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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青福音书》的前前后后
2. 《知青福音书》的撰写缘起
自从2000年以来，每一年都会有一波对《知青福音书》的传播，但无论是《知青福音书》的内容，还是写作经过，都有许多误传。所以，我把正确的事实经过晾晒在这里，希望能正本清源，保持这朵历史浪花的纯粹。
《知青福音书》原文
感激大家还记得1982年的陈年旧事，把《知青福音书》保存在博文里。这封信，我自己是读过了上百遍吧，只要遇到必读。
可是，打开兄弟姐妹博客里的《知青福音书》，读着读着，忽然觉得不对劲，我自己最在意的句子怎么没有了呢？再顺藤摸瓜回到出处，才发现从那个广为流传的《影响知青历史的三封信》里起，就被删除了一大段，至于原因，也许是文摘当事人打字的时候眼睛跳行了，也许是编辑碍于版面有限删除了（编辑删文就像割韭菜，我自己就是！汗！）甚至，两份底稿的原件已经于2007年奉献给浏阳胡耀邦故居陈列馆了，我还看到了伪造的底稿原件的复印件，完全不是我的字迹，也不是热心帮我传递报告的何秋爱的字迹。
既然是历史，就需要原貌不能残缺，就应该完全真实，所以，今天我找到自己的原文，在这里登录一下。麻烦转载有《知青福音书》的兄弟姐妹，把文档替换一下。
各位领导：
我们都是（一九）六四——（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先后回城的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长农龄达十五年)在党的政策召唤下，我们流着热泪回到“娘家”。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为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作为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青春年华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品，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我们几千万知青在农村……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争穿用)；身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荷锄掮担(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
粮棉油里，我们曾经洒下了多少汗水？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是有积极作用的。若不如此，国家又会是何模样？这些看不见的、因而不被人重视的贡献，不应当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被抹煞。
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青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不会理解、也不能忍受。上山下乡在当时来说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点，知青回城也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应当这么说!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遗憾的是有的人总是把知青回城看成一种“恩准”(这种人的另一种观点是下乡者“活该”)。偏见导致歧视，因而知青的“苦衷”无人问津。
弹指间，皱纹、白发都爬到了我们的眼角和额头上，堂前父母老、膝下儿女大。说来惭愧，我们的工资数(元)比年龄数(岁)还要少。若遇不测，还要欠债度日；甚至一如过去，老着脸皮回家伸手向亲友要钱。
如今提倡向前看，国家前途是令人鼓舞的。但我们个人前途是不可卜的，现在大家都在传说：（一九）八五年以后，国家工资制度将要改革，我们这些“无学历、少工龄、缺乏技术专长的”老知青辈将会作何安排？国家是否能理解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人的忧虑？(也是成千上万的人)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的、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话：“不使老实人吃亏”，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定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这批上山下乡知青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
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人传送的福音。
此致
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株洲市湘江机器厂（今中国南方航空动力机械集团） 南华幼儿园 肖芸（萧芸）执笔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
报告写好却无人签名
《知青福音书》写作经过也有很多地方误传。
就《知青福音书》面对面采访过我的，只有作家梁小斌和四名记者：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委宣传部的凌泽泉、陈家萍，《知音》杂志社胡平和《安徽工商报》记者徐静。遗憾的是，因为参考资料的误解，导致他们的稿件中也有细节错误。很多撰稿人，写的特稿漫天飞舞，但是他压根就没有采访过我，都是通过网络搜集的资料写的，其中的细节谬误很多。所以，我把正确的事实经过晾晒在这里，希望能正本清源，保持这朵历史浪花的纯粹。 1982年的秋天，我们这些乘“回城风”最后回城的上山下乡知青，参加工作已经有三个年头了。初期的感恩情绪逐渐消退，代之而起的是许多困难和困惑。30岁的人拿28元的工资，工资数目比年龄数目小，回个娘家还要借债才能成行，工资晋级年年有，可那是有工龄界限的，我们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进入晋级范围。
