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史研究】罗玮 || 扈从蒙哥汗征蜀之华北汉军将校考 ——兼论元朝侍卫亲军组建之起源
总
第265期
2023
08.25
【摘要】
侍卫亲军是元朝中央军事组织的核心。学界已有研究表明，元初组建的侍卫亲军与史天泽率领的、扈从元宪宗蒙哥汗征蜀的华北汉军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但目前对这支汉军的将校身份等具体情况还缺乏了解。本文通过对各种类型史料所见征蜀华北汉军将校身份进行逐一考证，共考证出包括基层校佐在内的二十三位将校，使征蜀华北汉军的基本构成得以浮出水面。这支混成的精锐汉军被分编为两支，一支作为蒙哥汗的御前先锋，从中路入蜀；另一支跟随史天泽从东路入蜀。两路兵马最终会合于合州钓鱼山。对征蜀华北汉军将校的考证，亦有助于深化有关元初侍卫亲军组建起源的认识。
【关键词】
华北汉军 征蜀 侍卫亲军 蒙哥汗 钓鱼山
【作者简介】
罗玮，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罗玮助理研究员
目次
一、元朝侍卫亲军组建与蒙哥汗征蜀实有关联
二、扈从蒙哥汗征蜀之华北汉军将校身份考
（一）《元史》所载征蜀华北汉军将校
（二）其他元明史料所载征蜀华北汉军将校
（三）金石志与地方志所载征蜀华北汉军将校
三、华北汉军征蜀史实与侍卫亲军组建起源关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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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朝侍卫亲军组建与蒙哥汗征蜀实有关联
军事问题在元朝历史上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元人郝经感叹：“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胡祗遹也曾评论道：“本朝最偏重者，无若军政。”这些言论直观地表明，元代军事史研究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在元朝的中央军事组织中，侍卫亲军牢牢居于核心地位。侍卫亲军组建于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伊始，最初以“武卫军”为名。元朝前期侍卫亲军组织逐渐完善，形成五卫汉军，即所谓“世祖时，颇修官制，内立五卫，以总宿卫诸军”。元朝中后期侍卫亲军组织不断膨胀，至元末已达三十四卫，成为有元一代最为庞大的军事组织。
作为元朝皇帝的直属作战军队，侍卫亲军在元朝建立后的历次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长期维系着大元王朝的政权安危。士人马祖常径言：“侍卫亲军，根本所系。”元朝中后期，侍卫亲军甚至成为一些权臣和军阀争夺权力的主要工具。元史研究也对侍卫亲军（武卫军）有过诸多评价，如认为该军既负责拱卫京城大都的安全，又作为一支常备的主力军，可随时派出进行重要征伐。
对元朝侍卫亲军制度的研究，当从侍卫亲军的肇建开始。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并指出：“初期的侍卫亲军（武卫军）是由负责攻击南宋的、在河南屯驻隶属于河南经略使史天泽的汉人军团，以及跟随史天泽从宪宗攻合州钓鱼山的精锐部队构成。”这一论断把侍卫亲军的组建与蒙元勋臣史天泽紧密联系起来，并认为侍卫亲军的兵力构成最初有两大来源，可谓十分敏锐。
不过，已往研究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关于侍卫亲军组建的第一条记载，实即《元史·兵志二》中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伊始发布的诏令：
