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在痛苦中将痛苦客观化”
Franz Kafka (1883-1924)
卡夫卡：“在痛苦中将痛苦客观化”
作者：李庆西
卡夫卡这个姓氏有两个响亮的开音节，念起来好像掷地有声，可是这位小公务员出身的作家决非海明威那种硬铮铮的角色。生活中他是不折不扣的弱者，尽管在文学的道路上使足劲儿打拼，却从未尝受过成功的喜悦。他死得太早。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这是真正体验着人生苦涩的肺腑之言。不过，这番话里自有另一层意思，面对那位自信能够驾驭一切的文学大腕，他还是朝人家翻了一个白眼，露出讥诮之意。卡夫卡显然不认为作家能够真正把握客体世界——正是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他跟巴尔扎克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路径。
就像《城堡》中任何东西都不能确证一样，卡夫卡的世界也总是给人带来游移不定的感觉，或者整个儿就是精神踌躇的表象。有一次，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布洛德问起《城堡》将如何结尾，这位忧郁的作家透露说，那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至少会得到部分满足。“他不放松斗争，但终因心力衰竭而死去。”在他弥留之际，城堡终于给予他在村里居住和工作的权利（马克斯·布洛德《〈城堡〉初版后记》）。不过，这死无对证的说法更是增添了人们心中的疑问，一个飘飘忽忽的故事真会这么定格吗，这似乎不大像卡夫卡的风格。卡夫卡为什么没有把《城堡》的故事做完，内中原委颇难猜详，也许他并没有找到可以说服自己的方式。虽说写作《城堡》时他的结核病已入晚期，但在这部小说之后他并未搁笔，还写了《地洞》和其他一些作品，想来《城堡》的写作中断不会是病体拖累之故。卡夫卡在笔记中说过，“目标已有，道路却无；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也。”
卡夫卡小说《城堡》的初版封面（1926）
那么，目标是什么？从整部小说的写法来看，好像就是一个没法结尾的故事。土地测量员K的目标是进入城堡，却止步于城堡外的村庄，找不到前行的路径，一切都是由于因果关系的暧昧不爽。首先是一个未经验证的问题，人家是否聘他来做土地测量员，这就不能肯定。卡夫卡在这部小说里布设了许多难以逾越的逻辑悖论。比如，一开头在桥头客栈，半夜里便有警卫来查K的暂住证，幸好不像孙志刚那样倒霉，可那家伙提出的问题亦颇棘手——暂住证须到城堡主人伯爵大人那儿领取，而没有暂住证他又不能进入城堡（连住这村里都不行）。许多读者会从这里想到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那个著名命题。大概是由于城堡管理部门哪个环节上的阴差阳错，警卫打了一通电话之后先把他放过了。说到阴差阳错，这大概是K的故事也是整个小说的情节得以延续的惟一理由。可是，城堡行政运作中的原则是“绝对没有出现差错的可能性”，正如村长对K所说的，“即使偶尔出现一次差错，就像您的情况，谁又能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差错呢？”在所有的事物中，这里都设下了互相驳难和彼此限制的前提。
其实，K来到这的目的亦颇可疑，如果是人家的聘约不能得到确认和履行，他何必非要在这儿呆下去呢？事实上他还千方百计要呆下去，就像非法移民混取绿卡的意思。照马克斯·布洛德的说法，这里有着浮士德式的动力，K的动机虽然不像浮士德那么高尚，却是一种渴望“加入公众生活”的生命需求（《〈城堡〉初版后记》）。后来有种种解读方案又从布洛德这里派生出来，其中之一就是反映了犹太人难以融入欧洲社会的说法。这都是把卡夫卡过于明晰化和主旋律化了，K的目标与其说是某种追求，倒不如说是一种预设的程序，本身是一个被设定的目标文件。所以，这里不可能有丝毫的崇高（哪怕是简陋的崇高）和浪漫气息。不能登录城堡的K，接下来只能羁留在村里继续重试登录，通过巴纳巴斯传递的信件，他跟城堡建立了一种若有若无的联系，又试图通过吧女弗莉达找门路，因为那娘们据说曾是城堡总管克拉姆的情妇。问题是他的连接并不可靠，而这些不可靠的关系和一个个迷雾重重的环节似乎喻示着过程的无限性，藉此演绎着卡夫卡心灵中的踌躇之路。
