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乔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是近几十年来“一战”起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甫一问世便引起巨大反响。作为20世纪最优秀的国际关系史学家之一，乔尔在书中全面分析了这场深刻改变世界历史的战争如何爆发，研究主题既包括“七月危机”、战前的联盟体系和外交方式、军事战略及指导思想、军备竞赛以及国内政治的影响，也包括对帝国主义竞争和经济动因的考察。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乔尔还极为注重1914年的欧洲社会心态对大战爆发的影响，并提出诸多创见，由此引领了新的研究风潮。
时间：2021年4月12日下午
地点：涵芬书院
嘉宾：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欧洲乃至全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约6500万人参战，2000余万人受伤，1600多万人在战中失去生命。自这场战争结束，探寻战争起因，避免灾难再次发生便成为各国的相关研究者和爱好和平人士共同致力的事业。一战起源研究迄今已经有近百年历史，产生了汗牛充栋研究成果。近30年来最值得称道的作品，当属20世纪最优秀的国际史研究者之一詹姆斯·乔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近日，该书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登上2021年2月“商务印书馆十大好书”榜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三版）新书对谈会于2021年4月12日在商务印书馆涵芬书院举行。梅然：我平时很少参加这样的活动，今天算是为数不多的一次，谢谢各位同学、朋友的参与，感谢商务印书馆对这次活动的组织。
我个人学养有限，有些知识记忆不一定完全准确，这个活动是现场口头表达，中间难免有说错的地方或者有硬伤，请大家批评指正。我就先抛砖引玉，这也是向二位老师学习的一个好机会。今天这个活动是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很大程度也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三版）这本书有关系。毫无疑问，20世纪发生的重大的事件肯定包括“一战”和“二战”。我个人认为这两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且没有之一。这两次大战对20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和深刻的影响。与一战相比，二战规模更大、战争激烈程度更高、所波及和覆盖的地理范围更广，从地理范围来讲，二战更算是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从中国来讲，虽然中国是一战的参战方，但是中国的参战多多少少是象征性的，军事层面并没有真正参与到一战中去。而在二战中，中国是主要参战国，按照我们自己的观点，中国战场也是二战中的主战场。另外，二战进程对中国政治格局以及东亚政治格局的演变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与之前讲的这些情况相关，显然，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或者传统上对于二战的关注要多于对一战以及一战起源的关注，这也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是我的个人看法是，国际学界尤其欧美学界对于一战起源问题的关注更高。为什么更高？有一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我们去探讨二战发生的原因，很容易找到对二战发生负最大乃至全部责任的一方。根据大家的主流观点，我们认为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标志二战的爆发，之前欧洲大陆几个国家法国、苏联及英国并没有挑起或者发动世界大战的愿望或者现实计划，显然德国是有这样的欲望和计划的，为什么德国有这样的欲望？我们会谈到纳粹政权的上台、希特勒的上台，谈到纳粹德国谋取欧洲霸权甚至世界霸权的梦想。有很多学者认为，如果没有纳粹政权上台、没有希特勒上台，二战有可能不会发生，所以二战的起源变得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反过来讲，一战的起源问题显然不像这么回事。我们通常把萨拉热窝事件的发生看作一战导火线。今天的国际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至少在萨拉热窝事件前，当时欧洲几大强国很难说有某个国家下定决心发动或挑起世界大战，虽然他们或多或少在不同程度上有战争倾向，但是有些许战争倾向和决心挑起战争乃至世界大战还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没有证据表明哪个国家已经下定这样的决心，有坚定的意志要去发起世界大战。这样一来，一战的起源问题就变得特别耐人寻味，既然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决心，为什么一战会应运而生？毕竟一战不是小规模的国际摩擦，它是把欧洲推向一场史无前例浩劫的军事灾难，甚至让欧洲文明面临毁灭的危险。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有一本关于一战起源的书很有名，叫《梦游者》。但当时欧洲各国主要决策者看似都是正常的或者大体符合理性标准的决策者，都能够感受到他们肩上所担负的责任，甚至很难说其中有谁是真正的战争狂人，或者说，没有任何一个人的邪恶能上升到希特勒这个程度，那为什么一战来了？他们其实并不是在真正的半睡半醒的梦游过程中把他们国家、把欧洲推向一战，所以这个问题特别耐人寻味，或者说很有趣。今天上午正巧看到了一篇今年4月9号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奥汉隆对美国政府提出的一种警告.他说,美国人应该非常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许多教训，毫无疑问，在二战以及冷战中，美国都是主角或是主角之一，但是我们往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关于外交手段崩溃、敌对大国如何意外卷入战争的认识是不足的。这里面的关键词是“敌对大国是如何意外卷入战争”的，但是这个“意外”要打引号，并不是真正在梦中滑下深渊。二战和一战相比，一个特别重要的区别是，二战的发生很难说有一个导火线，而一战的导火线是萨拉热窝事件。萨拉热窝事件在1914年6月底发生，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国际危机，这场危机主要发生在7月，所以通常被称为“七月危机”，7月底、8月初一战正式开打。在七月危机中，多个大国的首脑接二连三作出了迈向战争或不回避战争的决定，或者说，作出了宁可冒着发生大战的危险也绝不退缩的决定。因此，一战的发生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如下问题：七月危机中的各大国首脑为何要这样做？所以，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回答哪些因素导致相关决策者未回避战争？