带回家里来，送她玩具，她也给母亲带些好吃的。

早妮看到母亲胸前挂个“地主分子”的牌子，心想：我和美云从小一起长大，在一起玩，她干什么坏事，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解放的时候，我们才十几岁，十几岁的小姑娘，也是地主？早妮很气愤，大声嚷起来：“美云不是坏人，斗她？搞什么鬼！”有人在喊口号，应者寥寥，群情并不十分激奋；也有人怪声怪气地响应，像是在演戏。其实，也确实就是一场荒诞戏。

十几个被批斗的人，一字排开，作低头认罪状。仅靠煽动，要使斗者和被斗者之间，凭空产生出深仇大恨，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只能靠煽情，只能靠人性中的恶了。小郭，无为人，一年灾荒，一路要饭到了石桂村。他一把揪着母亲的头发，把头往下按，母亲被按得双腿跪倒在地上，小郭口里骂骂咧咧：“还不低下你的狗头！”

早妮真是再也看不过去了，大叫：“一个妇女家带几个小孩，容易吗？你试试看，够可怜了，你们整她，算什么本事？有种的跟日本鬼子干去！”早妮心直口快，说真话，好打抱不平。前几天，吃忆苦思甜饭——野菜糊糊，她又叫唤开了：“这是什么饭？喂狗啊！解放前，吃得比这好多了！要是前两年饿饭，能有一碗这样的糊糊，倒是能救一条人命呢！”有人跟在早妮后面附和，一片骚乱。忆苦思甜，批判的目标是解放前，现在批判起三年饥荒来了，散会，散会。

早妮，三代贫民、根红苗正，丈夫是贫农代表、生产队长，讲得又都是实情，谁也奈何她不得！会场一片骚动，人分两派，互相叫骂，将几个被批斗者凉在一边，看着他们吵。

早妮的丈夫，是个圩里上来的，有弹锦花的手艺，文革期间，当了石柜村生产队队长、贫农代表。他看着自己的老婆在叫骂，不作声，不支持，也不反对，任凭她自由发挥，有一点“坐山观虎斗”的味道。

母亲不认识小郭，估计小郭也不认识母亲，井水不犯河水，哪来的阶级仇恨呢？估计他也就是看母亲是其中唯一的女的，头发好抓吧。批斗回来后，母亲洗头，说：“没什么，只是小郭的唾沫星子溅到头发上，有点脏！”

现在回忆往事，想象那个场景，是滑稽剧呢，还是荒诞剧？真是说也说不清。没过两天，晚上有人通风报信，说：“明天下午四点，要批斗你妈”，三点钟，二妹捧着一个大搪瓷缸，偷偷跑进吴家祠堂，给母亲送去一缸子稀饭，好让母亲吃饱，批斗的时候，能够坚持得住。母亲一口气喝完稀饭，对二妹说：“不要怕，没事的，过两天就会放我回去，我要好好劳动，我能养活你们。不要对你哥哥姐姐讲，让他们安心读书，照顾好妹妹”。二妹眼泪直流，使劲地点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几番批斗，母亲竟然获得一个美名：石柜村的“王光美”。批斗，对一些人来说，很容易上瘾。二妹和生产队一伙人在田里耘田，休息时，坐在一棵大树下。小郭看着二妹，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说：“我们在田里累死累活，王光美在哪里享清福？”二妹心里一惊，浑身发凉！母亲在家帮人做衣服呢。

一会，小郭带了两个红卫兵将母亲押过来。让母亲站在田埂上，低头认罪，几个人嘲笑谩骂，喊口号：“打倒王光美！打倒吴美云！”喊得既不雄壮，也不整齐。二妹两眼看着地，眼泪在眼框里打转，浑身发抖，恨无地洞可钻。一些人在看热闹，一些人在聊天。三五人，过了一把瘾，母亲又被押回去。

那个年代，人有尊严吗？一家富农家的女人，因不从队长的淫威，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将她剃了个阴阳头。阴阳头也是文革的发明之一，即将人的头发剃去一半留下一半，游村示众。因忍受不了这个侮辱，这位刚烈的富农家的女人，上吊寻了死。

对阶级斗争抱有满腔热情的人，并不多。大队书记、生产队长不主动、不带头去斗争什么人，别人搞，他们也不反对，反对了，怕引火烧身。还有一些人，对过头的事，还会有些反感，喜欢唱反调，打抱不平，早妮算一个，孙老头子也算一个。

