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第一年，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系列的《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此前，《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和《剑桥政治思想史1450-1700年》已经先后出版，此后，《剑桥18世纪政治思想史》和《剑桥20世纪政治思想史》陆续推出。

与剑桥系列历史的其他著作一样，这是一部集体性著作，网罗了该领域中西方最为知名的专家撰写，成为西文中少有的一部综合论述古典世界政治思想发展的专题著作。该书宏大的眼光、丰富的资料、权威且不乏创意的观点，使得它自一出版便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已经并将继续产生积极的作用。

对于一本原书和中文译本都达到700多页的大书，本文不可能进行全面深入的讨论。笔者的目标要有限得多，首先会大体讨论该书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地位，接着会论及它的一些基本特点，强调其综合性和权威性。但也指出，由于该书对政治哲学的重视，相对突出了思想家个人的独创性，因而在揭示政治思想的历史背景方面有所欠缺；对古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析、对非文献史料的运用，也有待补充。

希腊人发明了西方人心目中的政治(the Political)，创作了西方最初的政治思考作品。从荷马史诗开始，希腊人已经在思索如何治理城邦。古风时代的政治家、诗人和哲学家们，面对纷繁多样的政治变革和治理方式，从不同角度就构建城邦制度、实现邦内和平提出过这样那样的主张。

希波战争中希腊的胜利，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帝国的建立，以及随后她与斯巴达的对抗，刺激了希腊人思考政治的热情。城邦数量的庞大，政治制度的多样化，以及希腊人与东方的波斯和埃及、西方的迦太基和意大利等地的接触，进一步丰富了他们可资比较的资料。城邦政治自身的开放性，强制力量如警察等的缺乏，把演说和说服变成了政治运作的常态，需要希腊人在做出重大的公共决定之前，开展适当的辩论，也有利于政治思考的萌生。

当今形容不同类型政治制度的术语，如君主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等，大多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不同政制的特征，首次在那时得到描述与比较。希罗多德的《历史》中，首次把政治制度划分为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修昔底德在描述雅典的“五千人政制”时，初步刻画了混合政制图景；普罗塔戈拉等智者从人类政治发生学角度，证明所有人天生具备从事政治的能力，初步阐明了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关系；在悲剧作家们对比君主制和民主制、赞扬民主政治的优点时，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却对雅典的现实政治大加挞伐。

然而社会和经济基础脆弱的希腊城邦，犹如夜空中璀璨的焰火，经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摧残，突然走上了下坡路。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的内讧与政治上的动荡，逼迫希腊人全面检讨城邦制度下不同治理方式的优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位希腊历史上最伟大的哲人，同时也是城邦政治思想领域的大师。他们政治学说的基本目标，是阐明城邦的特征以及如何创立并治理一个优秀的城邦，在西方历史上首次根据参政人数多寡和施政目标，对政体做出系统性的分类，并创立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家。

▲ 古希腊重装步兵方阵

然而，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宣布城邦时代已入迟暮之年。广土众民的帝国，主导了公元前3--前1世纪的希腊化世界。征服和继承了希腊化世界的罗马帝国，经历约100年的内战后，在一统地中海的同时，抛弃了城邦式的共和体制，以名为共和、实为独裁的元首政治统治着地中海世界。

可是，政治思考并未随着城邦的灭亡消逝，反而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产生了新的思想形态，于是我们看到了波利比乌斯的混合政制理论、西塞罗的自然法学说，以及帝国时代斯多葛派、新柏拉图派和新毕达哥拉斯派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主张。

虽然古典世界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变成了历史，但他们的政治思考，已然成为西方政治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遗产。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欧洲对政治的思考基本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所笼罩。近代早期的西方人虽然拥有了更多的资源，但不管是在英国革命期间，还是在美国制定宪法和法国大革命中，古典政治传统都是革命者运用的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一。

