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敏，滕永林：词述中国战“疫”
2020年
第3期
专题研究
应急语言问题
本期嘉宾
侯 敏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近年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监测、计算语言学。
滕永林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近年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信息处理。
词述中国战“疫”
侯 敏，滕永林
（中国传媒大学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有声媒体中心 北京 100024）
2020年初，中国人民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举世瞩目的重大疫情——新冠肺炎。在这场战“疫”中，语言不仅是向疫魔发起冲锋的号角，是凝聚人心的黏合剂，也记录下了这场战疫的方方面面。我们构建了一个包括9份报纸[1]和央视《新闻联播》的媒体语料库，语料采集时间从疫情初起的2020年1月1日至武汉解封后的4月9日，共有49 059个文本，6570万字。希望通过一些关键词语的统计分析，使人们能对这场战疫有一个更为清晰透彻的了解，以警示未来。
一
“新冠肺炎”命名拉开中国战“疫”序幕
人们遭遇的这种病毒是一种新型病毒，它造成的疾病自然也没有现成的名称。据官方报道，[2]2019年12月8日首例患者发病，当时称之为“不明原因的肺炎”。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接诊了一家三口患者，各种检查排除了流感，初步确认为传染病。于次日上报院长及江汉区疾控中心。12月30日下午，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同学群中发布了一条关于华南海鲜市场疫情的信息，说“确诊7例SARS”。同日晚间，武汉卫健委医管处发布了《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12月31日，中国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湖北省武汉市发生不明原因肺炎。这期间，也有人称之为“武汉病毒性肺炎”“武汉肺炎”。自媒体上更有网友脑洞大开，将其称为“非典2”“SARS-Plus”。直到2020年1月10日，病原体被专家初步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后，媒体上才先后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病毒肺炎”“新型冠状肺炎”“新冠状病毒肺炎”“新冠状肺炎”“新冠肺炎”“新冠”等多个名称。
上述名称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武汉病毒性肺炎”“新冠状病毒肺炎”“新冠状肺炎”在我们构建的媒体语料库中出现均不足10次，“新型冠状肺炎”出现38次，“武汉肺炎”28次，“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26次，其余名称的出现时间（按10天为一段统计）及频次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得很清楚，不同名称在不同时期的使用曲线很不一样，反映了疫情的发展变化和人们对疫情认识的深入。
在1月中旬以前，使用的主要是“病毒性肺炎”和“不明原因肺炎”。1月9日，专家组找到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病原体“真凶”为新型冠状病毒。1月11日，武汉卫健委发给国家卫生应急办公室的情况通报中就使用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这样一个说明性短语，并在以后一段时间的通报中均使用该称名。[3]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法定的传染病管理的公告。其后，媒体上就开始大量使用这个称名，持续了20多天，最高点在1月底2月初。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毕竟有10～11个字，在高频使用中多有不便。1月28日，语言学者刘丹青在《“新冠肺炎”——一个呼之欲出的简称》中提出两个主张：1.必须尽快形成统一的简称；2.“新冠肺炎”是相对最合理的简称。[4]2月2日，《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员文章《疫情名称能否化繁为简》也指出“给当前的疫情取一个像‘非典’一样简单易记的命名迫在眉睫。”[5]2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现场发布关于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暂命名的通知，将其统一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这以后，“新冠肺炎”就成为各媒体使用的主要名称，牢据鳌头，其他名称使用大都日渐式微。
综上，这次病疫名称经历了从“不明原因的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这样一个认识不断加深、形式不断缩短的过程。
图中还有一个现象看起来不那么正常，那就是比“新冠肺炎”更简洁的简缩形式“新冠”并没有用得更多。说它“反常”，有两个尽人皆知的理由：其一，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占优势，“新冠”符合这个优势特点；其二，根据语言使用规律，使用频次与词语长度成反比，在高密集度的疫情报道中，“新冠”比“新冠肺炎”更短，似乎应该使用更多，然而，事实却不尽然，“新冠”的使用率仅是“新冠肺炎”的4%。