总体来讲，国际学术界对于该问题的探讨是多元和多视角的。有些同学对这个话题比较熟悉，能够理解多元、多视角是指什么，比如从国家的国内政治、国家的经济需求、国家的外交状况包括秘密外交、从军国主义情绪、战争规划情况、军事结盟、大众舆论和社会心理、决策者的个性等各个角度给出解释，解释为什么当时这些国家的决策者在事先并没有下定战争决心的情况下仍走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点，这些多种因素的作用是在一战之前很长时间中加强或刺激了有关国家之间竞争和冲突的氛围，造就了一种更强的国家之间相互不信任、相互猜忌的心理状态，这为一战发生提供重要的心理铺垫，即便在七月危机前没有哪个国家已经决心开战。第二点，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前，虽然欧洲列强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已下定明确的开战决心，但是战争倾向相对比较高的是三个国家——德国、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但是请大家注意，我说他们有战争倾向不等于说他们都想挑起世界大战。比如奥匈帝国倾向对塞尔维亚开战，想打的是一场没有其他大国卷入的奥塞局部战争。但是德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德国的担心是，它判断主要对手法国和俄国尤其俄国的军事力量正以空前的速度在加强，认为如果这样的趋势持续下去，可能德国与法国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德国，或者法国、俄国的主动性会越来越强，几年之后德国处境越来越被动。于是，至少某些德国决策者有这样的想法，对法俄趁早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德国的预防性战争是想限制法国和俄国尤其俄国的力量增长。但是，德国即便首先担心的是俄国，但在战争到来时打算首先攻击的是法国，因为法俄是盟友，德国人打算先迅速击败法国再转身集中力量对付俄国。但由于法俄是同盟，德国进攻法国势必会使德俄之间发生战争，再加上奥地利和德国是盟友，这样德奥法俄四国都会卷入战争，这至少是一场世界大战或者欧洲大战，所以德国身上的战争倾向是最有可能促成大战。第三点，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前没有哪个国家已经下定决心尽早发动大战，所以萨拉热窝事件是一个节点。它激化了奥匈和塞尔维亚的冲突，奥匈认为塞尔维亚要对奥匈皇储遇刺负责，1914年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但是根据我前面所讲的，奥匈最希望打的是针对塞尔维亚的局部战争，认为把塞尔维亚解决就能够较好地维护奥匈帝国的完整、改善自身处境。但是奥匈并没有从根本上拒绝使战争升级为一场世界大战，德国也给奥匈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说你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会支持，所以强化了奥匈的胆气。不过，它首先追求的是奥塞局部战争。另外，在奥塞开战之后，俄国要支持塞尔维亚这个小盟友，先是实施局部的军事动员，在7月30日进入了总动员，但是这不等于说这时候俄国已经决心要发动大战，俄国想通过军事动员手段威慑奥匈，迫使奥匈止步，放弃对塞尔维亚的局部战争，从而维护俄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基本利益。但是我们又需要强调，与此同时，俄国决策者的内心也没有想去刻意回避大战的来临，换句话说，这即便不是它的首选，但是它考虑到了其可能性如果这个可能性成为现实，它也不想拒绝或者刻意回避。再说一下德国，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德国追求的最优结果是奥匈在局部战争中击败或者摧毁塞尔维亚，认为由此德奥集团的处境能够得到较好缓和。但是和前面两个国家一样，德国人心中依然为另外一种选择留有余地，就是战争升级为欧洲大战乃至世界大战，他们不想刻意回避、拒绝，这三个国家都是这样的状态。所以，本来他们都有最优选择，这个最优选择不是世界大战或欧洲大战，但是与此同时都有次要选择，是对大战的接受或不刻意回避，结果是次要选择取代了最优选择。所以对这几个国家来讲，大战的发生都不是它们一开始最希望得到的结果，但是是它们觉得可以接受的或者没有刻意回避的。因此，大战的发生并非是“梦游”或“意外”所致。第四点，在德国的决策者看来，如果世界大战发生，或者如果他们要去迎接世界大战或欧洲大战的到来，他们认为需要有些基本条件。一是，他们希望奥匈和自己并肩作战，这样，德国的力量更强。二是，他们希望战争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是空前大战，没有民众支持，光靠政府不行。三是，他们希望英国保持中立，不要插手。德国之前有战争倾向但迟迟没有下定大战决心的一大原因也在于，他们认为这三个条件不成熟或者不存在。与此相关，其首选目标是奥塞局部战争。但是一个转折点出现了，就是7月29日的俄国部分动员和30日宣布的总动员，尤其是俄国总动员对于德国决策层来讲使得前面讲的几个条件好像可以被满足了。俄国总动员意味着什么？原本奥匈对塞尔维亚宣战只是一个局部小战争，现在俄国进行总动员，摆出要与奥匈德国一战的架势，这就是要打大战了。这样一来，第一，德国官方可以把大战发生的罪责归咎于俄国，从而得到德国老百姓的支持。第二，俄国总动员首先是为了威慑奥匈，因为是奥匈对塞尔维亚开战在先，而德国也是以支持奥匈的姿态参战，这样一来奥匈与德国并肩作战看似也不是问题，第二个条件具备了。第三，由于俄国首先总动员，所以挑起大战的罪责可以归咎于俄国，以这个为理由可以期盼英国保持中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迈向了大战，但是要承认在这个过程中其决策层内心是有纠结的。第五点，如果没有萨拉热窝事件触发一战，一战是否会发生？或者说，如果1914年没有萨拉热窝事件，1915年或者1916年是否就必然出现另外某一个萨拉热窝事件？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我个人认为，如果在1914年没有萨拉热窝事件，一战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很多情况都可能发生改变，比如，在萨拉热窝事件中被暗杀的斐迪南主张跟俄国缓和关系、主张稳定巴尔干的局势。如果他不死，而且得以在不久后继承奥匈皇位，他的政策倾向会对奥匈乃至欧洲的政治格局影响更大。再比如，1907年英俄缓和的意义远远小于1904年的英法矛盾缓和，而且1912年后英俄在中亚尤其波斯等地的对抗摩擦也在上升。英俄矛盾的加剧也可能改变欧洲格局或改善德奥的地位。另外，导致德国有战争倾向的重要原因是，它担心俄国力量的增长，但问题是，沙皇俄国内部很多矛盾冲突，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1917年发生俄国革命，革命的一大背景也是一战加剧了俄国的国内矛盾。但是如果一战没有在1914年发生，，是否俄国依然会岁月静好？是否俄国仍会在和平时期更多表现出外强中干的一面？若是如此，德国人也可能改变看法，认为俄国没那么可怕，心中的焦灼感很可能就会下降。徐弃郁：我同意梅老师的观点。
我想讲三点：
第一，讲讲一战。
第二，讲讲一战起源。
第三，讲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这本书。