世祖中统元年四月，谕随路管军万户，有旧从万户三哥西征军人，悉遣至京师充防城军：忙古军三百一十九人，严万户军一千三百四十五人，济南路军一百四十人，脱赤剌军一百四十九人，乣查剌军一百四十五人，马总管军一百四十四人。
其中“万户三哥”便是史天泽，“西征”即忽必烈的兄长元宪宗蒙哥汗亲征川蜀之事，而“旧从军人”当指扈从蒙哥汗征蜀的华北汉军。考虑到当时元朝各方面普遍参考金朝制度的历史背景， “防城军”当是忽必烈计划组建武卫军时最初定下的名称。故此，“悉遣至京师充防城军”实际上已经点明下述汉军将全部征入侍卫亲军，从而构成元朝侍卫亲军最早的一部分兵员。诏令后文明确提及所需征调之军队，这相当于开列了曾扈从蒙哥汗征蜀的部分华北汉军的名单。如征调名单中所记“严万户军”当指东平严氏集团，“济南路军”当指济南张氏集团。总之，这条征兵诏令将侍卫亲军的最初组建与扈从蒙哥汗征蜀的华北汉军直接联系了起来。
对1258—1259年蒙哥汗亲征川蜀之役及其聚焦点合州钓鱼山之战，以往研究多从南宋史和四川、重庆地方史的角度展开，而着眼于蒙元史角度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事实上，蒙哥汗最终在钓鱼山意外崩亡的结局极大牵动了亚欧大陆的历史发展走向，对中国史乃至世界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既彰显了蒙哥汗征蜀的历史意义，也体现了从蒙元史角度对此役加以研究的宝贵价值。
对扈从蒙哥汗征蜀的华北汉军将校，前辈学者虽已有所涉及，但仅限于泛泛而谈。我们尚不清楚华北汉军将校的整体情况，更不知他们的具体身份，因此有必要发掘和梳理多种类型史料，详细考证这些将校的信息。这对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蒙哥汗亲征川蜀之役和元朝侍卫亲军的肇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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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扈从蒙哥汗征蜀之华北汉军将校身份考
关于蒙哥汗从华北征调的汉军的兵员总数及将校的整体情况，虽然史无明文，但我们仍可以通过一些侧面的记载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如至元十二年（1275年）六月，正当元朝平定南宋的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元世祖忽必烈发布诏令曰：
敕失里伯、史枢率襄阳熟券军二千、猎户丁壮二千，同范文虎招安丰军，各赐马十匹。其故尝从丞相史天泽者十九人，愿宣劳军中，令从枢以行。
忽必烈征调的这“十九人”，很可能就是当年扈从蒙哥汗征蜀的部分汉军将校，原因有三。其一，此诏令中的“故尝从”与前引中统元年（1260年）四月诏令中的“旧从”意涵十分接近，其“从”的对象均指向史天泽，而“从”史天泽参与的战事应同指征蜀之役。其二，此诏令中的“史枢”，即史天泽之侄，是跟随史天泽总领华北汉军入蜀作战的副帅和蒙哥汗的御前先锋。忽必烈命令“十九人”跟从史枢而不是其他将领，显然是为了让曾共同作战的将校重新组合并出征，以增强奔赴平宋前线的军队的战斗力。其三，由于蒙元时期史料残缺不全，我们并不知晓忽必烈征调的“十九人”的军职，但考虑到他们统领的队伍仅有四千人，其军职不会太高，应普遍是中基层的校佐，即便是其中军职较高者，大概也只是千户级别。由此可见，这“十九人”当不是按照某一军职级别挑选出来的，兼及前述两点原因，笔者认为此诏令中的“十九人”与扈从蒙哥汗征蜀的华北汉军将校当有密切联系。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忽必烈对这些将校的重视，遇有重要战事便要征召他们。
