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来信10：我们的痛苦不值一提，无人说一句“对不起” | 随机信箱

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况呢？仿佛每天一睁开眼睛，都会陷入一个更加糟糕的境地。有人在这个春天死去，有人在睡梦中被强行带走，有人在春夜里发出一些声音，又迅速被扑灭。尊严与体面，权利与表达，似乎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正如一位波友在信中写到的，“我们此刻再不讨论个体尊严，而讨论如果不被体面对待，该如何保全自己。”

这是“隔离来信”的第10期，有人在方舱医院奋斗，有人不得不面对邻居的死亡，有人在日复一日的封控中视力逐渐下降，也有人趁着去临时小卖部买水小心谨慎地呼吸了几口春日自由的空气。更多的人在流泪，在挣扎，在无尽的愤怒与恐惧中度过周而复始的一天又一天。无数的呐喊和呼号被巨大的沉默的系统吞咽、咀嚼、碾压成粉末。有人在信中说：“苦难就是苦难，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一天天地熬，打碎牙齿往肚里咽，它不会幻化成荣誉的勋章。”我们等不到一句“对不起”，也无法让自己的叙事和“正确的”叙事兼容，就只剩下这些记录和声音，只剩下需要一瓶牛奶却下意识多囤一瓶的身体记忆。

【随机信箱无限期开放，来信请发送至surplusvalue@163.com，标题注明“随机信箱”即可】

亲爱的适野、之琪、建国：

我是一名上海三甲医院的医生，现在在方舱工作。在酒店休息时刻听随机波动是我的必修项目。我们开垦了新国际博览中心的万人方舱，移交给了外地援沪的小伙伴，现在即将奔赴新的战场。这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上海，也是此时此刻的上海人民从未经历过的景象。我很喜欢我这份工作的使命感，也发自内心地希望百姓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我向来很喜欢观察和思考，给你们倾诉几个我观察到的点吧。比较细碎，请见谅。

1、关于食物。

方舱的患者和医护（居住在隔离酒店）的配餐是不存在挤兑的，在各地都的援沪食材都到达上海的时候，应该会先满足方舱几十万人和几万医护的日常需求，也就是先到配餐公司（当然，这也是我猜的）。配餐公司也是一次性买很多，不能像以前一样每日采购了，毕竟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于是出现了几个有趣的现象：

（1）蔬菜基本是包菜、土豆、黄瓜、胡萝卜、白萝卜、生菜；

（2）肉基本是鸡，而且绝大部分是鸡腿，各种做法的鸡腿（卤鸡腿咖喱鸡腿等），猪肉都是红烧肉，偶尔有鱼和虾，基本没有牛羊肉；

（3）有好多鸡蛋，卤蛋算一个菜，番茄炒蛋里蛋比番茄多。

证明（1）里的蔬菜最容易运输和保存，（2）和（3）说明鸡才是人类最好的朋友——鸡腿能吃鸡肉能吃鸡蛋也能吃，好养，出栏快，便宜好供应，不容易生病，我们连它的卵都不放过。作为一种禽类，被人类教育得如此妥帖，实属感恩。

2、关于方舱内的患者。

我想说的不是那些你们在网上看到的爱学习的孩子、爱打牌的叔叔、爱跳广场舞的阿姨，而是一群在上海无居住地还能进入方舱的“幸运儿”。有的舱一车拉来三四十个流浪汉，有病人写出院地址写某某桥洞，有病人是来找工作的没有住所，有病人是来上海化疗的被黑车扔下流浪了八天，有即将中考孩子的父母想趁周末带孩子来放松放松不幸进来了，没有iPad上网课高价买了隔壁患者的。

我们一开始无法理解，如此恶劣的方舱环境怎么会有老赖。当他们抓着我的衣服哭，说不要赶他走，他可以在这里打扫卫生、做发饭的志愿者、做免费的宣传记者，我们出于医护人员的同情心，还是让他们留下了。之所以称他们为幸运儿，是因为他们是无固定住所里的少数可以进入方舱的，大部分无居住地的人还在外面流浪，在镜头看不见的地方。

