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来信022：忘却，还是记住？| 随机信箱

今天本来是我们仨定下的“随机发货日”。我们约定下午一点半碰面，把第一批历尽艰难从工厂运送到北京的蓝色牛仔包打包、发出，让它们快点与你们见面。计划赶不上变化。适野所在的小区已经“提级”为“管控区”，落实足不出小区政策。之琪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时空伴随者，面临长达十天的居家隔离。唯一暂时拥有出门自由的建国苦苦研究如何在大范围交通管制（公共交通停摆、网约车、出租车派单范围越来越窄）的情况下实现二十多公里的位移。然而相比很多人，我们已经算是幸运的了。自由，如今已是极其奢侈的事情。巨大的荒谬笼罩着所有人。

今天也是5·12汶川大地震十四年纪念日。第一封信来自一位地震幸存者。十多年来，她不断问自己，为什么是我活下来了，仿佛如果不努力记住痛苦，任何欢愉和雀跃就像一种原罪。她长期吞咽咀嚼这种痛苦，也在努力学会与自己和解。一个小小的个体背负着巨大的、排山倒海的苦难，它构成身体记忆、构成某一群体的集体记忆，它可能会沉睡，但希望当它苏醒之日，会汇聚成惊雷，汇聚成呼号。

十多年后，我们又会如何回忆当下经历的这一切啊？我们还会记得吗？它会成为我们的集体记忆吗？还是会像很多事情一样，随风而逝？当巨轮沉没，当黑暗降临，我们是否有可能，既是受害者，又是同谋呢？我们的每一次沉默、顺从和遗忘，是否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帮凶呢？

【随机信箱无限期开放，来信请发送至surplusvalue@163.com，标题注明“随机信箱”即可。】

亲爱的之琪、适野、建国：

你们好！

虽然我很想这封信能够在12号左右被大家看到或听到，但是很抱歉，因为一牵扯到关于地震的回忆我就会控制不好情绪甚至又陷入抑郁，曾经在写文章时一度崩溃，所以一直拖到了现在。

其实以往我会每年写一篇纪念文，通过自己的微博来传达想法，但很可惜，从李医生去世的那天开始，我的微博账号已经被封了7个，我已经无法再自己发声了。所以，请允许我借用随机波动这个宝贵的平台，也请原谅我，在大家本已足够伤感的这个时期提起这个同样伤感的话题。但我想，也许正是在这个时候，才更需要谈起这个话题。

在开始之前，以防万一提醒一下，有地震PTSD的朋友请千万考虑好自己的精神状况，我的很多描述可能会引起你的不适。

也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512大地震已经是完完全全的过去式了，它就像一个遥远的历史事件，作为一个简单的印记刻在大家的心里。但对于亲历者，或者说至少对于我而言，这是一件彻底改变了我人生轨迹、乃至彻底重塑了我这个人的重要事件；而在亲历者中间，我可能也是少有的表达欲强烈且有能力让大家听到这些话的人。所以，尽管我也有一点害怕别人会不会觉得我的这些讲述很矫情、很懦弱，但我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经历和思考。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大地震幸存者是一种什么样的想象，但我知道新闻给大家传达的是：地震之时，大家坚强勇敢，跨越难关；地震之后，家园重建了，生活继续了，所有人都向前走了，过去的阴霾仿佛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曾经也认为那样才是“对的”，甚至是理所应当的。我作为亲历者，却也与大多数不在当地的人一样，没能看到很多的痛苦与挣扎——这也许是因为经历地震时的我只有14岁，没能完全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到大学的时候，我迎来了迟来的PTSD和抑郁症，有时会没来由地想起地震时去世的人，夜里也常常梦到地震，以至于生理性地不想入睡，常常哭到三点睡觉，在这样浑浑噩噩的痛苦中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也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日本NHK的311纪录片时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原来还有很多人经历着我经历的痛苦，原来真的有人的时间就停在了灾难发生的那一刻——而这竟然是可以被看到且不被指责的。

我其实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我的父母和我当时都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方，而除了我在逃往教学楼外时摔伤了膝盖以外，我们一家三口都可以说是毫发无伤。

可能只是这几句话，大家很难体会到我的“幸运”，所以请允许进行一些追加的描述：我当时在北川中学上课，我所在的教学楼顷刻之间塌成了一片废墟，我在一楼，且座位靠近过道，而我们的物理老师张家春在剧烈摇晃之前就大喊了一声“快跑”，让我的身体先于大脑反应地冲了出去，而后回过头楞楞地看着教学楼像积木一样倒下；我爸爸所在的教学楼坐下去了两层，震动停下之后他从四楼跳下也没有受伤；我妈妈所在的学校就是大家当年常在媒体见到的被山掩埋到只剩一根旗杆的地方，那是北川中学的另一个校区，那个校区几乎无人生还，但她那天刚好带学生去看被推迟的五四演出，赶在礼堂完全坍塌前掩护学生最后一个跑了出来。与此同时，我的同桌晚我一步跑，他的腿被压在了教学楼下，所幸后来经过治疗没有留下病根；我们班处在救援开始的位置，一个班的学生有23位去世45位存活，隔壁班跟我们总人数相当，却只活下来二十个人左右，而我们班和隔壁班老师都尸骨无存；整个学校两千师生中有上千人死亡或失踪，学校的双杠下摆满了同学们的尸体，他们中有一些是一个小时前还在跟我说话的朋友；满操场都是伤员的哀嚎，我至今都无法忘记我去找人的时候目睹了一个男孩突然浑身抽搐吐血而亡的情景……