除了上述基本情况，更实际的研究推进则是对细节的考证。笔者搜集、整理了目前所见的各种史料中有关扈从蒙哥汗征蜀的华北汉军将校的信息，在主帅史天泽之下，共稽考出各层级将校二十三人。在确定这些将校的身份后，笔者对其从军途径、所属汉军派系、征蜀时所任军职、征蜀之后去向均进行了简要考证。以下根据史料来源，将二十三位征蜀华北汉军将校按照《元史》所载、其他元明史料所载、金石志与地方志所载分为三类，并统一排序。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考索的主要是征蜀的华北汉军将校，因为他们跟日后侍卫亲军的组建直接相关，而先行入蜀作战的西北汉军将校则暂不涉及。
（一）《元史》所载征蜀华北汉军将校
《元史》作为蒙元史的基本史籍，其中所载曾扈从蒙哥汗征蜀的华北汉军将校是最易考知的，目前共考证出十一人。兹以《元史》记载为基础，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分别详述于下。
1.史枢，字子明，燕京永清人，史天泽兄史天安子。《元史》有传，本传明载史枢跟随史天泽扈从蒙哥汗征蜀，并被蒙哥汗任命为御前先锋。此外，1999年公布的史枢神道碑亦为其征蜀提供了更多细节信息。本传与神道碑均载史枢最后官至中奉大夫、山东东西道宣慰使。
2.郑温，蒙古赐名“也可拔都”，意为“大勇士”，真定灵寿人。《元史》有传，《常山贞石志》收有神道碑。本传与神道碑均明载郑温曾扈从蒙哥汗征蜀，与敌鏖战于钓鱼山。郑温之父郑守德有在帅府任职的经历，温或由承袭父职从军。郑温所属汉军派系亦甚晰，系出自史天泽麾下。碑载：“开府万户史忠武公尤喜魁杰士，稔公名，军兴，得简拔其部佐。”本传亦载：“从丞相史天泽，为新军万户镇抚。”另据神道碑记载，在忽必烈中统建元之前，“忠武公拜经略使，以王命调戍卒逻敌境，仍署公汉军都总管，降金符，戒军中悉从公节度”，可知征蜀时郑温的军职当为汉军都总管。本传载“（史）天泽命温统四千人”，此当为汉军都总管实际统兵之数。关于征蜀后的去向，碑载郑温“至元二年，擢真定、彰德、卫辉本翼侍卫亲军总（管），佩金符如故。又□□□怀远大将军、右卫亲军副都指挥使”，是知郑温后被征入侍卫亲军。郑温最后官至资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
3.董文蔚，字彦华。《元史》有传，明载他曾扈从蒙哥汗征蜀。董文蔚出自元代著名的河北藁城董氏家族，为藁城元帅董俊次子，当由承袭父职从军。关于董文蔚所属汉军派系，首先，笔者已撰文指出，藁城董氏属于史天泽集团。其次，本传记载董文蔚入蜀时“将邓之选兵西上”。“邓”即邓州，可见董文蔚所率为邓州戍军，而邓州正是真定史氏家族在河南经略和屯戍的基地。王博文《丞相行状》（即《史天泽行状》）记云：“上举公（引按：指史天泽）与蒙古及今平章赵公立经略司于（河）南，以公所掌军旅命其次侄权领之戍于邓州。”这也说明董文蔚自从军起即继承其父所属派系，效命于史氏麾下。关于董文蔚征蜀时的军职，本传载征蜀之前，“甲寅……授藁城等处行军千户”，由此可推知董文蔚征蜀期间所任为千户，所统兵是从藁城带出、戍守于邓州的家乡武装。关于董文蔚在征蜀后的去向，本传载“中统二年，世祖置武卫军，文蔚以邓兵入为千户”，又《元史·董士元传》载“中统初，文蔚入典禁兵”，可知董文蔚在忽必烈即位伊始便出任侍卫亲军千户。本传载董文蔚官终于此。
4.董士元，字长卿，蒙古赐名“不花”，意为“公牛”，系文蔚兄董文炳长子。《元史》有传，明载“士元年二十三，从叔父文蔚率邓州一军西行”。关于董士元征蜀时的军职，史无明文，但根据本传“会文蔚病卒，无子，命士元袭为千夫长”的记载，可知士元后袭其叔父职为侍卫亲军千户。具体而言，董士元担任的应是右卫亲军千户。由此推测，董士元征蜀时任百户的可能性较大。董士元最后阵亡于平宋战场。