3、关于清零还是躺平。

新闻没有报道的是，基本每只队伍进来两天就开始战斗性减员，某外地队伍甚至减掉了十分之一，大家都忽略了奥密克戎的威力。和武汉原始毒株不同的是，奥密克戎的传染性极强。我们的“大白”穿4小时就失效，这个时间在武汉原始毒株面前很多人都放宽，去过武汉的人工作8~10小时都没事，但在奥密克戎面前，必须严格遵守4小时制度，否则队伍里的人只会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上海疫情需要比武汉更多的医护人员来参与方舱建设和倒班。

而镜头没有拍到的还在开着的医院，为了减少减员医护不回家，但没有那么多人倒班，就只能团灭。灭的差不多了就去隔离，换下一波人来等团灭。你们可以理解为，一台12小时的手术，平常只需要一个主刀，如果穿大白就需要3个主刀分时间段完成。非常浪费人力，我们也没有这个人力。医护团灭不会致死，但会导致更多的患者无从就医，最后受伤的还是患者。我知道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悲剧，但上海现在是战时状态，一定会出现悲剧的。只是我也明白了，战时状态放到2022的上海，也是吃不上饭的。

4、关于上海政府。

我自己有一个很形象的形容。在上海生活就像吃自助餐，你可以吃半小时，也可以吃两小时，想吃什么吃什么，上海政府就是那个收盘子的服务员，这个餐厅不能少了他，他也不会打扰你的基本活动。但现在全餐厅的人都被打断了腿走不了了，吃火锅变成了吃omakase，而服务员依然只负责收盘子。上海政府历来只负责拓展可能+外包，因为只要给钱，没有人不愿意做的，上海政府没有从上到下一条线的功能和经验，所以弄成了现在这样。

我真的真的喜欢你们仨，希望随机波动越办越好！

方舱医生

2022.4.18 

三位好，

晚上在小区群里知道我隔壁的婆婆去世了。9点多楼里有一阵骚动，后来看群消息，居委的工作人员发了可就医的医院信息，是在9点38分的时候。到了58分的时候，求助的那位发消息说，自己的婆没了……备注的房间号是202，啊，就是我隔壁的婆婆。

我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也不知道如果不是在疫情期间她是不是能够很快得到医疗救助，而不至于此。前几天中午还看见她在楼下晒太阳啊……

她八十多岁了，身体一直很好，刚搬来的时候就主动跟我们打招呼，说邻居之间要互相帮助，跟我们说可以帮我们收快递。相熟了一点后，她写纸条贴在门上，跟我们说希望把废弃的纸壳和粗料瓶留给她，并特意补充说，如果想要知道原因，她也会告诉我们，特别体面。

后来我妈妈来我家住的时候，她们偶尔会在去菜场的路上碰到，我才从我妈那里知道，她老伴身体不好，眼睛完全看不见了，儿子又刚做了手术，还要做第二次，媳妇也是不工作的，她要付出很多照顾家里。有点为她难过，但又觉得她身体很好是件幸事。

今晚她的去世对我来说太突然了，我不知道她生命的最后遭遇了什么，现在上海的情况似乎也没法好好处理后事，为她难过，为她这样的普通人经历的人生感到难过，虽然我好像没有这个资格。

如果说2020年的疫情以及之后个人生活的不顺像是第一个打击，在看似有点改变的时刻，在想可以缓口气的时候，这一次的疫情用更猛烈的方式袭击了我，前几天还是在朋友圈看到别人的坏消息，今天是这股浪袭到了我的小区，我的家门口。

但这样的故事会此刻也发生在很多人身上吧，这更令人难过了。

就把难过写下来了。

祝挺过去

发自我的iPhone

之琪，建国，适野：

你们好呀。初识你们，是在2020年2月的上海。那时的上海刚刚经历疫情的第一波冲击，你们的声音成为了我在那段日子里的“附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两年的时间匆匆而过，谁曾想到，2022年的4月，剩余价值已变成了随机波动，上海的日常也要再度经历一次脱轨，唯一不变的可能是你们三位的善良与智慧，以及“独居男程序员”这个我在上海的身份标签。