为什么？事出反常必有因。我们认为至少有下面两个原因。
其一，面对这样前所未遇的大疫情，媒体都很谨慎，要保持统一的口径，统一的说法，最稳妥的就是遵从国家卫健委牵头、32个部委共同建立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平台给出的暂命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及其简称“新冠肺炎”。
其二，“新冠”这个名称本身有3个弱点。
第一，内部区别性不强。在医学系统内部，“冠状病毒”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一大类病毒，早在1937年就从鸡身上分离出来，这次发现的是目前已知的第7种可以感染人的冠状病毒，2003年的“非典”、2015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病原体，都属于“冠状病毒”；“新型”是一种相对属性，可以用于任何不同于以前的事物。2003年“非典”时期“新型冠状病毒”就在媒体上大量用过。因为不是精准定名，所以“新冠”作为疾病名称在医学系统内部区别性不强。从这点来说，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命名为“COVID-19”，倒是具有一定的区别性。其中的“COVID”是英文“coronavirus disease（冠状病毒疾病）”的缩写，“19”代表2019年，正是这个时间词使它与其他冠状病毒疾病区别开来。
第二，外部区别性也不强。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其内部区别性也不强，并不是精准的科学定义，但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简缩成“非典”，并传播开来，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外部区别性强，和其他名称毫无瓜葛，人们不会就此做相关性联想。“新冠”则不同，会有很多无辜者躺枪。山东青岛有条“新冠高架路”，已有网友致信青岛市市长信箱，建议将这座高架桥改名。还有新冠村、新冠坝、新冠月饼、新冠有限公司等等，不一而足。“新冠”若像“非典”一样铺天盖地，那让这些地区、这些单位情何以堪！
第三，组成“新冠”的两个字都是“好字”，这也是它外部区别性不强的原因。汉字有很强的表意性，很多字都有品相，可用来表示好或坏的意思。好品相的字人们往往用来命名，寄托祝福的意愿。“新”和“冠”都属于好品相的字，如果只用这两个字来做传染病的名称，人们在潜意识中就会觉得不是很妥当。“新冠肺炎”就不同了，“新冠”只是修饰限定，“肺炎”才是正主。这点可能也是专家在定名时有意无意的顾忌或考虑。
由此看来，一个新事物的定名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语言凝聚了人类自产生以来的全部智慧。目前，“新冠肺炎”还只是一个暂定名，今后会不会改变，如何改变，将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结果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二
“疫情防控”源自对人民生命的尊重
与2019年同期语料相比，2020年1月1日至4月9日语料中使用率比[6]最大的词语除了“新冠肺炎”外，还有两个，一个是“疫情防控”，一个是“复工复产”。这两个词语集中体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的战疫大局和形势发展走向，是中国战疫中的两条主线。图2是“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按10天为一时段统计的出现时间及频次，可以看出它们产生的起点和空间变化。
从时间看，“疫情防控”的起点在1月中旬，要早于“复工复产”。1月下旬开始，中国就进入了紧急的“疫情防控”期，2月下旬升至最高点，之后随着疫情发展的逐渐平缓也逐步回落，直至4月8日武汉解封，仍处在一个中位上，随着“无症状感染者”的出现又有抬头，看来“疫情防控”远远没有结束，不可掉以轻心。“复工复产”的起点在1月末，也是2月下旬升至最高点，之后基本在中高位波动。
从空间看，两者相比，“疫情防控”一直处于高位，说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抗击疫情作为最最重要的工作来抓。本节主要分析“疫情防控”这条线，“复工复产”下节讨论。
以“疫情防控”为索引词提取相关文本，得到15 629篇。再对这些文本进行关键词提取，并把它们做成词云图，得到图3。
图3显示，除了中心词“疫情防控”，“武汉”是使用率最高的词。它是新冠肺炎在中国最初发生蔓延、也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2020年1月20日，84岁的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院士提出：新冠肺炎“肯定人传人”。为了阻止人口流动，切断人传人的传染源头，1月23日，大年三十的前一天，在国家传染病重点学科带头人、73岁的李兰娟院士的提议下，有着1500万人口的大武汉宣布“封城”[7]！这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也需要果断拍板的魄力。现在回过头来看，正是这一举措，武汉人民用自己的坚守和牺牲，有效地保卫了湖北，保卫了整个中国。全球顶级大刊《科学》披露：“武汉封城”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隔离事件，将其他城市的疫情暴发时间平均推迟2.91天，让中国新冠感染减少96%；截至2月中旬，这一举措减少了近80%的国际传播。[8]如果能够再早一点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及时采取隔离措施，做好多方准备工作，也许情况会更好一些。