其地位之重要，让阿伦特得出了她最经常被征引的结论：“如果没有古典古代的先例透过数百年来照耀的光芒，大西洋两边进行革命的人们，也许会缺乏后来证明是史无前例的行动的勇气。”她甚至认为，美国人之所以能够抛弃君主制，创立共和政体，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抛弃了欧洲中世纪的先例而转向了古代的民主政治和共和国。

贡斯当和古朗治认为，近代法国之所以革命不断，恰在于法国人忽视了古代与近代的区别，从古典世界汲取了过多的养分，以至于混淆了古代与近代。如果法国希望求得稳定，必须切断自己与古典古代的联系，厘清古代人自由与现代人自由的区别。

即使在近代西方国家体系已经大体形成之后，西方人也没有马上抛弃古典政治传统。杜里伊、格罗特等人既是伟大的古典学家，也是各自所在国家卓有影响的政治家；格拉斯顿在成为英国首相之前，曾是荷马研究的专家，写过三卷的《荷马与荷马时代研究》。

甚至到20世纪，西方人在讨论政治哲学时，也必从希腊人开始。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抨击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柏拉图。20世纪后期美国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斯特劳斯的偶像之一，仍是柏拉图。伯林讨论政治自由时，也从不曾忘记希腊人。当美国在反恐和保证国人自由之间难以取舍且面临难以克服的社会矛盾时，雅典的先例，罗马因统治帝国造成的危险、元老院的权力，再度被他们搬出来作为参照。

正因如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政治理论，一直活跃于西方人的思想之中，相关研究成果，即使把纯哲学的讨论抛开，也蔚为大观。在新近出版的剑桥和布莱克维尔的古代世界指南丛书中，都有希腊或希腊罗马政治思想指南的专门著作。关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等政治哲学大腕的著述，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在上述两种指南中，涉及他们三位思想和著作解读的著述更多。甚至在近年的中国，有关希腊罗马政治思想的著述，也有日渐增加的势头。除一般讨论哲学史的著述都会不同程度地涉及政治思想与政治哲学外，专题性著作和译著也复不少。

但在一片繁荣之中，也出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虽然西方政治思想史之类的著述不少，专题性著作也并非不常见，但综合、系统、全面论述希腊罗马政治思想的，在国内仍付阙如，在西方也不太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说，由罗和斯科菲尔德主编的《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中译本的出版，就具有非常积极的学术意义。

《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是剑桥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一部专题性集体著作，实为多卷本剑桥西方政治思想史系列的第一卷。按照这类书的惯例，一般设置一位或多位主编，再由主编约请行内专家分头撰写，如《剑桥古代史》之类的大部头著作一样，对某个时段或者某个专题做综合性叙述。

所以该书首要的优点，在于其综合性。它按照历史顺序，系统叙述了希腊和罗马政治思想的历史，始自古风时代希腊人政治思考的发端，中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鼎盛时期，到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代的余绪，以基督教终篇。

其中既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等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耳熟能详的代表性人物的政治哲学，但更多的是不那么知名的人物的政治主张。如古风时代的抒情诗人阿基罗科斯、提尔泰和梭伦，古典时代的智者如普罗塔戈拉和安提丰，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代的犬儒派、斯多葛派和毕达哥拉斯派，希腊和拉丁历史学家，以及悲剧、喜剧作家等。

▲ 拉斐尔《雅典学园》

他们中某些人的思想的确不如柏拉图等深刻，因为资料缺乏，更说不上系统，但他们仍是诗人和作家们对城邦政治的思考和反思，构成了广义上的政治思想，也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综合性、体系性政治思想能够产生的前提，新柏拉图派和斯多葛派则成为帝国时代政治重要的思想和社会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并未采用传统的希腊罗马历史分期，而是简约地划分为“古风和古典希腊”与“希腊化和罗马世界”两编。之所以把希腊化时代归于罗马而非希腊，主要是因为古风与古典时代的政治思想不可避免地与城邦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希腊化和罗马时代，随着地区性大国的兴起，政治思考随之转型。