回想两年前，上海的情况和现在还是很不一样的。我当时住在浦东新区潍坊路街道，小区是一天都没有封闭过的。每次出门要领一张印有小区名字的临时纸质通行证，回来时出示这张通行证就可以进小区了。外卖也从来没有真正停摆过，世纪大道地铁二号口的肯德基甚至一天都没有停止过营业，为我这个向来独居的人提供了非常可靠的安全感。现在想来，那时的世界没有“口号”、“路线”，没有“小阳人”这种极化身份标签，有的是全上海、全中国的人民由于遇到了未曾预想过的巨大灾难的突袭，从而诞生出的想要把原本美好的生活拉回正轨的向心力。而在如今疫情“常态化”、防疫“多元化”的世界，要如何定义什么是“轨”，什么是“正”呢？

肉体生活上，我正是邵逸凡在微博讲述的故事中提到的受冲击较少的那部分群体。我的工作不是“手停口停”的工作，工资没有打折，公司也有发物资，独居物资消耗也少，所以目前来说还没有饿过肚子；而精神生活上，我也同之前来信的随机波友们一样，陷入了不敢、不能诉说自己不适的愧疚感中。随机信箱的开放给了我一份勇气，原来有这么多人和我一样，只是不敢与不能诉说，但并不是不愿啊。

但在对抗这份“不适”时，我并没有在这次封城中更主动地去与街坊邻居、与“身边的人”有更多接触。与我这内向性格拧巴着来做出的改变，或许只会适得其反吧？上海之所以受大家喜爱，就是它可以包容不同性格的人做出不同的选择啊。如果被迫成为所谓的大多数才能继续维持在上海的体面生活，那或许已经失去继续留在上海的意义了。

不幸也幸运的是，工作成为了我对抗这次封控的解药。不幸是指，作为一名在云计算公司工作的程序员，我们的工作量并不会受到办公地点改变的影响，反倒因为在work from home的情况下，你的同事们会默认你随时随地都应该有更快的响应，每天的工作量有增无减；幸运是指，软件系统的美可以使我心甘情愿地忘我在工作中。一个无状态软件系统在响应请求时，每次接收相同的输入，都会产生相同的输出。而与人类打交道，如果你每天早上都向TA道一句“早上好”，可能TA每次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没有办法预测的。同样在面对街坊邻居们时，我没有办法预测“户籍所在地居民”，“封控楼住户”甚至“小阳人”这些变量会不会影响他们与我互动时的反应。在与我亲手修建出的软件系统日夜相处时，我是更加自在的，更加放松的。

于是我的符号变为这沉默的庞大系统的守望者。它也会病，也会不适，但不能诉诸于口，我便代它在网络上发声，仿佛它茁壮，我也会跟着茁壮。身体对食物的味道似乎已经麻木了，只要营养是均衡的就可以了。“内化”成为了我的力量来源，每天从优质信息源获取的信息，和从守望这庞大系统中获得的经验，吸收转化后变为知识存储进脑内，使我在居家隔离的日子里有一种病态的兴奋支撑着。

但我开始逐渐忘记同事们的脸，忘记迎接新的成功时大家互相击掌和拍肩的感受，我开始怀疑人类的存在形态。没有生产能力、只能如同黑洞般吸收消耗着外界资源的我，是不是成为具有打字能力的缸中脑更好一些？归根结底，不停“内化”的意义是在告诉自己，我在抵达下一站时，能有更强大的力量去抵御外界的不确定性。可这下一站究竟是重归正轨的上海，是另一个在想象或记忆中面目模糊的城市，还是一个有什么地方永远变了的上海，我也已经不知道了。这些或许是这次封控带给这样一个内向的、古怪的我的最大的困扰吧。

