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有四种人能够被称为先生:政治家、医生、教师、律师。先生之为敬语，乃谦和与敬畏的调和。从我的角度理解这四种人，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他们面对着一个纠葛的缠绕体，厘清它的本质，一步步抽丝剥茧地操作是他们的工作。政治家盯着地图思索，脑子里满是城乡、教育、交通、环境；医生操持着先进的仪器，手术室里一刀、一剪、一针；教师演算着公示，黑板上写满了学理上的奥秘；而律师倾听着当事人的诉说，抽象出一层一层的法律关系。所幸，四位先生中存有一方我们法律人的地位，我们可以告诉世人，我们的工作，就是解构整个世界，解构世界上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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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谈民法思维，民法人眼中的世界是一个不断交往的结构。总则告诉你，你是一个人，一个圆颅方趾的人，一个纯粹而又自由的人，你可以在公序良俗的框架下想你所想思你所思，行使你的权利。债是一把法锁，牵连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因此有正常的交往（契约之债），与不正常的交往（法定之债）。物奠定了你独立的个体地位，在人群中你是一个average，是一个individual，你有你独立的财产，任何人都必须尊重你的所有权，因为它是你的。接着你就要成立家庭，结婚生子，此为万古人伦之永续。人的一生无非百年，人总要死的，继承法告诉你，安然地去吧，身后事，法律会帮你处理。所以，民法是私法，是人法，反映的是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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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复杂的动物，生理结构是复杂的，思想更甚。数学家穷尽一生的演算，换来了一句“我思故我在”，表明人的思想之重要性。思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境界和高度。国省市县乡，各级政府领导脑子里的思维版面如是，这是纵向维度；法与商、政与经、文与理，这是横向维度。法律人的视角，是来回穿梭于规范与事实之间，是内部法学视角与外部综合体系的不断穿插。我们要了解一座山，可以置身于山中，沐林饮溪，可却有闭门造车之患；也可登上另一座山俯平观望，虽得之整体架构却仍有空泛之嫌。因此二者得兼，采众家之长，相对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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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千夫之诺诺 作一士之谔谔”，是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中撰写的碑文中的一句。学术讲究执中，因为探求的是宇宙真理，要尽量排除个人的先入之见。这不仅让我想到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先生一生治史，却从不治近代史，在于他曾说“我的家就是近代史”。陈先生的祖父涉及到戊戌变法，父亲经历过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而陈先生年近中年双目失明最后到了香港避难。陈先生人生的经历让他他无法做到以绝对中立的态度来研究中国近代这段历史。我们常说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讲究的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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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价值正如拉伦茨教授说的那样——不仅仅有着实践功用，更在于它表述了人类精神的实质。人与人之间总会有些这样或那样的纠纷，纠纷的解决依靠什么，怎么解决？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只要人类还存在，人跟人之间不断的纠纷就会存在，人与人之间为此要不断建立秩序的需求就会存在，法律就永远存在。法学是研究法律的学问，以既有实证法为依托展开阐述，这是大陆法系的法释义学；以一脉相承的判例为依据，这是普通法系的判例思维。但无论大陆法系也好，普通法系也好，共通的，都在于为了实现正义而采取民主司法的介入机制。历史告诉我们，从复仇到专制暴力，再到民主的司法体制，这是个选择和演进的过程。我们要做的，就是站在时代的起点，承续这一份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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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zhen

一位不愿意介绍自己但直接干脆给出帅照的小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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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徐梦堃

本期编辑：吴沁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