一战、二战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我完全赞同。另外，一战在很多方面开了先河：第一，它是人类第一场工业化战争。第二，一战是全民战争，以前都是政府之间的战争，这种仇恨不会向下延伸到民众，但是一战完全不一样了，一战要靠把社会底层动员起来，要让人民都懂得仇恨。大家可能都看过《圣诞快乐》这个电影，是讲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法国、德国的士兵们认为过圣诞节了，大家在这个日子里可以停战，踢一场球赛，这个要求不过分吧？今天停战，明天继续打，这个是很有感染力的一件事情。交战时候举行一场足球赛、一起唱圣诞歌。但是这个故事有个后续，到1915年时，一个英国士兵说“今天是圣诞节，我们可不可以像去年那样再踢一场球赛？”这个英国士兵马上就被认为是叛国者，被推到墙脚枪毙了。从一战开始，人类的战争带着更多仇恨，这个仇恨是从底层开始的，不是从上层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很重要的，没有一战就没有后来的苏俄革命，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这是非常重要的时间点，但是这场战争离中国人很远，我们是隔岸观火，看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很多人很想，我们又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这场战争和我们没关系。但实际上这场战争对我们影响非常大，后来的五四运动等都和这场战争相关。
再看一战起源。这个问题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原来我们认为根本没有关系，因为这个问题有很多权威论断，比如它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引起的，是必然会发生的。但是如果切入里面去，会发现，从学术角度来看，一战起源是最复杂的问题。梅然老师刚才说它是多元的，我补充一句刚才没来得及讲的，一开始它不是多元的，研究一战起源是研究谁要为这个战争负责，所以一战起源问题研究就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一开始大家要证明就是德国人干的，所以凡尔赛和约写明了德国要为这场战争负责，是它挑起发动的。德国人说不是德国，解密了德国的外交文件。其他国家也解密了自己的文件，说不是自己发动的。这形成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家都推托一战罪责。这时的研究就是要找出谁是挑起一战的罪魁祸首。我看过的第一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书，就提到了塞尔维亚，说塞尔维亚是罪魁祸首。你看了这书也会觉得它有点道理，事实上塞尔维亚在这个问题上绝对没有我们后来想的那么干净。俄国难道没有问题吗？有一个历史学家抓到了俄国的一些“引火”的做法，所以说它才是挑起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还有的说是奥匈的政策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说得最多的还是德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说法还是处于胶着状态，大家谁也说不清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说清楚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德国人没话说了，你说第一次是过失杀人或者根本不是你杀的，第二次大家看到了就是你杀的人，证据确凿，德国人抬不起头来，所以相当一段时间内德国受到了责任压制。但是这个时间没有太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国家发现对德国人不能被压得太狠，否则他们抬不起头来，那北约怎么组织呢？法德和解怎么进行呢？历史从来都是服从政治需要的，带有政治现实、政治印记，真正摆脱政治影响、政治印记的历史研究非常稀少。在这个阶段大家就觉得有些事情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五十年代很多德国保守派的历史学家开始发言了，他们主要依据档案材料，认为从档案材料来看，德国并不承担一战的主要责任，这个战争责任最后应该被大家均摊，这几个大国都有责任，谁都没有想发动一场战争，想挑起一场战争。刚才梅然老师花了很大篇幅讲了“七月危机”，我补充其中几个被说成是挑起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的场景。原来说俄国沙皇最反动，其实尼古拉二世是很冤的，他是个软弱的沙皇。这个沙皇很可怜，最后签署总动员令之前他说：“先生们，不要逼我了，这支笔签下去，多少万人的性命就没有了。”他没有想到他全家的性命也没有了。还有德国宰相霍尔维格，他的前任冲到他的办公室说“这个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个可怜的人脸色苍白，从办公桌旁站起来，双手举上天，高声尖叫，我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好了。”英国的外交大臣是爱德华·格雷，战后很多人说他应该负有严重责任。他写了《二十五年，1892—1916》，其中一个场景说英国最后通牒发出去了，要求德国停止进军回到出发的原地，24小时内如果没有答复，英国和德国将自动进入战争状态，发出去后大家都在等时间，24小时后没有答复，这时候已经是凌晨了，他看着窗外，当时伦敦的工人正在熄灭路灯，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会再看到它们被重新点燃。”这个场景是说当时大战的起源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确实没有一个人真的想要一场战争，没有一个国家真的欢迎一场战争，像梅然老师说的，大战并不是最优选择。而从结果来看，对几乎所有参战国来说，大战都是个最坏选择。总体上说，五六十年代关于一战起源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德国保守派那批历史学家的那些观点，让当时的历史界形成了这样的基本看法。再后来就是费舍尔革命。费舍尔这个历史学家发掘出很多德国当时的战争计划、战争目标等等。他把德国战争的目标拿出来，说德国为了实现这些战争目标，有意发动战争，之前的人都说错了。这个费舍尔革命在西方历史上引起很大的轰动，是革命性的。费舍尔的东西在美国也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美国陷入越战泥潭很久了，很多知识分子会想：我们为什么陷入这个地方这么长时间？费舍尔革命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框架：原来可以从这个角度审视历史、审视现实，一下子就引起了共鸣。所以费舍尔的观点在七十年代如日中天。到了八九十年代人们的看法又回去了。大家开始多视角、多元化审视一战起源，并不完全是从外交层面来解释国家决策者决定打还是不打，而是跳出国际环境、跳出结构、跳出同盟，多层面理解一战起源。我认为八九十年代是研究一战起源的黄金时期，很多非常好的文章和书都是这个阶段出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这本书最早就是从那个时期出来的。再往后就又开始走偏了。不过走偏也是必然的，历史研究总是在不断颠覆中。以前总觉得是哲学搭建一个理论框架，历史提供一个坚实的事实基础。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越读书越发现历史是用来颠覆的：不断把过去的东西颠覆掉，构建新的东西，然后又被新出现的东西再颠覆掉，再构建新的东西。