希望三位主播和随机波友们一切都好。

Regards,

天宇 

之琪，适野，建国好：

我感觉身体状况在一天天变差，以不易察觉的速度。视力下降了，即使屏幕调到最亮，字符和瞳孔之间仍然仿佛隔着一层；腱鞘炎越发严重了，即使躺平了9个小时，依旧隐隐酸胀。但这又能赖谁呢？我离不开电脑，放不下手机，禁足第18天，解封的消息在风中飘。

灵魂和身体之间一定存在一条通路，灵魂的无力感会第一时间抵达身体的每一个角落，比如此时此刻，距离起床不到三小时，在灌下了一杯爪哇挂耳之后，我控制不住地哈欠连连，一定是灵魂渴望新鲜的空气了。一年前的今天，我和谁一起，在哪儿做什么呢？有没有白白虚度一个春天呢？

脱口戏演员小块儿说，最近的日子过的就是，每天醒来都是旧的一天。我试图在这重复中总结一些变化，发现刷社交媒体的时间少了，因为心力不支，换句话说，我已经没有力气悲伤和愤怒了，但我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害怕和担心自己就此滑入麻木和虚无，然后在这一切结束之后，在媒体一如既往的“丧事喜办”的讴歌又一场伟大胜利时，装作一切都没有发生，继续为未知的未来努力攒一点养老钱。

除了保持健康，努力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如果可能的话，创造一点点价值之外，我们又能改变什么呢？以及，当发现一次又一次的呐喊被坚硬的高墙反弹回来之后，还会继续呐喊吗？还是会沉默，然后冷眼嘲笑那些呐喊者的天真与白费力气？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会发光，值得托付与交往，但假使他们因为理想主义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甚至为了理想随时做好了献祭的准备，我对他们的看法还会和原来一样吗？理想主义者有没有年龄限制呢？它和愤世嫉俗者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我越来越困惑了。

互联网缘何发展成今天的模样？我们该和它保持怎样的关系？十年前在入职面试上，我对互联网充满乐观，相信在这样一个信息的自由市场，真理会水落石出，越辩越明，如今回看，意识到这跟相信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就是happy ending一样幼稚。中文互联网信息世界背后看不见的手没有减少，算法技术突飞猛进，字节跳动这样的公司本质上利用的就是人性的弱点，但它实在太成功了，于是算法统治世界，算法加剧了世界的割裂，摧毁了互联网使用者的耐心，人们不再试图去询问开放式的问题，去了解世界另一头的某一个人真实的处境，去共情他人与自身截然不同的选择，而是忙着打tag，表达观点，划分敌我，以便挑起一场又一场互相攻击，人性“恶”的一面经由技术的进步被放大。

陈嘉映老师说，我们处在“精英通过数字掌控世界，其他人通过图像了解世界”的阶段，文字的discourse被排挤出去了，识字率的提高无法改变社会的智性结构，读书人需要正视被边缘化的现实，不必怀念苏格拉底的时代，形势比人强，今天，人人都是作者，但没有听众。他给出的建议是，不要那么紧张，创造轻松的氛围，好好聊天儿，不要把每个时刻都过成危机（Yes-No）时刻，尽可能打开通情达理（reasonable）的空间。

松弛是一种迷人的品质，好多人可望不可及，包括我在内。疫情之后，它变得更加难以企及，活动和表达空间的逼仄，明明活在物资充裕的年代却生怕错过下一次团购接龙的慌张，都增加了松弛的难度。松弛需要绝对的实力和无所谓的底气，需要坚定的信心支撑，它谈何容易，就像活在小红书里的美妆博主们，需要十分努力才能表现得毫不费力。