孩子大了，需要伸展胳膊的空间，可是全家只有一个十平米的干打垒房间，连供小孩写字代替书桌的木板都不得不架在窗台上……住房分配每年两批，按照分数排队，工龄是计分主体，我们哪有啊？我们只有农龄啊！
我因为善于写计划总结，附带写各式各样的报告，被同事们戏谑为“小（萧）报告”，我写的报告曾经成功地获得效果，比如为集体职工争取到和全民职工的奖金平等，为幼儿园争取到暖气改造……所以，很多同事有事就找我，鼓动我写报告。知青要求政策照顾工资晋级和解决住房的问题，就不断地有人来找我。因为我在幼儿园工作，是全厂职工汇集的场所，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找我谈这个问题。
1982年的国庆节期间，我按照惯例在幼儿园值班。那时候，因为家庭接连发生老人生病去世的灾难，欠下了不少外债，增加收入的唯一渠道是节假日值班，因为可以挣三倍的工资，我是连除夕和年初一都顶上的。有一天竟然来了十来个老知青，有的还是来自长沙和湘潭等地的厂矿企业。
大家坐在大一班的教室里众说纷纭，神情凝重语气愤懑，一致认为有必要向上级领导反映，希望把知青群体作为特殊群体照顾，在晋级和分房待遇上采取加分的方法优待平衡。我对大家说，我们没有工龄有农龄，要是把农龄变成工龄就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的话让大家面面相觑，大约觉得这是异想天开，这可是需要中央下文件的大事啊，狮子大开口太不实际了！但是，大家也许都是狐疑的，不知道我会鼓捣出什么来，因此承诺，报告写好，每个人都来签字，写报告的事情当然是非我莫属了。而我偏偏是一个如果认定的事情，就不需要太动员说服的人。我被大家的承诺鼓舞了，立即付诸行动。
10月6日晚上，等孩子睡觉了，我在厨房的肥皂箱垒砌的小桌上把这封信写好了。誊正后，我把底稿收好，准备了四张让大家签字的空白纸。
可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真真切切地发生了。第二天，我去找大家签字，身边同事中和我议论过报告事情的老知青们，一圈十多个人问下来，她们都好像预先约定好统一了口径似的：“他们先签吧，我最后签。”而那天来幼儿园的长沙、湘潭的知青，都好像聊斋访客似的，消失得声息全无。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记住他们，更无联系方式，一时之间真是束手无策。
即使这样掉进了冰窟窿里，我依然是不死心，总想找个突破口，不至于让这个分量如此重大的报告，成为我政治上不成熟的笑柄。于是，我特地请了半天轮休假，中午孩子们午睡的时候，拿着报告和签字纸去了老知青集中的幸福幼儿园，去找我认为最可能签字的一位知青，当时她可是声情并茂地表态要签字的。然而，她也和其他人一样地开始斟酌推诿。我傻眼了，一定是我的信写得过火了，让大家感觉到存在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隐患，“文字狱”的文革遗风依然肆虐，要待遇就是不满现实、就是反革命，与现实唱反调扰乱民心更是罪加三级，那是要坐牢的，尤其我们是个三军军管的航空机械制造单位，断然风吹不得草动不得的。
知青工龄获国家承认
就在我进退两难木桩子戳在那里的时候，幸福幼儿园的何秋爱老师热情地请我到她们班去坐坐。她是永州的下乡知青，并不知道报告的事情，我简单地说了来由，把报告递给她看，这时候我已经不再指望有人签字，只想着能有人指点迷津，这报告是否严重到反动的地步。何秋爱看过说：“能留下来让我研究一下吗？”我答应了。
三天后是星期天，我们约定在她们幼儿园门口见面的时间。何秋爱说，我签字吧。我说，你爱人是残疾人（在部队受伤失去了一条手臂），还有两个孩子，万一有问题怎么办？我反正只有一个孩子，不怕坐牢。她说，先不说那么严重吧，我帮你把报告递出去，我堂姐和姐夫都在新闻出版单位，他们都是党组成员，可能有办法传递上去。
那一刻，我从背脊到脚跟都热麻酥软了，好像从南极冰川降落到了赤道线上，眼泪哗哗地狂流。
何秋爱很仔细，自己抄正两份，一份留底，一份准备送往长沙。她找幼儿园会计借了十块钱，星期天买了车票和礼物，去了一趟长沙（我们厂在株洲），把我写的报告交给了她的堂姐何大姐和姐夫潘运告。
这份报告，通过何大姐递交到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党委会，在党委会上宣读的时候，有两位女委员还抹了眼泪。随后，这份报告加盖了科技出版社党委会的大红印章之后，成为一个民情附件，被递送到了湖南省信访办。再后来，当时的湖南省委常委刘正副书记把这份报告带到了北京，送呈中共中央办公厅。 而我，还特地把信抄写了两份，一份挂号给了中国青年报的总编，一份挂号给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写给中国青年报总编的意思是，下乡是中青报为宣传主阵地的，最后的问题也需要他们传递呼声。邮寄国家计委的初衷，因为以我春种秋收的经济学常识运筹帷幄，也知道工资不是印钞机印刷出来的，至少要有附增的国家计划。
担心坐牢后女儿的冷暖，我把自己好点的两件毛衣都拆了，添加了一斤新毛线，给女儿编织了两件可以穿到上中学的毛衣，还回家给年迈的父母打了两千斤煤饼。
提心吊胆中到了1983年，有一天，路遇何秋爱，她告诉我，不要担心了，那封信随湖南省的其他信送到中央去了，批不批不要紧，关键是不会坐牢了，湖南省委通过认可了。
后来才知道，知青待遇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国家的一大难题，每年国家耗费8个亿，换来的却是知青、家长、地方和国家的四个不满意，而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也正在寻找一个从根子上解决知青问题的办法。
此后，企事业单位工资晋级，分配住房，全体知青获得了公平竞争的起点，可以挺直脊梁骨做人了。当然，农龄转换工龄的优待政策，也是许许多多人争取的结果，《知青福音书》只是其中的一个砝码，只是我办事比较规范，不但保存了底稿，而且走的是党委路线，步步有记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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