无论最后变成了什么，没关系，你还是你，你只不过是在不断的代谢自己的知识结构。我很欢迎这种研究状态。对一战的起源的分析在九十年代后涉及另外一个现象：大家开始抠细节了，有的时候就不大讲理。梅然老师提到“施里芬计划”，后来有些书和文章提出“施里芬计划”是不存在的，是大家的幻想。这种说法找到了一点点根据，但我觉得有点太过了，没法同意。说实话，大家真的不要以为西方历史学家对自己的历史都是客观的，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研究都带有非常清晰的价值判断。有的历史学家上来就要证明德国是凶手、是战争罪人，有的就要正名，为德国辩护，包括一些特别出名的写作经典著作的历史学家都是这样。他们抠出来的细节大多都是为原有的价值判断服务。这个阶段是九十年代到2000年甚至2010年以后。这本书的水平多高已经不用我来说了，但是我想说我很喜欢这本书。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当时我做德国研究时，一战的起源是个大背景、大框架，进入德国这个国家的历史之前肯定要看大框架。看大框架的话有三本书可以并列，第一本是《争夺欧洲霸权斗争》，第二本是《帝国主义外交》，这本书已经在翻译了，它不是在第一就是在第二的位置，第三本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这三本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三本书。为什么？《争夺欧洲霸权斗争》除了作者A.J.P.泰勒的学养外，还有他的感染力，作者用不一样的视角挖掘问题，有时带有点愤世嫉俗的感觉，你不一定同意他，但是他非常犀利。《帝国主义外交》非常大气，有强烈的常识感，作者威廉·兰格在写书的时候，手里的史料和后来相比非常不足，当时解密的材料很少。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分析框架、得出的结论仍然是站得住的，行文中正、平和、大气。他的书有这个特点。听说商务印书馆也在组织出版这本书。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这本书有一种常识感和结构感，那么清晰的逻辑框架正好能够包容多视角的研究，这一点非常好。一本厚重的历史书写出一种清新感，让你读起来有一种轻松感的书真的很少，这是我自己的感受。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于，作者在第八章把社会心态写进去了。哪怕这本书别的部分可以不看，这章必须要看，因为正是大家普遍有这种心态，决策者才会走向战争。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茨威格《昨日的世界》这本书。书里说，大家都是普通人，战争来了，大家的机会也就来了。平时不会被看一眼的普通人终于不普通了。年轻女孩子给自己扔鲜花的感觉多好，新兵喜气洋洋的走在大街上，终于赶上“大时代”了，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东西和人性也是发生共振的。最后，我喜欢的书还包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面有人性，也一直在发生共鸣。于铁军：梅然和徐弃郁两位老师是我们国内一战研究方面非常出色的学者，梅老师有60余万字的巨著《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弃郁老师的《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出版后影响很大，被译成英文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在美国出版，中文版的修订本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刚才梅然老师谈了“萨拉热窝事件”、“七月危机”与一战起源的关系，重点分析了危机之下奥、德、俄三国选择战争的逻辑；弃郁老师谈了学术界关于一战起源研究的学术史，包括“费舍尔论争”之前的一战研究，给大家了解这一复杂问题梳理了一条线索。两位的讨论都很深入，我想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点儿补充：
第一，关于这本书的中文版的翻译出版情况说几句。
第二，把我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感觉印象深刻的几个地方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第三，作为一个“一战研究”的票友，谈一点自己关于一战研究的观察，有些问题也正好提出来向两位老师请教。
詹姆斯·乔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首版于1984年，是朗曼出版集团“现代战争的起源”丛书之一种。该丛书旨在系统考察拿破仑战争以降世界上爆发的主要战争的起源，如《日俄战争的起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欧洲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亚洲太平洋战场》《朝鲜战争的起源》《阿以战争的起源》《越南战争的起源》等，是一套很好的丛书。这套丛书中的大部分书目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得以不断再版。乔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1992年出版了第二版。1994年乔尔去世，2007年，另一位同样十分出色的国际史研究者戈登•马特尔将这本书更新到第三版。我大致对比了一下，新版与老版相比，基本框架没变，叙述顺序略有调整，参考文献更新到了2006年前后。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中文版是根据乔尔和马特尔共著的第三版翻译的。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一辈子也读不完，即便是英语世界每年新版图书的增量也很难读得完。近几年关于一战的书有不少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乔尔这本书在浩如烟海的一战研究中之所以被大家所喜爱，在我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对一战复杂原因的概括既颇为简洁，又相当全面和平衡。北京大学出版社几年前曾翻译出版过另一本探讨一战爆发原因的书，这就是戴维·史蒂文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回首1914》。该书翻译成中文后只有不到10万字的样子，写得也相当好，可谓更为简洁。但由于篇幅所限，有些重要问题在该书中便不能展开。相比之下，乔尔的书大概有30万字左右，里面既有历史事实的叙述，又有研究史的演进情况，后面还附有20页左右的进一步的阅读文献，相当于提供了一幅一战起源研究的路线图，可谓相当完整和系统。读者如想对其中哪个方面有进一步的了解，可以按照它所提供的路线图去继续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篇幅的一本书，大家翻一翻，不长时间就可以看完，对一战起源的大致研究状况也就有了基本的了解。所以史蒂文森称它是关于一卷起源的最佳单卷本概论性著作，这个评价在学术界基本上是一种共识。通过阅读本书，可以体会到一战起源的复杂性、多元性，对我们头脑中既有的对战争爆发原因的某些固化、僵化、或者说是简单化的解释模式会有一些冲击。