在随机波动的来信中，好几位作者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哪怕（这一次疫情）宣告胜利，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我想，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他们内心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回到从前，只能依靠尚未发明的黑科技，用针剂或药物填平记忆的沟壑，否则，它会成为一代人的集体创伤，再多的段子也无法消解，只能等待时间去抚慰。人们常说苦难催人成长，那些没有杀死你的，让你更加坚强。一句话被引用的次数多了，容易固化成真理，但它真的具有普世意义吗？苦难就是苦难，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一天天地熬，打碎牙齿往肚里咽，它不会幻化成荣誉的勋章，你以为已经遗忘了，它会在你下一次购买牛奶的时候，跳出来提醒，不要忘了再囤一瓶。

祝春天好。

2022.4.18

之琪、适野、建国：

你们好。

刚在小宇宙听上一期随机信箱「再没有“你的世界”和“我的世界的区分」，听到要被送走隔离的邻居像没事人一样为自家猫咪奔走，瞬间泪崩，哭得停不下来。

本以为随着“清零攻坚战”的口号响起，我周边的外卖陆续恢复、街上的骑手和快递员多了起来、小区叫到了肯德基团购，物资匮乏的焦虑逐渐消失，封控第17天的我已经没有前阵的无助和绝望了。但听到播客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要写这封信，我有几个故事想要和你们说说。

3月31日是浦西封控的前夜，有夜跑习惯的我夜里10点出门跑步了，跑步背景音正是你们和张春老师关于「政治性抑郁」的那一期讨论。一个小时夜跑完成后，我路过了一株密密麻麻开满了粉色花朵的樱花树，在深夜的背景下显得有些许灵异。我凑近看，满树的樱花已是开了些时日的样子，它们安安静静地呆在树桠上，凝视时能感到很喧哗的能量涌来。我屏住呼吸，不敢言语。我在树下坐了一会儿，想陪陪这棵树，又好像是想陪陪自己。这些天过去，樱花早就变成无人打扫的春泥，树上也已经换了绿叶。我想到封控前夜和它们的相遇，好像在回忆一个梦境。

4月4日是浦西原定解封的前一天，社区发了物资：胡萝卜、西葫芦、萝卜、莴笋、大白菜。拿到物资时我先拍了张照，然后心里快速完成了计算：把根茎类一个一个用保鲜膜封好，放在冰箱冷藏格；莴笋的茎和叶子分开，茎包起来；整株的菜叶子和大白菜一样，放在上层；最后把满地的菜叶子捡起来，泡水洗干净，整点蒜蓉炒了吃。往日里我是一个吃饭只图开心、从不担心点太多也不乐意打包食物的人，那一瞬间我好像理解了，为什么60年代出生的爸爸老是喜欢买过量的食物放在家里，为什么总有一种怕我们挨饿的恐惧。

4月10日我的咨询师对我说，家里有人阳性，自己要被隔离，咨询暂停两周。我问，你隔离条件好吗？咨询师说，还不知道呢，等着被运走。就在两周前，我和咨询师还在讨论，在坠机、疫情的大背景下，每个人都被恐慌和焦虑覆盖，集体无意识取代了每个个体的主体性。咨询师深知这不可避免，引导我去做一些自己能控制能决定的事情，慢慢获得一些主体性。而当她说“等着被运走”时，我被冲击到了：一个一向以人为本的咨询师，在疫情的状态下，甚至无法被当作一个有尊严的人对待，要像某种物件一样被运来运去。每每想起，我止不住地落泪，落泪。她说她身体健康，吃好睡得香。我调侃，你记得带眼罩去方舱，听说很多方舱夜里不关灯的。写到这心里悲凉，我俩此刻再不讨论个体尊严，而讨论如果不被体面对待，该如何保全自己。

4月14日和朋友认真讨论如何逃离上海。没有尽头的封控和这个房间之外掀起的多轮群情激愤，已经让暂时衣食无忧、“只是”失去自由的我觉得，这一切迟早会把我吞噬。前阵看了伍尔夫的传记电影The Hours，她和笔下角色深重的抑郁、对死亡试探性的向往好像吸引了我，让我在许多喘不过气的时刻也从阳台望向地面，心想这可能是获得自由的唯一方式。另一方面，我被一种预言提醒，2020年已经是昨日的世界，哪怕这波浪潮平息我们也再也回不去那个golden era。这两个念头在上海的荒诞狂欢中愈发靠近，如果不能逃离世界，那么逃离当下的城市是否也能喘息，我认真地和朋友讨论逃离的几个卡点：24小时核酸证明、出门通行证、能够去火车站机场的交通方式......找了好几个朋友聊，好像认真地多说几次，这一切就如有神力立马实现。