之所以解释我的“幸运”是因为，我无数次想过，还有那么多失去了自己身体一部分的人，还有那么多失去了父母孩子的人，他们的痛苦理应比我要大得多，为什么这样“幸运”的我还会对当时的事情有如此强烈的痛苦，甚至一度患上抑郁症和PTSD？

后来我听说，有一位失去了身体一部分的同学走上了吸毒的道路，还有一位失去了父母的同学进了监狱，我才恍然大悟：也许不是因为比我的经历更惨痛的人没有感到痛苦，也许是他们的痛苦都被忽略了。对于幸存的人来说，地震的那一刻不过是蝴蝶刚刚扇动了翅膀，带来的痛苦是隐形且绵长的。

我的痛苦一部分是由地震当时的记忆和后续产生的影响造成的。先不论我自己的精神状态问题， 地震中我也失去了几位家人，而在我大学毕业前，小时候最亲近的爷爷也去世了——在连父母都反对我留学的时候爷爷也坚定地支持我，可就在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前，他那么突然地永远地离开了。家人忍不住说，我也常常忍不住想，如果妈妈的妈妈没有在地震时去世，爷爷想必不会独居，不会摔倒了也许久没人发现，不会在插着管子的时候因为有人提到她就突然情绪激动被推进ICU，不会这么早离开。

也许很多人都看到过北野武在311地震后说的一句话：“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512地震中，有近7万人死亡，37万人受伤，1万8千人失踪，那么在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那一刻，蝴蝶的翅膀究竟扇动了多少次呢？我不敢想。

我的另一部分痛苦，则来源于“为什么是我活了下来”。我们的老师，张家春，地震前就是非常平易近人受欢迎的老师，对我们有着十二分的耐心，地震时他第一个察觉到了危险，却为了让我们逃跑死死抵住了前门，还在剧烈的摇晃里拉起摔倒的我们，而后英勇牺牲。那么，为什么活下来的是我，而不是更美好的他呢？

其实谁都清楚，没有什么为什么。只是，被留下的人，尤其我这样软弱的人，会莫名无法原谅自己，以至于长久地停留在深渊里，一半无力，一半是自认没有资格踏出去。因为知晓他们的美好，也了然自己的丑陋，永无止境的自我审判，足以让每一份生的欢愉都变成罪恶和枷锁。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或者说是逼迫自己背负那样一种使命感，要自己不能忘记，要自己去做点什么。所以十几年来，我跟很多人讲过地震的事情，每年都在微博提醒大家纪念日的到来，在自己微博、也向其他博主投稿过好几次张老师的事迹，甚至还为了老师评烈士的事情给温总理写过信。这些事情也许是有回报的，我写的文章被数以万计的人看见过，张老师也终于在我上大学的时候顺利评上了烈士，他的家人得到了应有的优待。

但我总觉得不够，还不够，我应该把我的整个人生都用来偿还这份活下来的原罪，我应该赌上自己的现在和未来。所以申请日本大学院的时候，我的研究题目是跟地震相关的，我认为自己总要去改变点什么。然而做研究不是像写文章只需要一朝一夕的沉浸就可以完成。研究才刚刚起步，我的抑郁就又开始了反复，在与教授和咨询师的共同建议下最终更改了题目。这件事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负罪感，所以我选课的时候还是坚持选了跟灾害有关的课程，可惜那也只是证明了我的天赋和兴趣确实都并不在此。于是那时我每天都在问自己：这样是可以的吗？是可以被原谅的吗？

但同时我也没有办法否认生理性的抗拒：每当谈起地震时眼泪就自顾自地奔涌出来，有时甚至会泣不成声，以至于曾经在偌大的安田讲堂里，讲台上的人和在座的人都静静地等待我平静下来继续讲话；尽管已经习惯了日本常常出现的震度3级4级的地震，但偶尔，尤其是能够感觉到纵波带来的上下的微小震动的时候，我可能会突然开始流眼泪，或是莫名其妙地浑身发抖。更不用说抑郁症的复发，让我只能日日靠安眠药入睡，靠吃药保持情绪稳定，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了2019年。

我终究还是幸运的。2019年，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当时还在经历抑郁和厌食的我遇到了一个愿意在我身边支持我给我力量和温暖的人，在被第无数个被噩梦折磨之后的早晨认真地对我说：“你可以选择忘记，也可以什么都不用做。”那一天，我大哭了一场。2020年5月12日，我写下了一篇文章原谅了自己，2021年5月12日，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十几年来，其实从来都没有人要求过我、逼迫过我一定要去做点什么，都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执念，是我自己选择的活着的方式，如今我也只是知道了什么也不背负、为自己而活也同样是一种可选的生活，所以我并没有后悔过。但我知道，有太多太多的人没有这样的幸运，有太多太多的人，从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没有或是彻底放弃了选择。

所以其实，我讲了这么多，不只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到在灾难退出大众视野之后的幸存者的生活一角，也是为了告诉许许多多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痛苦的人：不要苛责自己，不必努力前进，忘记也不是背叛，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活着就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同时我也希望，离痛苦所在地比较遥远的人们可以帮助我们记得，因为我们并不希望这场灾难、或是每一场灾难变成一个冷冰冰的历史词条，只有看到有人还未忘记，我们才能安心地放过自己。

最近的随机信箱也经常听到大家说因为远方的声音而痛苦，而我想说的就是，谢谢每一位愿意关注和共情痛苦的人，你们的每一次倾听和了解，都是在为拯救远方的人尽一份力，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我只是微微地希望，当事人可以记得得少一点，旁人可以记得得多一点。

2022年5月8日

工藤梦樱

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