孙老头子是要饭出身的老牌子贫农，还有两个政治过硬的儿子，大儿子空军地勤转业，也是石柜村里最有名望的转业军人，小儿子年轻有为，年纪轻轻就是公社干部了，谁都撼不动他们一家人。生产队里开干部会，舅舅常被叫去通知人。一次，舅舅通知孙老头子到生产队开干部会。孙老头子到会场后，大发雷霆：“让地主通知我来开会，开什么会，开反革命会吗？”孙老头子知道什么时候要开批斗会，要抄家，还会暗地里给“坏人”通风报信。

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的主，都是些“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二百五、楞头青，专以害人取乐而已。政治运动有如一场风暴，使社会沉渣泛起，搅得天昏地暗，风暴过后，沉渣仍要回到社会的最低层，对沉渣来说，风暴是难得的机遇，要抓紧机会，尽情飞舞一番。文革中的活跃分子就是这样，这些人，大都没有好下场。那个徐大裁缝的儿子小徐，还有小郭，在后来的武斗中，都不知去向，有人说，被人趁乱打死了。那个年代，也不是打死人不偿命，有些人被打死，懒得追究，心里想：“死得好！”民不告，官不究，就这么不清不白地不了了之。

在吴家祠堂关押了十来天，这帮人被放回家。没过两天，家里突然闯进四个红卫兵，在民兵营长的带领下，抓母亲来了。一个红卫兵将一根绳子的中间扎成一个圈，往母亲头上一套，两边的绳子分别在两个膀子上绕几下，手就被背到后面去了，绳子再回到胸前胸后绕几道，脖颈、双臂、手腕、胸、背，全都用绳捆牢了，这就是所谓对重罪犯人采用的“五花大绑”吧。这帮人动作麻利，熟练的很，一定是练过，而且一定还绑过许多人。

母亲的脸色苍白，绳子将颈子勒得紧紧的，有点喘不过气来。二妹发疯一样，抱住妈妈的腿，几乎是跪在地上，声嘶力竭地向他们哭着求饶：“求求你们，绑松点，不要把我妈妈勒死了！”小妹又急又怕，蹦得老高，声嘶力竭地哭叫！那一年，母亲38岁！二妹妹13岁！小妹妹11岁！

母亲被五个彪形大汉带走了。当年的吴家小姐，后来的官太太、吴老师、吴医生、吴裁缝，既没偷，也没抢，更谈不上杀人放火，就是一个弱女子，靠辛勤的劳动，养活着四个孩子，尽量让他们吃得饱一点，穿得暖一点，尽量让他们读书上学，如今，竟然变成了重罪囚犯！社会的大潮，不由分说地变换着人的社会角色，不可抗拒地把母亲的人生推向了黑暗的深渊！

到西阳公社没过两天，通知母亲到工宣队食堂帮厨。母亲被带到公社那天早晨，母亲走过食堂，从窗户里，一眼就看见在龙坦学校念书时的好友胡亚兰，母亲又惊又喜，正要叫她，胡亚兰急忙向母亲使眼色，母亲立刻就领会了：不能相认！

胡亚兰出身溪头都胡家，家道殷实，世代书香门第，父亲是溪头街上有名的绅士三先生。解放前夕，因丈夫生意失败，亏得一无所有，只能靠帮人家赶驴子送货为生。真是磕头都磕不来的生意亏损，土改时划为贫农。胡亚兰人高马大，和母亲个头差不多，人长得也标致，眉清目秀，雪白干净，能说会道，讨人喜欢，在地方上很活跃。这回，又和西阳公社工宣队的人处得好，混得熟，就调到工宣队食堂来了，专门给工宣队的同志们烧饭做菜。

母亲被抓到公社那天，被胡亚兰看见，就找到工宣队队长，说：“食堂里做饭炒菜，一个人忙不过来，把昨天抓来的那个女的搞过来，帮忙吧。”母亲就到了食堂。虽然人到了食堂，食堂的饭菜母亲是没有资格吃的，必须回去喝犯人的稀粥就咸菜。但是，暗地里，只要食堂里有肉，胡亚兰都要盛一点在碗里，放在灶头高处。母亲来了，避开人，空口就吃掉了。那一阵子，母亲的气色有些好转。

由于遇到了胡亚兰，母亲避免了劳动、批斗之苦，还有了随后的转机。她与母亲同年，也应该是年过九十的老人了。胡阿姨，如今，你在哪里？

家里只剩下两个小妹妹，怎么样了？

母亲被关押到公社去了，家里只剩下两个小妹妹，我不放心，从宣城中学回到石桂村。到家，眼前的情景让我惊呆：家里的地面，土被翻过来了，一块门板，一头搭在窗台上，一头搭在灶台上，就是两个妹妹的床。从南京带回来的两个包皮的大木箱，没了，可以拿走的东西全被拿走了，家里被洗劫一空，很彻底。