4月17日我走出了封控区的小区，起因是去门卫的临时小卖部买水，发现小区大门开着。我试探问志愿者：我可以到门口走一走吗？志愿者答应了。我走到隔壁小区驿站，见到了往日每天取快递都要见面的姐姐，得知她一直坚守驿站为小区服务，两个女儿要上网课所以无法回没有网络的家里，所以她17天都是在小小驿站打地铺，没有离开门口一步。姐姐跟我说，她想去扫大街。我问为什么，她说这样就可以到街上走走了。我逗留了一会离开驿站，试着在马路上走了十米、二十米、三十米，走到了小区旁边的江边。周日的上海是暮春初夏的气息，阳光和树叶交织出各种层次的绿色，风也轻盈快乐。我不敢相信这自由来得这么突然却不费力，不敢相信完好无损地又走在春风里，大自然也完好无损甚至更加生机勃勃了。我想大口呼吸，我想奔跑却压制住自己，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走远又走远。

在街上遇见来来往往的摩托车，司机除了骑手就是外卖员；也遇见扫大街的叔叔，他们问我哪个小区来的，我如实回答，他转头跟同事说：“xxx小区的，解封了。”我问他够不够吃，他说，够的够的谢谢你呀小姑娘。我还遇见拉着四箱可乐运回小区的大哥，和他打听了在哪里买到的可口可乐，他应该是小区最富有的人了。路过几个小区，有个小区门锁紧闭但可以看到两层楼高的、绿的发亮的树像背景一样伫立着，不知道它们有没有给做核酸排队的人们治愈呢。在晾衣杆上铺满被子的小区楼下，灌木丛里开始长出来紫色的花，以往站在小区门口抬头就能摸到它。我走在春天里，好像又只有我走在春天里，又欣喜又可惜。溜达了一个小时后乖乖回到小区，志愿者们正在楼下分物资。她们看了我一眼又继续干活，我低头走回楼栋里。我想她们也累了，也想喘口气看看春天吧。

写着写着日记写到了今天，在分秒必争快速清零的倡导里，我和政府的焦虑同频后似乎没那么痛苦了，似乎一切变得可以被原谅，甚至宽慰其朋友：很快了，你看一切都在为解封铺垫。听到播客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痛苦是这么容易被遗忘，原谅来得很轻易。当被允许呼吸了一个小时的自由空气，当一切慢慢从匪夷所思试图回到常态，当我不再是内心痛楚的受害者，遗忘就发生了。

如果遗忘不可避免地发生，我必须写下这封信。记下这些，也为了封控前在街上认识的现在每天风餐露宿的流浪汉朋友，为了17天睡在车里因为浦东回不去在浦西做跑腿度日的大哥，为了和老人同住但买不到一个成人纸尿裤的保洁阿姨。普通人的痛苦平凡不值一提，不会有人为了这些说一句“对不起”，也不知道该找谁要“对不起”。

甚至我该对自己说，你已足够幸运，没有丢饭碗、没有挨饿没有生病，还有机会发出声音。是不是有人会为了这份幸运让我说一句“谢谢你”。

亲爱的建国、之琪、适野：

你们好！

跟你们分享一件还热乎的居家隔离小事。昨天晚上，在上海的出租屋里，我与同居的男友因为一把小葱的事情大吵一架，原因是我们对于水培小葱时是否要摘掉已经烂掉的一截看法不一。我们先是吵架，到后面忍不住笑，再到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这把小葱成了压倒我被封一个月以来情绪的最后一把小葱。