读完这本书后，关于一战爆发的原因，你可能感觉脑子里原本清晰的答案变得混沌了，你了解到其背景是如此复杂，有这么多的因素在战争的爆发中起了作用，然后你才有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欲望，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就更可能走向深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这本书的原因。本书是商务印书馆“战争与战略名著译丛”之第一部。之所以决定出版这样一套译丛，是因为感到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环境正在变得日益复杂，战争与战略研究如此重要，所以不应该仅仅留给军人去讨论，还需要广大有知识、有想法、有兴趣的读者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这样更有利于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的战略研究的健康发展。古今中外的经验表明，只有通过对既往战争史、战略史的研究和总结，战略研究的水平才能提高，各种各样的阴谋论才不至于横行，专业性的判断才有独立存在的空间。所以我们才有了出版“战争与战略名著译丛”的念头，想把国外的战争与战略研究较为系统地引介给国内读者，这是有关这套丛书想跟大家交代的。乔尔是世界一流的历史学家，生前长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被认为是一战起源研究方面最好的国际史学家之一，但是他这本书的写法跟一般历史学家的写法不大一样。历史学家的通常写法是以时间为经来展开的，而本书的正文部分，除了第二章“七月危机”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展开叙述之外，其他章节都是按照作为一战爆发之原因的联盟体系与旧式外交，军国主义、军备与战略，国内政治，国际经济，帝国主义，以及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各国的社会心态等国际政治论题来展开的。从章节安排来看，这更像是一部国际关系领域的著作。这样一种写法，对我们搞国际关系的人来说感觉比较亲切。国际关系学者和历史学者一样关注一战，除了因其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以及给世界政治和世界历史所带来的诸多颠覆性后果之外，“国际关系”这个学科的诞生也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前大学中是没有国际关系这门专业的，正是因为一战的爆发和大战所带来的惨烈后果，有关人士痛定思痛，1919年才在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关系讲座教授的职位，国际关系学才在大学中慢慢发展成为一个学科。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条件，这不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后果所催生的吗？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研究中相当一部分有关战争与和平的理论也是以一战为背景而得出的。相对于历史学家愿意用一战“起源”的说法，我们搞国际关系的，好像更愿意用一战的“原因”这种表述，试图从一战爆发中发现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各种因果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我们这些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宝贵的资料库。我们现有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战争与和平研究里的核心概念，除了与“核武器”有关的核战略、核威慑、核军控、核外交等在一战中找不到外，其他的基本上都能找得到。对于当今国际关系研究中耳熟能详的一些理论，如同盟理论、势力均衡理论、权力转移理论、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相关性理论、攻防理论、转移视线理论、决策理论、错误认知理论、危机管理理论、政经关系理论、安全困境理论等，一战都可以提供诸多验证和发展理论的经验事实。此外，我们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一些大的理论争论，无论是结构重要还是单元重要，无论是国内政策至上还是对外政策至上，无论是制度偏好还是伟人偏好，也都可以从一战爆发的原因探讨中寻求经验支撑。而且，一战研究还不局限于研究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只是一战研究中的一部分，其后战争的进程、战争的终结，以及战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影响，也都有大量东西可以总结。保罗·肯尼迪说过这样一句话：“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如此多的数据，以至于你可以从中得出结论来支持任何一种当代战略家所提出来的假定。”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一战研究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而言是一个宝贵而巨大的数据库，则是没有疑问的，这是我读本书时第一点印象比较深刻的。第二点感受比较深的是，同样是在研究一战的起源，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的关注点和方法论还是有所不同。作为一战爆发的原因，如果说军备竞赛、同盟等方面的因素还可以做一些政治学的博弈论分析和模拟推演的话，那么1914年的社会心态因素则基本上没法用定量方法加以计算和测量。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乔尔还是回到了历史学家的本色，指出政治学家“企图对1914年之前形势中的各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以便能够衡量它们的相对重要性，而且通过客观地评估力量均势来准确地显示是什么情况导致了这场大战”，但历史学家通常认为这是非分之想，是无法做到的，政治学家对一战起源问题的讨论可能会给历史学家提供一些帮助，如提醒历史学家“关注一些他们可能低估的重要因素”，但是历史学家还是觉得，关于一战起源问题的研究主要还是历史学家的事。观察该研究领域的一些较为晚近的研究成果，如对施里芬计划，以及对小毛奇、贝特曼、威廉二世、格雷等决策者的研究，其发展趋势似乎确如乔尔在书中所提示的，“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解释最终将仍然存在于对欧洲统治者及其臣民心态的考察之中。”第三点感受是，战略研究要做好，真的是非常难！人们常说，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但现实情况往往是，人们很难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而且人们从历史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可能是大不相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把一战的爆发主要归因为当时各国领导人的莽撞、懦弱和梦游，我觉得还不够。