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山东 | 邓恩铭：不惜唯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不惜唯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邓恩铭
邓恩铭，1901年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水族，原名恩明，字仲尧，化名黄伯云、丁友民、佑民、又铭。1917年秋，因家计艰难，被迫离家，到山东投奔过继给黄家的二叔黄泽沛。10月，进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从此开始了英勇的革命斗争生涯。
1921年7月，年仅20岁的邓恩铭作为济南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翌年1月，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即以主要精力从事职工运动，先后在淄博、青岛等地组织领导工人进行罢工、建立工会、创建党组织。
1927年7月，邓恩铭任中共山东区执委会书记。11月，任省委书记。1929年1月，由于叛徒王复元告密，邓恩铭再次被捕入狱。在几经严刑审讯后，邓恩铭被反动当局关押进济南警察局看守所。为了能够在狱中与敌人展开斗争，他把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狱中党组织，并先后组织狱中难友进行了几次绝食斗争，不仅取得了改善伙食、允许读书看报、不带脚镣等生活待遇，还使狱中难友团结到了以他为主要领导的狱中党组织周围。
邓恩铭正是利用可读书看报机会，从报纸上看到了这年3月28日，在全国人民愤怒反抗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经与日本谈判，《中日济案协定》在南京正式签字，规定在山东境内的日军，自签字之日起，在两个月内完全撤出这一消息。他遂与狱中难友们分析推断，日军将从济南撤出，国民党蒋介石反动势力将伸入山东，这意味着他们对山东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大屠杀、大迫害将来临。为此，邓恩铭在狱中党组织中提出，在日军撤出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将接管济南的混乱之机，做好准备，寻找时机，发动越狱斗争。
邓恩铭等在组织准备越狱期间，还对同狱室的直鲁联军军官李殿臣等人进行了团结、教育、争取工作，也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并表示愿带头冲锋。当邓恩铭等正设法与其他狱室党员联系准备越狱时，越狱计划不慎被一不坚定分子得知，企图告密，只得被迫于4月19日晚仓促举事。在邓恩铭的指挥下，李殿臣等寻机猛然打倒看守，共有19人冲出监狱。由于经验与准备不足，除共产党员杨一辰1人逃出外，邓恩铭等18人又先后被捕回看守所。特别是身体本很瘦弱的邓恩铭，被捕回遭严刑毒打后，颈淋巴结核溃烂得更加严重起来。
经过第一次越狱斗争的考验，邓恩铭等共产党员没有因失败与招致的严刑毒打和严重的疾病而屈服。狱中党组织在邓恩铭的领导下，认真总结了第一次越狱斗争的经验教训后，组成了以邓恩铭、吴丽实、何志深、王永庆、纪子瑞5人为核心的越狱领导小组，决定寻机组织第二次越狱。
他们把狱中的其他党员，按身体强弱作了搭配，分为3个小队，以便带领难友行动。在这期间，邓恩铭还利用敌人允许政治犯与家人、亲朋通信的这一条件，加强了同狱外党组织的联系。狱外党组织根据他信中暗示的要求，为策应狱中同志越狱，常派人以家属、亲朋等名义来探监，把可锯镣铐的钢锯条等工具秘密带进监狱。在邓恩铭的要求下，难友们利用与家人、亲朋来信的信封，利用上厕所机会，把清洁厕所用的石灰粉装成一小袋一小袋，悄悄带进牢房，备作越狱时的“特殊武器”。为了解决越狱后疏散的路费，邓恩铭等就把大家的零用钱集中起来统一使用。特别是何志深，为能给大家筹集到越狱后比较充足的疏散费用，说动看守把自己的一只金兜链，拿出去变卖了80块钱。
△邓恩铭的家信
转眼间，就进入了7月。一天近中午时分，监狱的大门和几处岗楼上，又加岗又加哨。邓恩铭等看到这一突变情况后，不由心中一惊，以为他们越狱的秘密行动又被敌发现。难友们也不免紧张起来，狭小的狱房也一下变得沉闷透不过气来。邓恩铭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后，镇定地对大家说，根据敌人在监狱加岗加哨后，没有对我们采取什么行动，这说明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计划，大家应继续加紧准备工作。接着他又向大家提示道，敌人这一举动，也告诉我们，反动当局可能要对我们采取新的行动，大家要注意并提高警惕。果不出邓恩铭的所料，几天后，狱中党组织得悉，国民党南京政府组织建立了“中央特别军法会审委员会”，提出对山东过去判决过的政治犯要重新进行审判，并要由轻判重、由重判死。