吵完之后，大概我们都觉得让一把小葱撕开作为成年人的体面，实属有些荒谬，于是从昨晚事发到现在我敲这行字为止，我们心照不宣谁也没提过——就像上海正在发生的千千万万种“状况”一样，一件件轰轰烈烈地发生，再一件件默默地翻篇。

与这个城市里发生的其他事比起来，我们的争吵算是无足轻重。而当我通过互联网了解到那么多关于“人”的切肤的事时，发现个体在此刻面临的那些细枝末节的生存、生活问题，又是多么复杂和具体。更讽刺的是，当我今早打开微博发现自己已被禁言、新的方舱隔离点建在距小区100米的小学里时——当痛降临在自己身上，那种本属于自己身体里的一部分“被剥夺”的愤怒包裹着我，让我切身体会到个体的运气是有限的，更多发生在活生生的人身上的苦难被切割成一个个剖面。我们在越来越多的苦难中感受到痛，而痛时才会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还有什么，我们不能失去什么。但要知道，我们本不该受痛。

不曾想当下生活的凝固，会由脚下迈不开步变成嘴里说不出话、情绪凝滞与胸无法排解、内心某种信念的慢慢崩塌，但越是被愤怒狠狠击中，就越想从愤怒中获得力量做些什么。这些天我搜索“政治性抑郁的排解方式”频率变高，虽然疫情前我也会间歇性“发作”，但不得不承认，在大把居家隔离的时间碎片里，大量信息占据注意力，我被砍掉了向外探索的机会，没办法从外界给予的感官及情感体验上获得某种激励自身的力量——但事实是，我真的有很多碎片时间去收集信息、做出判断，且更明确了想要什么。这些天的晚上，我翻出了音乐剧《蝶》《悲惨世界》《粉丝来信》重新回顾，还好有这些展现泥潭里挣扎的人的精神的文艺作品，在黑夜里给予我鼓舞，让我有提起笔写字的动力。

此外，除了对无法自由言论的愤怒，“生活在此处”对我来说也有些微妙的变化——就像一旦拥有了女权意识后，看待很多事情会自然带入女性角度，而意识会带来行动上的质疑和反抗；同样地，经历了这次“精神创伤”，我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在一个自我构建的精神“乌托邦”里无忧自在地生活，可能随时易怒，可能随时会陷入对周遭的质疑和讽刺。但我喜欢讽刺，就像我喜欢逃离一样，永远在为“自我意识”、“自我需求”和外部世界作斗争。对，作为一名女性，逃离并斗争将会是我需要花费一生去研究的命题。

保持愤怒、保持痛感、保持质疑，然后把自由、真实、快乐留给自己。

最后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

你们的听众 走野

亲爱的随机波动三位主播：

现在是欧洲中部时间2022年4月17日晚10点24分。在犹豫了诸多天之后，我终于决定向随机信箱袒露自我，展示脆弱的我，记录挣扎的我。

犹豫是因为不知如何开始。感觉内心有许多情感想要奔涌而出，有许多声音想要冲着这个世界呐喊，却不知这些想法在当下是否合适，这些声音在当下是否应该被听见。毕竟与那些离开的人相比，与在上海被隔离的朋友相比，我仍然有充足的食物和可以出门的自由。我作为一个2019年底抵达欧洲小国、从事汉语教学的人，似乎是一个“幸存者”。

第一波疫情在国内肆虐时，我在国外，虽然身处疫区害怕被感染，但有朋友家人的关怀。第二波、第三波乃至现在，随着欧洲的“群体免疫”和疫苗注射，与国内相比，我似乎进入了第二波“幸存”：有着出门感受微风的自由，出门感受季节变化的自由。然而这自由、这割裂，却在最近让我无所适从，让我一次又一次疑惑，曾经深信的是否是正确的，曾经怀疑的是否是存在的，曾经努力传播、致力奋斗的事业是否是有意义的。每一次站在讲台上，每一次面对着外国学生，我都在困惑：我说的中国真的是真实的中国吗？我向学生展示的真的是我看见的吗，抑或只是我想看到的“理想国”？