在使用率上与“武汉”可以比肩的是“隔离”。面对肆虐的传染病毒，在没有更有效的药物预防和治疗之前，“隔离”应该是防止疫情扩散的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战略性举措。实际上，两个多月来，“封城”的不仅仅是武汉，全国大部分地方都程度不同地实行了封村、封路、封小区。所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地点隔离：重症患者进定点医院重症病房隔离，轻症患者进方舱医院病房隔离，密切接触者和疑似患者则集中在学校宿舍改成的隔离点进行医学观察，其余普通人员居家隔离。勤洗手、戴口罩、测体温，成了这一时期所有人生活的标配。平日里人们忙忙碌碌，多么希望能多歇几天，睡个懒觉，但一旦真的需要每日宅在家里不能出门，那种憋闷和不适，也是需要坚忍和毅力来克服的，然而人们都坚持了下来，过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春节。网上有则流传很广的顺口溜《誓言》：“宁把自己灌醉，也不参加聚会。宁把脑袋睡扁，也不外出冒险。宁把裤头坐破，也不出去惹祸。宁可憋的冒汗，不给政府添乱。”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百姓在这场大疫面前的乐观和自律。
在这场抗疫阻击战中，最值得点赞的是“医护人员”。他们不仅仅是给人们带来健康的天使，面对凶残的疫魔，他们更是勇敢的战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除夕夜，上海援鄂医疗队第一个到达武汉，拉开了全国支援的序幕。全国各地包括解放军部队共有346支医疗队驰援武汉湖北，医护人员达4.26万人。他们被称为“最美逆行者”。正是这些逆行者们与武汉湖北以及全国医护人员一起，联手将8万多感染者从死神手中抢夺回来，治愈率达94.5%。[9]这些医护人员都是普通人，他们有七情六欲，他们有妻儿父母，然而，在生死面前，他们选择了龙潭虎穴，选择了大义凛然！
同样值得点赞的还有“志愿者”。疫情当头，全民隔离。武汉这座城市病了，但社会还要运转，生活还要继续，各种不得不做的事情，还需要有人来做：运送医护、转运物资，载患病老人就医取药，摆渡志愿者来了，他们中有出租司机，也有私家车主；社区防控，监测体温、检查登记，追踪流调，服务志愿者来了；企业复工，人手不够，生产志愿者来了！根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统计，截至2月10日，有48万多名青年服务志愿者实际上岗。他们也是逆行者。其中，广大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青年志愿者中大多是“80后”“90后”，甚至是“00后”，他们的身影，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能取得战疫的胜利，说到底，要归功于党中央决策部署，归功于我们的制度优越。整个战疫，全国一盘棋，凸显了中国政府卓越的领导力、组织力和社会动员力。面对突如其来井喷式的大量感染人群，床位有限，医护人员有限；大批医护人员在瘟疫旋涡中工作，N95口罩、防护服、隔离衣、护目镜等防护用品有限；面对新型的、前所未见的病毒，采用什么手段治疗？社会整体隔离，大部分企业停摆，但人们要吃、要用，生活如何继续？这一道道难题，考验着毫无准备的社会，也考验着政府的应急能力。
“床位”不够。政府一声令下，改造旧的，创建新的，征用可用的。从1月24日大年三十至2月2日，在全国亿万百姓“云监工”的“监督”下，拥有1000张床位的武汉火神山医院从开始设计到建成完工交付使用，只用了10天时间。随后的雷神山医院同样10天建成，拥有1600张床位。美国南非裔脱口秀笑星崔娃在其主持的《崔娃每日秀》中称其为“光速”，并说“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匹敌”。定点医院难以满足“井喷”的就医需求。2月3日，中央指导组采纳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院士的建议，决定建立方舱医院。新华社将之称为“关键时刻的关键之举”。决策29个小时后，4000张床位全部到位，大量轻症患者得到收治。在一个月内，武汉从2家传染病医院、不超过1000张病床，到最终的86家定点医院，16家方舱医院，60000多张床位，这样的巨变是在一个月内完成的。截至2月29日，定点医院床位、方舱医院床位、隔离点床位均实现“床等人”，而不是“人等床”，使得“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有了根本保障。3月10日，武汉市16家方舱医院全部休舱，舱中患者“清零”，全部治愈出院。
“防疫物资”不够。口罩、防护服、消毒液这样的疫期高消品平时不可能有大量储备，但医护人员需要，上班人员需要，普通老百姓也需要。怎么办？春节期间，很多口罩生产企业就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开工恢复生产，有条件的企业转产扩产口罩成为增强口罩产能的重要途径。从1月1日到2月7日，全国有超过3000家企业跨界转产，经营范围新增了口罩、防护服、测温仪、医疗机械等业务。到2月29日，全国的口罩日产量从每日2000万片一下子提高到1.16亿片。随着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船舶集团、兵器工业集团等企业增加口罩机等医疗物资机械的生产，口罩的产量不断提高，不仅满足国内疫情的需要，甚至可以支援其他国家。
“科学防治”需要先进的医疗手段，“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确诊就是第一道难题。第一时间提供准确、灵敏的检测试剂盒，对于疫情防控非常重要。1月10日，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被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张永振教授领导的协作团队测出并公布，其后不过10日，华大基因、达安基因、科华生物、万孚生物、硕世生物等多家上市公司均公开表示相对应的检测试剂盒已开发成功。试剂盒的成功研发，大大提高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检出率。检测时间也由最初的16小时，提高到3小时。对这些幕后的科技人员，也应该报以掌声。医疗手段中，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院士提出的“中医进方舱，轻中症患者中药汤剂个体化治疗，危重症患者中西医结合治疗”是一记砸向新冠病毒的重拳。中医在这次战疫中表现耀眼，疗效显著，有目共睹。