思维的踌躇往往表现为自我颠覆形式，从应聘而来到硬要落地生根，K的使命实际上悄然已变。就像是解决再就业问题似的，总算派给他村办学校勤杂工的差事，这时候他没法挑肥拣瘦，带着弗莉达住进了学校。不少论者对弗莉达这个人物颇感兴趣，对K跟她的性生活亦有专门研究，试图找出其中的深意。其实在一部小说中，并非任何一个叙述过程都是叙事内容的一部分。这一点，喜欢在概念里兜圈子的学者多半不懂，或者懂得这个道理也不知道如何判断这里边有多少叙事成分。弗莉达在这部作品中是一个类似龙套的角色，与她相涉的许多细节并不具有话语意义——在这个层面上说，只是一种文字“注水”游戏。当然，小说中的“注水”没有深意却不等于没有意义。在K的过程中，弗莉达作为一段没有意义的垃圾程序本身也是一种意义，她同样是一个被颠覆的对象。不光是她，就连信使巴纳巴斯的意义最后也被颠覆了，当巴纳巴斯的姐姐奥尔加对K叙说了自己的家事之后，K应当明白这一点。
然而，奥尔加的话又有多少靠得住呢？因为这整个故事就是一连串的不定式，有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比如，据另一个吧女佩琵的说法，弗莉达压根就不是克拉姆的情妇，她说了许多情况，听上去像是那么回事儿。可是转过来又出现了相反的信息，当K在贵宾旅馆见到克拉姆的秘书艾朗格时，这位秘书吩咐他立即把弗莉达送回酒吧，原因就是要保证克拉姆的需要。艾朗格那番话伸缩有度而滴水不漏，听得出威胁的意思也带点儿利诱，“……在这件事情上不能考虑个人感情，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对这事情也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说明了。倘若我说，您在这件小事上要是表现得好，这对您将来或许不无裨益，倘若我提到这一点，这就已经比该说的话说得多多了。”组织上的意思如此道来，口气委婉，态度坚决。可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马克斯·布洛德所说的那个结尾倒是很像从这儿来的，想来很容易领悟“不无裨益”的暗示。可是问题又不那么简单，如果能够证明他是借用卡夫卡名义提出自己的猜测，人们对《城堡》的真伪也可以提出怀疑了。故事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确切说是卡夫卡中止的地方，K还在城堡外边的迷魂阵里漫游。往后的情节该怎么发展，也许就是将这种漫游进行到底。
有一点可以确定，卡夫卡想要表现的是一种自我的“不幸存在”（这是他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在日记里写下的一个短语），而这种“不幸存在”同时又是可以被质疑的对象。所以，《城堡》中的一切感觉和意绪都围绕着左右踌躇的怀疑精神，由此而深刻地表达出一个“另类”智者的思想力度。卡夫卡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有这样一个共同主题，就是生命个体遭遇社会壁垒的无可奈何。《城堡》不像卡夫卡另一代表作《变形记》那样专注于个性问题，它更侧重表现社会这道门槛上的“无物之阵”，在K的个性被虚化的同时，凸出的是城堡的象征意义。这部作品的寓言含义有着相反相成的妙趣，一方面很难找出它对某种现实的聚焦，另一方面却又是对那一时代当下生活的明确指涉——小说中一切叙述都跟传统文化语境拉开了距离。是的，这里用不着考虑那些，从前是传统和习俗窒碍着人性的伸展，到了卡夫卡的时代，顺风顺水的资本主义已经用制度、法律、产权关系筑成了新的社会壁垒，这才是个体生存面临的新问题。譬如，村长的档案柜里那些数不清的卷宗把K的文件给淹没了，而村里与城堡之间公文往来更是构筑了制度的冷漠，人的生存就异化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公文关系之中。仅是这样一个细节，卡夫卡便抓住了个人与社会的痛苦关系，他知道这是一个彼此格格不入的无奈之局。
卡夫卡在日记中思考过写作何以能够“在痛苦中将痛苦客观化”的命题，在将痛苦转化为艺术表达的同时，应该说不是什么开心事儿，然而又是什么力量在驱使作家的思路驰骋？在他之前，没有一个理论家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不过，他没有作出回答，只是在不能平息的痛苦中，用自己的文字显示出灵魂的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