而每一次和家里的聊天更是加深了这样的割裂。父母不在上海，对于新闻的播放深信不疑，而我身处上海的朋友没有物资、无法出门。每一次这样的信息差都让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怀疑，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质问自己：“我可以享受现在的自由吗？我应该感受现在的快乐吗？这难道不是罪吗？2020年我在难过痛苦时，朋友们的帮助拖着我离开了那个恐慌的孤身一人的黑暗时光。可是现在，她们恐慌无措，我又在做什么呢？”

在国外的近三年时间，我已经习惯了听随机波动度过早上、下课后、周末的空闲时间，也在声音的传递中感受着国外国内日益严重的割裂。在巨大的割裂漩涡中，一个人的孤独似乎更被放大。我不知道这样的状态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身处巨大漩涡中的每一个孤独的自我，将走向什么的结束。未来会更好吗？似乎不会。

YJ

08

希望有一天大家都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根据自己的价值排序做出选择

之琪、适野、建国，

你们好！

在写毕业论文焦头烂额的间隙给你们写信。有四年多没回国了，谢谢你们的节目和信箱，使我觉得纵使离家千里，在你们创造的空间里，还是可以和千千万万的朋友们离得很近。我们谈论同样的议题，一起思考解决办法，一起大笑或是忧愁。

我想说说疫情下我在美国中西部小城的学习生活，不知道会不会有朋友有同样的感受。我的学校现在没有任何疫情限制措施，除了要在教授要求戴口罩的课堂上戴口罩，以及检测阳性的同学需要戴口罩，别的都没有限制了。课题组的教授和同学也都正常线下开组会、吃工作餐、去外地参加学术会议。我意识到，当没有外部强制限制措施的情况下，怎样对待疫情的决定完全落在了个人身上。我选择继续在家工作、远程开组会、不参加线下的聚会和学术会议。这些选择让我有安全感，但也让我感觉错失了很多。我会经常问，他们为什么不怕而我为什么怕？

我怕，一个原因是我先生接下来会进行几个较大的关节手术。如果手术前测出阳性，根据医院的规定，好不容易安排上的手术就要推迟，所以就算我们都打了疫苗和加强针也很小心。手术后如果感染了新冠，也有可能带来并发症，所以这样的“小心”要持续多久，我们也不知道。我怕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确实认识一位因新冠去世的人和一位因新冠在重症监护室里度过数周的人，他们是有名有姓、和我们有实实在在联系的人。我知道患重症的概率极小，但但凡一个事情有了随机性，就会带来不安。

那他们（我学校里的老师同学，生活中的邻居朋友）为什么不怕呢？在我的生活圈中，大部分人都跟随学校或是政府的政策。学校要求封闭那就在家工作，要求打疫苗那就打疫苗，学校全面放开，就说明现有的医疗资源足以应付当下的感染率，那就正常不戴口罩上班上学。我的生活圈中的另一类人，他们从疫情开始就不太在意，不愿打疫苗或戴口罩，现在全面放开了，那更是如疫情前一般生活了。他们大部分都是比我父母年长的长辈，是的，他们本来应该是疫情中的重点保护对象，但他们理直气壮的“不怕”让我惊讶，甚至还总使我反思自己是不是对疫情反应过度了。他们或早或晚也确实都感染了新冠，但也都幸运地康复了。我不知道，在病痛中他们会不会后悔没有打疫苗？人都会趋利避害，所以应该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些价值排序让他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总之，我的感受是，人隐藏在政策、规定后面总是相对轻松，不用做额外的解释。现在的我虽然可以选择我的生活方式，但还是会为要不要参加某一项活动而挣扎，需要为为什么不参加加以解释。但这也只是小烦恼。

希望有一天大家都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根据自己的情况和价值排序做出选择。

于2022年复活节

YWS

文字 | 随机波友

图片 | 萝卜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