“生活必需品供应”。社会整体隔离，大部分企业停摆，但生活还要继续。为落实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保障各地生活必需品正常供应”的要求，各大央企快速复工、重组产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了“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中粮集团所属各企业春节期间复工，主动调整产能，每天发往武汉市场的大米超过200吨、面粉面条合计约50吨、食用油约300吨。为解决好生活必需品供应的“最后一公里”，社会实现网格化管理，社区干部、网格员、志愿者代购菜品，直接送到家门口；自愿组织起来的“保障车队”运送防护和生活物资；快递小哥们“自己多跑路、让客户少出门”，通过“无接触配送”将货品送达客户手上。
尽管战疫过程中有着种种的不尽如人意：某些官员尸位素餐，问及疫情，一脸茫然；某些领导，只想官绩，疫情当头，却极力遮掩；还有一些无知人士，无视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带着病毒，四处游窜。但这些，只是滔天巨浪裹挟的些许泥沙，终究阻挡不了滚滚洪流的奔涌前行。
4月8日零时，被按下“暂停键”76天的武汉正式“解封”。在这76天里，全国人民和武汉一起，经历了寒冷阴郁的冬天，也一起迎来了草长莺飞的春天。“武汉解封”，是中国战疫的一座里程碑。
中国，就是这样以前所未见的举国之力，打赢了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的人民战争！
三
“复工复产”保障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复工复产，是中国战疫的另一条主线。以“复工复产”为索引词提取相关文本，得到6139 篇。再对这些文章进行关键词提取，并把它们做成词云图，得到图4。
图4显示，除了中心词“复工复产”，使用率最高的就是“有序”。“有序”就是“分类指导、分区施策、有序错峰”。这个词特别显示出在疫情突发这一大背景下国家领导人临阵不乱、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成竹在胸的智慧和胆略，一切尽在掌控中。
“有序”首先体现在要求不同类型企业错时复工。最先复工复产的是与口罩、防护服等防疫医疗物资相关的企业，其次是与民生相关的粮油、生活必需品生产企业，以保证疫情防控的需要和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随后是国家重点工程。
“有序”体现在不同地区要“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即对湖北省、北京市以外的地方依据疫情严重程度，以县级为单位划分为低风险地区、中风险地区和高风险地区三类。低风险地区实施外防输入的策略，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中风险地区实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策略，尽快有序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组织人员有序返岗；高风险地区实行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严格管控策略。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再有序扩大复工复产的范围。
“有序”也体现在对复工返岗人员的安排上。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开通绿色专线，采用“点对点”送达方式，“包车”“包机”“包高铁专列”接回务工人员，实现务工人员出家门、上车门，下车门、进厂门目标，形成一种闭环管理，想尽办法将感染风险降到最低。这是对劳动者的尊重，是对生命的尊重。
“有序”还体现在，即使湖北病例零新增，武汉病例零新增，中国境内病例零新增，即使武汉已经“解封”，各卡口交通管控逐步有序解除，但“疫情防控”仍然没有放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防控疫情要强调再强调、坚持再坚持，始终保持警惕、严密防范”。疫情防控要成为一种长效机制，继续实行严格的小区出入管理，社区疫情防控常态化，人们只能凭健康码“绿码”安全有序流动。守好国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
为了将疫情风险降到最低，人们还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复工复学。“居家办公”“远程办公”把以往“面对面”的交流变为“屏对屏”的沟通，网络“视频会议”即“云会议”成为部署工作、问题研讨的重要形式。各种线上教学平台、云课堂让学生们停学不停课，老师们都成了网课“主播”。
为了在疫情下更好地发展经济生产，一些新的经济模式应运而生。“共享员工”便是其中之一。疫情之下，有的企业如餐饮业有大量员工待业，有的企业如电商却因疫情招不到员工。“共享员工”弹性就业，让员工在企业之间合理地临时流动起来，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问题。由于直击困难企业痛点，“共享员工”模式迅速得到众多企业响应。至2月10日，已有1800名“共享员工”加入盒马生鲜并上岗。
电商、生活服务平台与社交平台成为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拉动经济的生力军。央视新闻启动的“谢谢你为湖北拼单”大型公益活动得到企业和网友热烈响应。两个小时的“带货”直播，累计观看人次达到1亿2000多万，售出总价值约4014万元的湖北农副产品。网友们纷纷表示，“没机会为湖北拼命，现在就为湖北拼个单”，用这样的方式为湖北经济复苏贡献一份力量，帮助湖北相关产业尽快复工复产、复商复市。