妹妹说，红卫兵来抄过家了。那天，七八个红卫兵，翻箱倒柜，找金银财宝，找反革命文件，照片、信件全部拿走，说要研究研究；好一点的衣服，也拿走了，没有说理由。可以拿走的，都拿走了。那帮人，刚走一会，又返回来，没找到金银财宝，心有不甘，将锅灶里的灰，又翻了一遍，没有，开始挖地，地被挖成一个坑、一个坑，挖遍了，什么也没有，他们很失望。劫后余生的两只鸭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跳来跳去，嘎嘎地叫。

从学校回家的当天，深更半夜了，我和两个小妹妹都睡不着觉，相对而坐在一盏小煤油下。突然，虚掩着的门被一脚踹开：“两个小反革命在密谋什么？开着门讲话！”踹门的叫小徐，是徐大裁缝的儿子。徐大裁缝不问政治，只顾帮人家做衣服，为人善良、忠厚，母亲得到过他不少的帮助。这个老实巴交的人，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贼眉鼠眼的小流氓呢？晚上，只要家里有灯光，听见有人说话，小徐都会闯进来，坐在桌旁，说：“说，说呀！继续说！”如果家里没有灯光，他也会将耳朵贴在门上，听一会动静。

母亲被关到大队和公社期间，他来得更勤了。一次，他在桌子底下有意用脚踩二妹的脚。二妹是个暴脾气，拔出脚，狠狠地踹了他一下，一声吼：“不要耍流氓！”小徐灰溜溜地走了。后来，这个小徐被恨他的人吊起来打，致死。风将门吹得哐哐响，有我在，两个妹妹心不慌，都看着我，我是老大，要有个主意。可是，我的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第二天，将家里仅有的两只鸭子，杀掉一只。我还从来没有杀过鸭子，一刀下去，鸭子挣脱了，昂着带血的脖子，到处跑，呱呱呱地看着我叫。另一只鸭子，准备带给泾县县城里大妹妹的一个朋友，她家是做爆竹的，想让小妹妹在她家当学徒，好有口饭吃，有个安身之处。母亲被关在公社里，二妹不能离开石柜村，好有个照应。杀掉的鸭子，烧了一茶缸，两个妹妹各尝一块，就全部装在一个中号花茶缸里，准备带到西阳公社去，给母亲吃。带小妹妹到泾县县城之前，也要和母亲告个别。

到西阳公社所在地，找到工宣队的食堂，隔着厨房的窗户，向里面张望。母亲正在灶下烧火，胡阿姨在灶上炒菜，两人还一边在聊天。胡阿姨眼睛尖，看到我，说：“美云，把抹布拿到河里去洗一下。”母亲起身就看见了我。我跟在母亲身后，走到一条小溪边，母亲问了家里的情况，我说了准备带小妹妹去泾县县城学做爆竹的事。母亲说：“我在这里很好，很快会回去。鸭子带回去你们吃，我在这里有吃的。”

当晚，在鸭子里加了些萝卜，兄妹三人美餐一顿。第二天，我带着小妹妹，提着一只活鸭子，赶往泾县县城。一个11岁的瘦小女孩，用了大半天时间，竟然走了120华里路！到了泾县县城。大妹妹的那个朋友说：“爆竹卖不出去，早就不干了。”唉！又断了一条生路，我们很失望。

抓得快，放得也快，不需要任何手续，也不需要任何说明

母亲在工宣队食堂帮助烧饭，引起了工宣队队长的注意，工宣队长问胡亚兰：“吴美云有什么问题？”胡亚兰和工宣队己经混得很熟了，随口就说：“屁问题！”

下午，工宣队长把母亲叫过去，问：“你是什么问题？”母亲答：“地主分子”。工宣队长说：“你四十岁不到吧？”母亲回答：“三十八。”工宣队长皱起眉头，自说自话：“三十八，三十八，那怎么会是地主呢？”工宣队长客气起来，对母亲说：“坐，坐，你请坐。”母亲好像胆子也大了，说：“他们说是地主，就是地主。”工宣队长不作声。

母亲跑回去，将在南京林学院工作的证明，医学专业毕业证书，拿给工宣队长看。第二天，母亲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

不久，母亲得到平反。挂在大树上的高音大喇叭叫社员去开会，母亲也可以拎个小板凳，跟在人群后面，听传递毛主席最高指示了，即使是坐在会场的旮旯里，也终究是坐在会场里面了。

今年（2020）母亲92岁了，重孙子说：“太太是个人生的大赢家”

春晖：母亲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