乔尔在本书的结尾部分引用法国政治思想家埃利·阿莱维的话说：“我们的政治家们的明智或者愚蠢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明智或者愚蠢”，并引申为“一代人的明智或者愚蠢也未必是下一代的明智或者愚蠢”。的确，有时你以为吸取了历史的经验，但没准儿却走向了反面。战略研究涉及的因素太多，尤其是围绕一战爆发这么多复杂的因素纠缠在一起，不同时代的人对之有不同的解读，是不难理解的，最终的确切答案恐怕永远也找不到。刚才前面两位老师在讨论一战起源的归因问题时，曾提到塞尔维亚也有自己的问题，而且问题还挺大。事实确实如此。奥匈在其王储被刺之后向塞尔维亚发送最后通牒有没有道理呢？它发送最后通牒时并不知道实际情况，刺杀斐迪南大公的塞尔维亚“黑手会”背后的指使者迪米特里耶维奇上校（又名阿皮斯），是塞尔维亚总参谋部情报处的处长，他给刺客提供枪支和护照，派人把他们送到萨拉热窝，还从俄国武官那里支取经费给刺客使用，这里面有一连串的故事。阿皮斯1917年被塞尔维亚方面以“叛国罪”处死，关于他的传记，以及对他进行审判的书多年前都已出版，但似乎没怎么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七月危机”时奥匈方面并不知道这些情况，但是它主观上想通过发送内容令塞尔维亚难以接受的最后通牒去实现它的目的，所以奥匈在这里面责任也很大。国外学术界现在一般的结论是：德国确实应该担负一战爆发的主要责任，但是其他各国也都有自己的责任，可以说是悲剧的共同制造者。不同国家在一战爆发当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过去几十年间国际学术界一战起源研究的一个重点。现在可以说每个主要国家在大战爆发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有出色的专著对之进行深入讨论，关于英国的、德国的、俄罗斯的、法国的、奥匈帝国的、意大利的、塞尔维亚的，都有。大家如果对某一特定国家与一战爆发之间的关系感兴趣，可以按图索骥，找相关书籍来看。
关于一战，人们已经研究了100多年，还有没有未经探讨的问题？当然还有，并且很多。2014年纪念一战爆发一百周年前后，各国学术界又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之后相关研究也一直在继续。在美英大学开设的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类课程中，一战通常也被当作最重要的案例之一来加以讨论。2005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曾经旁听过斯蒂芬·范埃弗拉教授讲授的“战争的原因”课程，所用最主要的案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2018年我通过富布赖特项目再访麻省理工学院时，一战原因仍然是其学术关注的焦点。虽然围绕德国的战争责任和战争决策问题各国已经进行了长时期的深入研究，并且取得了诸多有代表性的成果，但学术界仍然存在不少疑问，比如，德国当时真的没有别的政策选择了吗？德国当时面临的威胁有它所认为的那么严峻吗？后来大战的实际进程证明俄国事实上并非那么强大，难道就因为德国认为俄国的国力似乎在未来某个时间会赶上德国，德国就要下决心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德国国内的政军关系或者军方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作出这种评估的？这种评估从事后来看符合不符合现实情况？如果说它符合现实情况，或者说也是一种应对办法的话，那它是不是最好的应对办法，是不是还存在别的选项？如果说德国好战，那么为什么一些文官似乎表现得尤其好战，比如贝特曼，在7月27、28日最关键的时候他本可以发挥一些作用去阻止战争的爆发，但是他没有去做，也就是说在尚且可以扭转局势的时候的为什么他不去尝试扭转？而且不仅仅是贝特曼，还有他当时在外交部的一些主要同僚，这些人为什么也那么强硬？德国公众是不是同样强硬、好战？如果德国公众总体上强硬好战，那么为什么如此？为什么他们特别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谁、通过什么渠道来传播和引导他们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以资借鉴。梅然：刚才徐老师讲到的三本历史书都非常好，我觉得关于一战起源的著作中，这本书的确是靠前的。
乔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这本书至少有四个优点：
第一点，多视角、多元化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第二点，这本书在正文部分第一章用了近50页探讨“七月危机”。这样，对于理解一战起源所需要的两个方面都齐全了。一个方面是前述的对于一战起源动因的多视角解释，另一个方面是“七月危机”期间各国决策者的认知。
第三点，这本书很好地综合了国际学术界比较前沿的观点。所以，我们看这本书等于同时读了很多本书。
第四点，虽然这本书是汉译本，但是也能反映出原文本的文风，文笔流畅、深入浅出。
补充一点，詹姆斯·乔尔这个作者的身份背景也有特殊的地方，他是20世纪20年代初即一战结束之后不久生人，二战发生之后他参加了英军，参加的是从事特工任务的部队，到欧洲大陆德国占领区从事暗杀、爆破、搜集情报等工作。二战时期去欧洲大陆从事这种任务也可谓九死一生，跟敢死队差不多。所以他也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二战之后它去牛津大学继续上学，成为一名学者。他自己早先的研究方向是欧洲思想史，比如欧洲左派思想家的思想。他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和国关史研究之间有什么联系？他是经历过二战的，也是在一战背景下出生的，在他青少年时期一战已经过去了，但是留下的政治遗产无处不在，他是在这个氛围下成长起来的。这导致关注思想史的他也很关注一战和二战的思想根源，或者说趋于将政治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联系起来。作为历史学家，他特别强调思想观念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对他来讲，一战的起源中最重要的因素依旧是人，尤其是决策者的观念。他认为，任何一个历史研究如果把注意对象过多转向非人性的、非观念的、物质性的因素，也就是以前很多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特别喜欢讨论的权力、经济、军事力量、国际结构，那么这样的历史研究是走在不正确的方向上。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很重要：“要理解1914年的那些人，我们就必须理解1914年的价值观，他们的行动必须用当时的价值观来衡量。”铁军老师提到，在这本书第二版于1994年出版之后乔尔就去世了，这本书第三版的另外一个作者是加拿大学者戈登·马特尔。他主要做一战起源和欧洲史研究。他也很赞赏乔尔的这本书，觉得不能把1994年之后的不少研究成果补充到这本佳作中比较可惜，所以他想做这个工作。他主要是做了史料等方面的一些补充，但是并没有改变这本书原有的基本观点。学者们通常都是很忙的，很难得能帮着补充更新其他学者的著作。所以我们在肯定詹姆斯·乔尔的同时，也应该对戈登·马特尔表示感谢。他自己也写了一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书，又帮助乔尔更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这两本书在亚马逊上的评分都较高。另外，这本书英文书名中的“起源”（origins）是一个复数，是多种起源，不是一句话就能盖棺定论的，由此也可见一战起源问题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徐弃郁：我对学术传承渊源的了解很弱，梅然老师的话帮我解答了一个问题，我一直觉得詹姆斯·乔尔这本书不像剑桥牛津那些传统英国学者的，我也不是喜欢传统的英国历史学派的人。如果看这本书的英文原版，会发现它和威廉·兰格的文风类似，都是朴实易懂、言简意赅的。