3月15日，除湖北外，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达到95%；4月6日，中国疫情“震中”湖北省的企业复工率已达91.4%。
正是这众多的举措，让中国人民更有信心：新冠肺炎阻挡不住我们完成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脚步。
四
“全球疫情”连接中国与世界
病毒没有护照，不分种族和国界，中国仅仅是与新冠疫魔展开搏斗的先头部队。为了解全球疫情视野下的中国战疫，我们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疫情、外国媒体+ 战疫”为索引词提取相关文本，得到1864 篇，在其中提取高频关键词，做成词云图，见图5。
图5中的词语集中体现了下面3个主题。
（一）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疫情之下国际社会伸手援助
命运与共，大道不孤。中国暴发疫情，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多国人民与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中国人民不会忘记：2月5日，正是疫情最重时，为了表达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慰问与支持，在韩国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森临时决定，增加行程，来华访问；2月27日，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专程访华，并向中国人民赠送了3万只羊；2月20日，韩国新任驻武汉总领事姜承锡疫情严峻时期乘货机抵达武汉履新，带来韩国地方政府、企业与民间的物资捐赠；2月1日，美国人安东尼·奎不顾疫情如期到兰州大学履约任教，随身携带的5个箱子中有3个装满了捐赠给当地医院的专业护具。他们，不论是国家首脑，还是普通人，面对新冠疫魔挺身而来，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信心和力量。
还有，俄罗斯不声不响出动军机，几次三番地向中国护送防疫专家和援助物资；巴基斯坦调集全国库存驰援中国，甚至没想过给自己留点后路；伊朗向中国提供数百万只医用口罩；美国盖茨基金会投入专项资金支援中国；长期接受援助的非洲兄弟国家赤道几内亚也向中国捐赠了200万美元；虽然财政困难，加纳政府仍紧急采购1万只N95口罩驰援武汉；还有南美洲智利运来了几十吨水果，马尔代夫送来了100万罐金枪鱼罐头。……物资不在多少，我们看重的是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
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东京街头寒风中，日本旗袍少女手中捧着的“中国武汉加油”的募捐箱和向路人的一次次感谢的深深鞠躬，还有捐赠物资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的深情诗句；意大利佛罗伦萨街头，戴着口罩、用黑色布条蒙着双眼、站在“我不是病毒，我是人类，不要对我有歧视”的牌子旁边的中国小伙儿姜啸，所收获的是多个当地市民的大大拥抱。佛罗伦萨市长竟因此亲自在推特上发起“给中国人一个拥抱”的倡议。[10]这个暖心视频，也同样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刷屏，感动得网友热泪涟涟。
中国战疫期间，收到了来自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物资援助，有170多个国家领导人、4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以电话、信函、声明等方式对中国表示慰问和支持。风雨同舟，命运与共，这一人类的朴素情感，在危难之际绽放出人性的光辉。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2020年早春，世界给予中国的这份慷慨和爱意。
（二）信息透明疫情分享：中国为全球抗疫赢得宝贵时间
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全面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信息沟通和经验交流，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各方的关切和声音，努力开展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窗口”，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责任担当。
2019年12月31日，中国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湖北省武汉市发生不明原因肺炎。
2020年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已收到中国分享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这一信息为全球科学家展开药物、疫苗、诊断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
1月2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引物和探针序列。
1月24日，新型冠状病毒国家科技资源服务系统上线，分享相关信息，为科学研究提供支撑。
2月16日至24日，由多国专家组成的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在中国4个省份开展为期9天的调研。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屡次称赞：“中国所采取的举措不仅是在保护中国人民，也是在保护世界人民。”这缘于我们的认识，正如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所说：“全球抗疫一盘棋，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全世界疫情能否控制得住，不是取决于疫情控制得最好的国家，而是取决于疫情控制得最差的国家。”