从政治思想的背景来说，古典时代是城邦，从荷马到亚里士多德，城邦构成了他们政治思考的中心和基础。希腊化和罗马时代则是以庞大的帝国为特征；思考的对象，有一个以城邦公民为中心到以君王为中心的转变。

同时，如主编罗指出的，罗马人的政治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希腊，尤其是希腊化时代的延续，要把罗马人从其中分离出来，“至少在理论意义上，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要揭开复杂的剽窃和修正之网。”因此，该书采用的分期，正是古典世界政治思想发展趋势的反映。

在谋篇布局上，该书也强调综合。许多政治思想史著作，包括西方学者的著述，经常会落入逐一介绍思想家生平及其思想的俗套，政治思想史犹如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加思想列传。对于专门研究某一个人物的思想来说，这样做不无可取之处，但如果涉及一个时代，则不免割裂思想史本身发展的脉络。

该书则努力实现新的综合，一方面注意思想发展的前后联系及其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之间的互动，同时注意将政治思想置于思想家个人的总体主张之中，因此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之间的联系与中断、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继承和超越，以及希腊思想在罗马时代的回响，得到了多个角度的说明。

而帝国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和新毕达哥拉斯主义，也不再是一个个哲学家各自独立的主张，而是被作为一个相互联系与继承的整体来呈现，其中包含的斯多葛派与犬儒派的主张，得到了适当的强调。

向来被西方学者视为独创的早期基督教的政治思想，在新的观照下，也与古典世界的过去具有了更多的延续性，体现了彼得·布朗以来西方古典晚期研究所取得的进展。

如此构建起来的希腊罗马世界的政治思想，在突出个人和流派特性的同时，获得了更多的整体性和共性，层次也更加多样和立体。

▲ Joseph Gandy《重现斯巴达》1816年

其次，该书重视古典世界政治思考的特性。在该书的主编看来，古典世界政治思想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它发端于城邦，并以城邦为基础；一是公民与政治的密切联系，相应地是个人的道德理想在政治思想中占有突出地位。用该书两位主编的话说，希腊人和共和时代罗马人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的兴起有赖于一种组织的复杂制度的进化。这种组织始于那种高度特殊的共同体形式———希腊的城邦，它或多或少地将通过辩论处理政治冲突的方式制度化了”。卡特利奇所说的希腊人“政治的”一面，根源正在于城邦制度之中。

无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多么伟大，政治思考带上了多少他们个人思维的特征，他们终归未能摆脱城邦制度的基本背景，其政治思考的唯一对象，是城邦。即使在城邦出现危机的时代，也不曾严肃地考虑任何其他可以替代的国家形态。不管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鼓吹彻底废除私有制的共产共妻共子，还是他主张的次优城邦法治共同体，基本的目标，都是希望达成城邦的稳定。

亚里士多德把城邦作为人类能够达到其最完善生活的最高层次的团体，其“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的论断，最为概括地表达了城邦与他们政治思考之间的关联。

▲ 西塞罗

西塞罗将共和国界定为“人民的事务”，则反映了共和国以公民为基础的基本事实，即在罗马的政治中，民众的参与是一个基本因素。无论罗马的显贵们如何操纵，都不能完全忽视民众的愿望。

由于公民的私人生活与城邦的兴衰密切相关，国家的性格被认为与公民个人的道德紧密相关，公民个人的品行被认为直接反映了一个城邦政治制度的优劣，因此在古代的政治思想中，个人道德被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