詹姆斯·乔尔是从思想史走到国际关系史，我自己也曾经想在思想史方面用功一下，但是有点搞不定。詹姆斯·乔尔从思想史切入到国际关系史时的视野不一样，他没有陷入很多学者或历史学家的一个误区：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东西以后就认为这个东西是可解释的。而詹姆斯·乔尔这本书是开放性的，他作为历史学家具有开放性，他的学术背景对于解释这本书的特点很有帮助。补充一点，铁军老师讲到最后的决策过程，我们以带入感看当时的情况都很简单，以前在部队，演习后也有“复盘”、“总结”，如果是战争的话有个反推，很多历史学家想做的是“复盘”，但是发现已经复得不能再复的时候还是解决不了。我曾经和英国的一位教授发生了争执，他举的例子是，在1912年德国决策层很小规模的一次会议上，当时有些决策者在讨论战争的可能，“小毛奇”说“越快越好”，这句话被认为是新证据，但在我看来，这不是新证据。小毛奇不只一次说过“越快越好”，因为他认为俄国的军事力量正在加强，俄罗斯实力的快速恢复德国不可避免的，再往后就打不过俄国了。而且，德国的优势是效率很高，它为什么首先动员？它如果动员得慢了，它是处于劣势的，不可能再打一场腓特烈二世时那样的七年战争。而老毛奇原来的战略就是这样，属于消耗战。德国军人起了什么作用？那就是，到最后决策者要一个答案时，军人就告诉他“只有这一个答案，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全面大战，除此之外就是投降。”这个时候，德国军队、总参谋部给德皇的决策留了非常小的空间。我原来在国防大学讲课时，也讲什么叫战略，战略并不是把自己的资源最大限度利用起来而把对手压倒。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战略是你能够保持多种选择的东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的战略选择越走越窄，走到最后就是两种选择，要么大战，要么投降，小毛奇在前一次危机就讲过了：“如果下一次这样，我就辞职不干了，辞职之前打个报告要求把陆海军全部解散，这样大家可以庸碌地过完一生。”所以你看，这个战略决策的过程是选择面越走越小的过程。其实当时人的心态也是这样。这种心态不光是体现在社会层面，也体现在决策层。当时的德国宰相贝特曼是一个软弱的人，有个外号叫“蚯蚓”，大家可想而知。到决定大战会不会爆发的最后几个关键节点，他却是主战的。他认为只要英国不参战，光是法俄，德国是可以打一仗，直到后来他知道英国可能要参战的时候才慌了，才去阻止，而在此之前他一直采取放手的态度，为什么他会放手？就是前面说的，战略选择的面已经越走越窄了，这个时候他如果不坚定、不主战，会被内部的压力压倒。于铁军：
不同的书服务不同的目标。乔尔的书提供不了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其《梦游者》一书里所提供的很多有趣的信息，如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喜欢观鸟、喜欢钓鱼、可以撰写这方面的专业论文等诸如此类的细节；读乔尔的书也不太会有那种阅读芭芭拉·塔奇曼的《八月炮火》的酣畅淋漓的感觉。这本书的主旨是帮助读者了解关于一战起源问题学术界的主要争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部关于一战起源问题的学术史。阅读这本书，大家可以大致了解相关研究怎么贯穿下来的、现在研究达到了什么样的阶段、大家的共识是什么、哪些地方没有共识，以及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可能是什么。总而言之，这是一部概述一战爆发原因的严谨的学术著作。“战争与战略名著译丛”这套书第一批计划出8本，其中有4本是关于德国的，包括梅然老师一直说的应该翻译而没有翻译的费舍尔的《幻觉之战：1911—1914年的德国政策》、埃卡特·克尔的《舰队建设与政党政治，1894—1901》，以及戈登·克雷格的名著《普鲁士军队的政治学，1640—1945》等。这套丛书把一些原本应该早点向大家介绍但因为种种原因而一直没有做的著作放到里面了，可以说是为国内的战争与战略研究做了一点儿基础性的工作。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我在这里想向梅然老师和弃郁老师分别请教一个问题。请教梅老师的问题是，关于一战主要是德国对俄国发动的一场预防性战争这个问题，当时德国对俄国力量的判断有没有根据？根据是什么？这种评估时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搞清楚这个事很重要，毕竟，人们通常认为，在战争危机步步升级的过程中，德国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而其对俄国国力的判断则对其战争决策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想听听梅然老师的看法。想向弃郁老师请教的问题是，威廉二世在大战的爆发中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因为现在学术界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威廉二世基本是一个摆设，重要的事儿并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他是这样一个人，事到最后还跟沙皇特别亲切地直呼对方小名，说要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但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曾翻译出版过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罗尔的《皇帝和他的宫廷：威廉二世与德意志帝国》，讲的是威廉二世的宫廷政治，认为他在战争决策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关于这两种看法，想听听您的评论。梅然：关于德国一战之前对俄国的担忧，简单说几点：
第一点，毕竟俄国是德国最重要的假想敌之一，一个是俄国，一个是法国，所以大家可以想到，德国对俄国大量情报的搜集、分析、研判是肯定存在的，军事情报体系当时就有的。德国在俄国有大量的间谍，比如德国驻俄大使馆的武官会收集很多重要信息发回国内。第二点，当时德国对俄国军事力量上升主要有两方面的担心：一是俄国军队作战能力的提升，这体现在兵员扩充、武器改良、军官培训等方面。其中，俄军规模的扩大是德国人最关注的。二是俄国西部靠近德国地区的铁路系统的建设，这能够提升俄国的战时动员能力，尽快把士兵从后方调集到前线。当时德国军方对俄国力量上升最关注的应该是在这个方面，因为这关系到战场态势局面，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关注和担心这方面。第三点，德国方面对俄国力量评估的缺陷或者不足在什么地方？我个人觉得，它主要是军事分析，而不是对俄国综合国力的总体分析，因此并不能较全面体现两国间的力量对比及其变化。举个例子，虽然一战前俄国工业化速度很快，但由于德国工业也在发展，由于德国在经济体量上本就明显强于俄国，结果，俄国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与德国的差距反而拉大了，比如一战前俄国在钢产量上的劣势比多年前更大德国不能说没有对俄国总体国力的综合评估，但应该说是不系统和的有缺失的。。