（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中国对世界的回馈
投桃报李，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基因里的传统美德，也是当前中国携手世界各国合作抗疫的生动写照。3月7日，中国向世卫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用以支持世卫组织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合作。3月12日，中国政府派遣的专家组一行9人，携带31吨必要医疗防护物资从上海飞赴欧洲新冠肺炎“震中”意大利，支援疫情防控工作。这是继支援伊朗、伊拉克之后，中国派出的第三支专家团队。3月15日，马云向美国援助了50万个试剂检测盒和100万个口罩。一份试剂就可以检测几十个人。4月2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已建立国际合作的专家库，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40多场视频交流会，分享中国在新冠肺炎应对方面的经验。
面对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的严峻形势，中国在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向80多个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非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提供紧急援助。写在中国援助物资上的各种寄语也将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传递四方。
中国向日本捐赠的物资上不仅用中文写下“雾尽风暖，樱花将灿”“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还引用日本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樱花树之下，没有陌路人”；捐赠意大利的物资上写有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神曲》中的“冲破黑暗夜再见满天星”，还印上了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歌词“消失吧，黑夜！黎明时我们将获胜！”；在捐赠俄罗斯的物资上张贴了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的名句“一切都是瞬息，一切将会过去！”；在援助韩国的抗疫物资上，印有韩国古代诗人许筠的“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给伊朗筹集的抗疫物资上，用中文和波斯语写着古代波斯著名诗人萨迪的名句“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足亲”；送给塞尔维亚的防疫物资上写着“铁杆朋友，风雨同行”……这些古今中外不同的表达，传递的是同样的大爱和希望，诠释的是整个人类命运与共、携手同心的智慧和理念。“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在全球战“疫”最胶着的时刻，多批中国医疗专家白衣执甲，再一次逆行出征。罗马街头响起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居民高呼“Grazie Cina”（感谢中国）[11]；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机场迎接，亲吻五星红旗，以“碰肘”致意中国医疗队员；西班牙网友在中国使馆推特评论区写下一连串的“Gracias China”（西班牙语：谢谢中国）[12]……这一幕幕真情流露，是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世界回响。不寻常的庚子年年初寒冬已过，中华大地春暖花开，然而整个世界“疫场”鏖战犹酣。记录下这场战疫的词语像“金钉子”一样，定格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也促使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当再次面对新冠病毒这样的人类公敌时，我们每一个公民应该怎么做，我们的国家应该怎么做，我们整个人类应该怎么做？我们能不能比这次做得更好？
五
余 论
在用词语梳理中国战疫的过程中，不禁想到几个与语言学相关的问题，也随手记下来，是为余论。
（一） 词语的潜显
王希杰先生曾提出过一个很有名的语言潜显理论。人们大都用它来解释语言中现存的东西和已经隐退或将来可能出现的东西。那么本文研究中所用到的，词语在不同时间点上所占词汇空间（即使用率，见何伟等2007）的不同，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词语使用的“潜”和“显”呢。毕竟“在语言世界中，显性和潜性，其实是可以有多种理解”（王希杰2003）。那么，似乎也可以认为，“新冠肺炎”和“呼吸机”在2020年是显词，在2019年是潜词，两者的不同在于“新冠肺炎”是以隐的方式在语言系统之外潜伏着，“呼吸机”是以不活跃的方式在语言系统之内潜伏着。
（二）词群