伯里克利之所以得到修昔底德的肯定，不仅是因为他能够领导人民而非人民领导他，还因为他政治上的廉洁和个人道德的高尚，他之后的政治家们因为私心膨胀，竞相讨好人民，丧失了对政治的领导权，不出意外地成为了修昔底德笔下的恶棍；柏拉图等批评地米斯托克利以来的雅典所有政治家，则因为他们不能让雅典人道德上变得更加高尚，像个拙劣的糕点师，以讨好人民为要务，最终落得被雅典人民流放的下场。不曾在雅典政治生活中发挥过显著作用的苏格拉底，“因为他不愿意参与公共辩论，他甚至可能被看作一个没有发挥其作为公民作用的人”，反而被柏拉图视为真正的政治家，因为他是唯一按照政治家应有的方式进行活动的人。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城邦是个人能够在其中获得自足与完善的最高社会单位，所以伦理学为培养优秀公民所必需，是政治学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到罗马帝国时代，虽然公民政治随着城邦的瓦解已经成为过去，但对于那个民众无力制约其权力的皇帝，人们只能寄希望于统治者个人的节制和美德。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到帝国时代被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道德伦理在政治学说中的地位，较过去更加突出。而在现代政治中，道德更多地与个人生活相关，在公共领域不再那么突出。所以，在该书中，道德与伦理，不管是公民个人的，还是政治家和皇帝的，都成为古代政治思考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也因此在该书中占据了非常显著的地位。

复次，详略兼顾，突出重点。对古典世界政治思想而言，由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巨大影响，以及主要哲学流派产生于公元前5—前4世纪，古典时代希腊人的政治思考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中心。除开篇卡特利奇有关政治术语的讨论和拉夫劳勃对古风时代诗人与哲学家政治思想的探讨外，从第3章《希腊戏剧与希腊政治学说》开始，进入古典时代希腊政治思想的范畴，随后有关史学家与智者、演说家、德谟克利特、色诺芬和伊索克拉底等政治思想的研究，是被编者作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前奏。

虽然如此，该书对前苏格拉底时代政治思想的讨论，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得到学者们高度的肯定。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成功地扩大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领域，并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体系性思想的产生奠定了雄厚基础。

对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几位大师，该书给予了相对较多的篇幅，因为“一旦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出现在本卷中，政治学说就取得了高于其他政治思考方式的特权地位。我们不仅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本人进行了必要的、更加深入和广泛的讨论，其程度超过任何其他思想家，而且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一编中，多数内容也是在追寻柏拉图的或者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在后来的思想家那里的命运”。所以，从历史发展来说，古典时代的希腊不过只是古典世界近1500年历史中一个相当短促的阶段，但其政治思想占了全书近三分之二的篇幅。

及至希腊化和罗马时代，希腊人仍然占据着政治思考的中心，犬儒派、斯多葛派和波利比乌斯的混合政体理论固然是典型的希腊式政治思想，罗马时代的思想家，无论是西塞罗、塞涅卡还是约瑟弗斯（又译约瑟夫斯）和新柏拉图主义的作家，都是用希腊人的话语和范式讨论政治，相当多的思想源泉实际发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所以，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在该书中占有的看来不太适当的庞大篇幅，恰好反映了那时希腊人在政治思考上的创造与贡献。

▲ 维吉尔写作《埃涅阿斯纪》身旁是两位缪斯：克利俄与墨尔波墨涅

然而，这样的论断，是否代表罗马人在政治思想领域只能拾希腊人牙慧？过去曾有不少学者如此认为，罗马人如维吉尔和贺拉斯的言论，强化了此种印象。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的一段经典表述，被视为罗马人在文化上自视低于希腊人的宣言；贺拉斯曾说，野蛮的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人，但正是希腊人给粗鄙的拉丁姆带来了艺术。西塞罗公开承认，雅典是世界文明之源，他学到的所有东西，都来自希腊人的教诲与他们的著作，柏拉图则是思想家之王，是他教会罗马人智慧与美德相联系，统治的秘密在于把智慧与权力结合起来。对波利比乌斯的混合政体论，西塞罗无疑熟知而且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多有借鉴。