即便是军事评估，从事后看，比如结合一战时期俄国的军事表现，也明显有着夸大和以偏概全的地方。俄国的很多缺陷，比如资金短缺、官僚主义和腐败对军事效能带来的重大制约，看似仍然被低估了。再比如，俄国人对战略性铁路的建设一直未如法方期望的那样积极，他们认为国内有着更需要资金投入的更重要领域。第四点，上述评估之所以有缺陷，除了是由于评估方法的欠合理性，也在于或更在于评估者的“最坏情形”设想。德国人对俄国力量增长的担心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形”，即抱着“宁信其有”的态度要做“最坏打算”，所以难免高估了俄国力量的增长幅度。德国军方主张推行施利芬计划，在战时首先主攻法国，在击败法国之前以少量兵力在东部对俄国暂时采取防御。因此，俄国在东方不至于对德国施加难以抗拒的军事压力，是德国赢得大战的一大前提，这也是德国方面对俄国力量增长易于敏感或忧惧的原因。徐弃郁：简单回答铁军老师的问题，铁军老师说到威廉二世。我11年前写书时还年轻，看问题更苛刻，现在人快50了，看问题可能更综合，会看到他宽容的一面。但是有一点没有变，就是威廉二世作为决策者，他在德国走向大战中要负非常大的责任或者说是最主要责任，为什么这么说？我先说他宽容的一面。威廉二世对国内是宽容的，你不要看他带有普鲁士专制主义的色彩，但对于政治、文化，他还是延续了普鲁士国王一贯的宽容政策，从腓特烈二世到他一直是这样。对比希特勒时期，他的统治时期对很多人来说是很不错的时代。
但是在决策中他犯了哪些错误？有种人叫“没事的时候会找事儿，好像厉害得不得了，但真有的时候他会怕事儿。”威廉二世就是这种人。这个人当时在帝德决策里处于最高层，这种风格就会发挥很坏的作用。就像下围棋一样，本来你的棋形还是有气的，但一通乱冲乱撞以后反而把自己的气都撞紧了，这就是他找事儿的结果。那等到事情真来了呢？他又退缩了。他在一战前的几次危机中都是这么表现的，而他一旦退缩，国内的反对声就变得很大，他又开始摇摆了。“七月危机”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开始对奥匈开出了那张“你无论干什么，我们都支持你。”的空白支票。后来，发现支票已经透支了，但到这时候他已经起不到作用了，因为大机器已经运转起来了。那批历史学家认为他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傀儡的说法，实际上说的是在大机器开动起来以后的阶段，那时他确实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在之前，他那种三心二意的状态使得德国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最终无法避免大战。所以说，威廉二世要负主要责任。主持人：我们从网上征集了不少问题。有个读者问：个人认为一战发生并不是英德矛盾激化的结果，而是德俄两国的军事竞争和第三方（奥匈和塞尔维亚）冲突没有管控的结果，各位如何看待英德矛盾在一战起源中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梅然：我个人认为英德矛盾对一战发生的作用是次要的或是边缘性的。对于德国在七月危机中挑起一战而言，德国或德奥与法俄首先是俄国的矛盾要重要得多。英德矛盾在一战前的十几年中是国际上的一个主要矛盾，而且曾经有激化的时期，对在一战之前加强欧洲列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感和竞争氛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尤其是从1912年开始，因为英德双方都看到了相互间矛盾激化给双方带来的风险，所以想去克制它、制约它，所以英德关系迎来了缓和期，在海军问题、殖民问题、商业问题、地区冲突管控方面，原来的矛盾缓和了，双方之间还有不少协调或合作，而且今天能看到很多当事人留下的言论，称赞英德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甚至夸张地认为针对对方进行战争准备的必要性都已经不存在了。1914年6—7月夏天，是英德关系发展的重要节点，因为双方准备就商业/殖民问题达成进一步协议。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还准备在夏天去德国看眼病，他认为德国眼科大夫水平比较高，这是格雷担任外交大臣将近10年以来第二次到访他国，第一次是陪同英王出访法国，当时的欧洲各大国外交首长们即便在欧洲内部也不像今天这样频繁互访。而他去德国时难道只会简单地看医生吗？难道不会与德国政要晤谈么？这是否可能进一步改善英德关系？所以这又涉及之前讲到的问题：如果萨拉热窝事件没有发生，如果一战没有在1914年夏天到来，欧洲国际局势会如何变化呢？徐弃郁：我认为英德矛盾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直接的关系，1912年以后英德矛盾缓解，存在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巴尔干战争爆发，大家觉得差点引发大战，要小心。所以英德之间出现了一个试图缓和关系的阶段。第二个因素是，海军大战中德国输了，这时候英德矛盾中最主要的问题不存在了。但是这里要说明的是，1912年之前英德矛盾的发展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很难避免了。矛盾的最终爆发和矛盾的高峰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这就跟心脏病一样，非常忙累的时候可能不是心脏病发病的时候，很多都是忙完度假时候心脏病发。那1912年之前，英国和德国发生了什么？如果没有英德矛盾，一个反德大同盟是组织不起来的。历史上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欧洲组织起大同盟，那就是英国。德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觉得自己被包围，但是为什么它被包围？因为英法协约、英俄协约，特别是英俄协约对德国打击特别大。德国人觉得，英俄这两个死对头之间怎么能签订协约呢？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了，那今后任何出乎意料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个对德国人心态转变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英德矛盾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的关系可以从矛盾爆发和矛盾积累这两个方面来看。于铁军：国内教科书千篇一律的说法是英德矛盾是最主要矛盾，因为英国是协约国集团中最重要的一方，而德国是同盟国集团中最强大的一方，而英德海军之间展开的军备竞赛又被看作是英德之间为竞争世界霸权而展开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我们的分析方法通常是抓主要矛盾，既然协约国和同盟国最后兵戎相见，那么分别作为一方主心骨的英德两国之间的矛盾在一战起源中也一般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原因。
但我基本同意刚才两位老师的看法，考虑到大战爆发前夕英德之间的矛盾已明显缓和以及德俄矛盾的尖锐性，现在看来，似乎并不能认为英德矛盾是直接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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