语言学中的词群，可以有很多种。比如根据意义的相同、相似或相反有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根据意义的类属有类义词；根据相同语素或模因形成的是相关词，等等。这些词群是语言中固有的，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词群的大小往往是有定的。本文中以某一中心词为索引，取其相关词形成的词云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词群，一种更大的词群。这种词群可以用来描述社会事件，它是动态生成的，不同的事件生成的词群是不同的，也可以因研究或描述的需要或大或小。
(三)新词语
新冠肺炎的蔓延流行是一个全球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所造成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必然会刺激新词语的产生。本文中已经用到很多，如战疫、涉疫、疫战、疫线、疫毒、新冠肺炎、新冠、休舱、复阳、云监工、云聚会、云复工、健康码、绿码、居家令，等等。一些专业术语也随着疫情来到大众面前，成为耳熟能详的词语，如表示“医院内感染”的“院感”，表“流行病学调查”的“流调”，表“医疗废弃物”的“医废”，表“感染控制”的“感控”，表“体外膜肺氧合（俗称人工肺）”的“ECMO”，一般用作野战医院的“方舱医院”，还有做口罩的重要原材料“熔喷布”。疫情过后，这些词语有的会在语言中留下来，甚至进入常用词汇，有的可能会隐退，成为历史词语，只有在讲到这个事件时才使用。
（四）语言学在战疫中的作用
与医护人员在前线救人相比，语言学在战疫中的作用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多种微小力量集合起来，也能汇成改变世界的洪流。山东省首批援鄂医疗队队员张静静在与患者沟通时，发现湖北黄冈当地人说话方言很重，有时候她说的患者不明白，患者说的她听不懂。于是，张静静决心编写一本护患沟通本，方便医疗队工作。很快，初步制订的“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护患沟通本（山东医疗队）”出炉，里面有他们平时工作中和患者交流比较多的问题的简易回答，在语言不通时，他们就拿出护患沟通本，患者看到文字，也就能理解他们的话。她还计划随着工作进展再进一步修订护患沟通本。遗憾的是，修订本还没做好，她那年轻的生命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北京语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及商务印书馆等单位组建了“战疫语言服务团”，制作发布了《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支援一线医疗队，提高了救治中的沟通效率（李宇明2020）。湖南卫健委为了方便外籍人士获取信息，他们每天提供包括汉语在内的8个语言版本的公告信息。[13]相信在语言学助力下，中国的抗疫能做得更好。
注释：
* 本文承蒙周洪波、郭熙两位专家审读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1]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新民晚报》《南方日报》《新京报》。
[2]除非特别说明，本文所用数据和材料均来自本研究所构建的媒体语料库。
[3]参见http://www.nhc.gov.cn/yjb/s3578/202001/1beb46f061704372b7ca41ef3e682229.shtml。
[4]参见http://ling.cass.cn/xzfc/xzfc_xzgd/202002/t20200204_5084687.html。
[5]参见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0-02/02/c_138749019.htm。
[6]使用率是将词的使用频率与分布综合考察的计算方法。使用率比是考察词语在两个不同时段的使用分布情况，计算方法是词语在考察时段使用率除以两时段该词语使用率之和。所得数值越大，该词语在考察时段使用率比越高，表明该词语在考察时段相对另一个时段出现得更集中。使用率比值的范围在0和1之间，比值为1表明词语只在考察时段出现。
[7]关于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武汉封城建议，网上有不同说法，难以考究，但专家都曾表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武汉封城建议被政府采纳，疫情得到控制。
[8]贺梨萍，《〈科学〉披露武汉封城紧急响应效果：中国新冠感染少了96%》澎湃新闻，2020年4月1日，https://www. 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788171。
[9]该数据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4 月9 日发布的信息，见http://www.nhc.gov.cn/xcs/yqtb/202004/fa7bb40a7fbf4b
2c8f3989d512fe5b77.shtml。
[10] 卢茹彩，《中国为何要援助意大利》今日中国，2020 年3 月18 日，http://www.chinatoday.com.cn/zw2018/ss/202003/
t20200318_800197535.html ；《疫情当前，中国小伙在意大利街头做了一个实验，看后暖哭了……》搜狐网，2020 年2 月9 日，
https://www.sohu.com/a/371763575_160383。
[11]参见http://m.gmw.cn/2020-03/16/content_1301053091.htm。
[12]参见https://zhuanlan.zhihu.com/p/114196261。
[13]《湖南卫健委8种语言版本通报疫情，方便外籍人士获取信息》北晚新视觉网，2020 年2 月21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9108078733438064&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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