邓恩铭敏锐认识到，这是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要对山东共产党人下毒手了。他遂与越狱五人领导小组作了讨论，认为越狱计划必须提前，并决定7月21日下午4点看守送晚饭开门时，按原定计划步骤行动。
7月21日这天，因是星期天，看守比平时相对松懈，午饭后，在邓恩铭等人的组织指挥下，难友们佯作与往常一样，却悄悄将先前快要锯断的镣铐折断卸去，系好鞋带，扎紧腰带，带上用信封装石灰粉的“特殊武器”。
下午4点，送晚饭的看守一打开牢房门，在邓恩铭的示意指挥下，早已准备好的第一小队，在何志深的率领下，以曾任淄博矿区党组织负责人的刘昭章等几个身强力壮并有较好武功的党员当开路先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看守打倒掐死，拿起看守的枪即冲出牢房。他们先后出其不意地将监狱第一、第二两道院内大门的两个看守用腰带勒死后，又迅猛冲向临街的第三道大门，这也是冲出监狱的最后一道大门。率第一小队的何志深，负责发布行动信号，冲到监狱办公区大院后，他遂击响了吊钟。二、三两队闻讯后，迅疾冲出牢房奔向监狱大院。在最后一道大门上的两个看守与一个值班人员，被这突如其来的冲击吓懵了。当他们回过神来想举枪反击阻止时，已冲到他们近前的难友们，迅速把早已握在手中的“特殊武器”——石灰包，一齐打向这几个看守。将要夺取最后一道大门时，不知从哪里闻讯赶来的一个看守，一下窜到难友们面前，企图开枪重新控制最后这道大门，等待很快会赶来的其他看守。刘昭章一个箭步冲上去，三拳两脚就将其打死。
经短暂激烈搏斗，终于将监狱最后一道铁门打开。三个小队的难友们，冲出狱门、冲上大街，即按原计划，迅速分路疏散。可惜的是，因提前行动，再加省委刚遭到严重破坏，狱中党组织未能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无法派人来接应。更为遗憾的是，由于这些共产党员长期被关押囚禁，大部分人遭敌严刑毒打后，恢复不好，身体孱弱，大部分同志没跑多远就上气不接下气，邓恩铭等几位同志因受刑严重和病魔缠身，是身强力壮的几位同志背着或搀扶着他们艰难地跟着队伍疏散。越狱出来的这些同志，长期在狱中不允许修边幅，穿着和相貌与众不同，不管跑到哪里，人们都瞪大眼睛，像看天外来客，难以融入到群众之中。还因他们大都道路生疏，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躲得很远，既不能问路，也无法问路，带队的见路口就盲目要人分散进去，总之，在疏散中遇到了很多难以想象的麻烦与困难。
这时，国民党当局很快调集了大批军警向监狱方面围追堵截过来。在原省委交通员、身强力壮的王永庆的背负下，邓恩铭好不容易疏散进临马路的一个小胡同口时，他们发现许多军警已从马路两端围堵过来。在这生死攸关时刻，邓恩铭坚定地对王永庆说，放下我，凭你的身体好、武功强和对济南还熟悉一些的条件，还能逃出去，要不然咱俩都会与上次那样，被敌人捕回去。王永庆深知邓恩铭在党内的威望与对山东党组织的重要性。为此，王永庆还是坚持将他背进了胡同深处一座年久失修无人住的小房里。这时邓恩铭镇静而严肃地对王永庆说，现在反动当局已在济南全市布满了军警，估计很快就会展开全城大搜查，到那时你带着我插翅也难飞。现在能逃出一个，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一分胜利成果，要不我们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要相信组织，这次你把我带不出去，组织上也不会追究你的责任。王永庆焦急地说，我什么都不在乎，若不把你带出去，我死也心不甘。但却遭到了邓恩铭的严厉批评。这时，不断从不远处传来军警走街查户的砸门与吆喝声。王永庆不得不在邓恩铭的再三催促下，挥泪与中国共产党的这位创始人分手。
这次组织领导和参加越狱的共18名共产党员，除武胡景、何志深、王永庆、李宗鲁等6人逃脱外，邓恩铭等12人先后被搜查追捕回监狱。但这次越狱斗争，震惊了反动当局上下，被当时国民党报纸称为“济南巨案”。监狱的看守长因“渎职”被枪毙；济南高等法院等司法执法单位和政府部门，受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戒饬”。
邓恩铭等12人被敌捕回监狱后，不仅施以重刑，严加拷问，还实行了更加严密的看管，但他们仍在狱中坚持斗争。1930年10月，韩复榘被蒋介石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对山东进行残酷的军阀统治。1931年4月5日凌晨，年仅30岁的邓恩铭与另外20位中共党员一起（郭隆真被枪杀于监狱内），被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现省委党校老校区）。
后继频频慰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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