然而，至少在政治思想领域，该书的作者们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说法。西塞罗的思想中确实广泛汲取了希腊思想的营养，但他的政治哲学仍是“个性化的、哲学化的罗马共和国精神”。他的确没有为那个时代的弊端提供实际的补救方案，他的政治措施是加速而非延缓了罗马共和国的灭亡，然而，西塞罗的思想，仍然是非常罗马式的，为此作者特意详尽阐述了西塞罗思想产生的罗马共和国末年的背景，指出他在面对生灵涂炭、共和国即将暴死的时代，“为恢复和维护和平提供另外一种战略固然幼稚，但可以肯定，不是毫无价值。”即使“那些不了解西塞罗理论具体目的的人们，也会承认爱国主义和公共服务、勇气和雄心、施予和友谊诸主题的永久性质”。

其他诸如拉丁历史学家、帝国时代的斯多葛派和毕达哥拉斯派，甚至犹太人约瑟弗斯与基督教的教父们，政治思考的方式虽使用希腊人创造的话语和范式，但也都带上了罗马帝国时代的显著特征。

罗马史学家借助先例说明问题的传统，只能来自罗马；塔西佗对奥古斯都所树立的先例的重视，还有《编年史》描写提比略继位时罗马人的丑恶，肯定是元首制100多年统治的遗产；约瑟弗斯把世俗历史作为世界历史一个部分来处理的做法，以及早期基督教宣布的唯一神上帝与唯一君主皇帝的对应，都显示了帝国时代政治思想的变化。肯定希腊人的创造性而不贬低罗马人的伟大，是本书处理得最为成功的主题之一。

最后，是本书的作者队伍和资料问题。该书基于剑桥系列史的传统，作者阵容可谓豪华。两位主编中，罗为杜兰大学希腊语教授，以研究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见长，出版过多种研究柏拉图的著述；斯科菲尔德为剑桥大学古代哲学教授，先后研究过前苏格拉底哲学、斯多葛派哲学和柏拉图等，主编了《剑桥希腊化时代哲学史》等著作。

其他作者，如阐述历史背景的卡特利奇、拉夫劳勃和加恩西等，都是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卡特利奇以研究斯巴达史起家，是当今西方最为知名的希腊史学者之一；拉夫劳勃主要研究领域为早期希腊和罗马共和国史，曾出版多种关于希腊民主政治的著作，其关于希腊人自由观念的专著最初以德文出版，后被译为英文，在西方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加恩西最初研究罗马法，后转向古典世界社会经济史研究，是芬利之后最有影响的社会经济史专家之一。其他各章的作者，无不都是一时之选。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部分，多出自两位主编之手，其他如执笔西塞罗部分的阿特金斯、塞涅卡部分的格里芬、演说家部分的奥伯、苏格拉底部分的莱恩和彭纳、柏拉图《法律篇》部分的拉克等，本人或是哲学家、或是政治学家，对相关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作者阵容的强大，保证了该书观点的权威与资料的充实。各章作者们采用的基本方法并非单纯的叙事，而是深入到相关文本之中，从原始文本中探讨相关人物的政治主张。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部分，这种倾向表现得最为明显。彭纳对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之间思想关系的探讨、斯科菲尔德对柏拉图《理想国》的论述、拉克对柏拉图《法律篇》的分析、米勒对亚里士多德自然概念的讨论、莫尔斯对犬儒派政治主张的重建、约翰斯顿对罗马法学家政治思想的爬梳等，都源自对原始文本的解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者们忽视了现代的著述。各章的基本观点，几乎都是在与现代学者的对话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书后所附的60余页的参考文献，除简要列举了利用的古典文献的不同版本外，尤其列举了作者们征引的各类书目，充分展示了作者们的博学与征引的广博。虽然这份书单不免带有英美学术界的偏见（大约与作者主要来自英语国家有关），于德语、法语学界的观点和著述涉及相对较少，但它们包含了有关研究领域几乎所有最为权威和最新的著述，既交代了相关观点和材料的来源，也成为读者进一步探索的良好基础。（未完待续）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年第4期】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下设哲社、文史、政法和经管四个编辑室，主要承担文史哲及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出版物包括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华当代学术辑要》、“大师文集”等为代表的多种学术译介和学术原创著作。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京东网店购买《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