5.蔡珍，彰德安阳人。《元史》有传，《安阳县金石录》收有蔡珍神道残碑录文，然脱漏甚多。本传明载蔡珍“从宪宗攻宋合州钓鱼山”。又本传载蔡珍父蔡兴“幼隶军籍……权管军百户。兴告老，以珍代之”，可知蔡珍承袭了其父的百户军职。虽然本传与神道碑都没有记载蔡珍所属汉军派系，但通过其籍贯推测，他可能出自史天泽麾下。据《元史·地理志一》，彰德在蒙哥汗时期改属真定路。《元史·宪宗纪》亦载“擢史枢征行万户，配以真定、相、卫、怀、孟诸军，驻唐、邓”，可知在蒙哥汗时期，相州的民政、军务皆由史氏负责处置，而相州正是彰德之别称。又本传载“南方平，遂入备宿卫”，可见蔡珍在平定南宋后被征入侍卫亲军。蔡珍最终官至武略将军、后卫亲军千户。
6.张果，唐兀人。《元史》无传。《元史·张柔传》载“分裨将张果、王仲仁，从宪宗征蜀”，可知张果为张柔部将，与王仲仁共同率领张柔军一部扈从蒙哥汗入蜀作战，并担任该部主将。关于张果的身份，已有研究根据老索神道碑推测张果即顺天路（后改名保定路）达鲁花赤老索之子忙古，其家族有汉姓“张”，张果乃忙古之汉名。笔者认同这种观点，并且还可略作补充。在前引元世祖中统元年四月关于征调华北汉军的诏令中，首先便提到“忙古军”，却没有任何涉及张柔军之处。考虑到保定张氏是军力仅次于史氏的华北汉军世侯，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因此，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忙古”即“忙古”，“忙古军”的前身便是张果、王仲仁统领的这支张柔系征蜀部队。张果既为顺天路达鲁花赤老索之子，则当以官员子转承从军，他“起家为行军千户”，最终阵亡于征蜀战场。
7.王仲仁，保定人，蒙古赐名“昔剌”，意为“黄”。《元史》有传，另有胡祗遹所撰神道碑传世，明载王仲仁曾“扈从宪宗皇帝平西南夷”。王仲仁父王沂官至顺天路总管府权府事，是知王仲仁当以官员子转承从军。关于王仲仁所属汉军派系，碑载“起身蔡国公帐下”，即出自张柔麾下。前引《元史·张柔传》载“分裨将张果、王仲仁，从宪宗征蜀”，可见王仲仁当为征蜀张柔军副将。碑载“以才勇拜百夫长。再受银符，镇抚诸军事”，表明王仲仁征蜀时应担任镇抚一职。关于王仲仁在征蜀后的去向，碑载“今上嗣圣，宣命金符，充都镇府（引按：疑为镇抚）行军千户。无何，改授武卫军千户”，可知忽必烈即位后，王仲仁很快被征入侍卫亲军。王仲仁最终官至明威将军、同签书东川行枢密院事。
8.李进，保定曲阳人。《元史》有传，明载其“幼隶军籍”，曾扈从蒙哥汗征蜀。关于李进在征蜀前所属汉军派系，本传有“初从万户张柔屯杞之三叉口”的记载，可见李进原本出自张柔麾下。本传又载征蜀时，李进转受史天泽节制，其军职亦晋升为总把；征蜀后，值元世祖即位，李连“入为侍卫亲军”。李进最终官至武德将军、左翼屯田万户。
9.刘复亨，东平齐河人。《元史》有传，明载“宪宗西征，复亨摄万户，统东平军马攻钓鱼山苦竹寨”，可知刘复亨隶属于东平严氏集团。刘复亨之父刘通即东平世侯严实的起家部将，本传载刘复亨承袭其父军职为“行军千户”，并且“从严实略安丰、通、泰、淮、濠、泗、蕲、黄、安庆诸州”。上引“摄万户”则说明，刘复亨是应召扈从蒙哥汗征蜀的东平军主将。关于刘复亨在征蜀后的去向，本传载“中统元年，奉旨戍和林，还，授虎符，进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可知自忽必烈即位伊始，刘复亨便被征入侍卫亲军，并担任副帅之职。刘复亨最终官至镇国上将军、淮西道宣慰使都元帅。
10.张立，东平长清人。《元史》有传，明载其曾扈从蒙哥汗征蜀。清道光《长清县志》收有张立神道碑，所载其生平甚详。关于张立的从军途径，碑载其“少占军籍”，并记云：“岁戊午，宪宗皇帝出师于蜀，征诸道兵。侯佐千夫长刘侯将东平一军而西。”“刘侯”即刘复亨，可见张立当为征蜀东平军副将。碑文明言张立“隶东平百户严公麾下”，是知他隶属于东平严氏集团。关于张立在征蜀前的军职，碑载“以劳署百夫长”可供参考。另据碑文记载，“中统初……授管军总把，佩银符。至元二年，进侍卫军镇抚，佩金符”，可知张立在征蜀后被编入侍卫亲军。张立最终官至昭勇大将军、后卫亲军都指挥使。
11.张泰亨，东昌堂邑人。《元史》有传，明载张泰亨曾“从攻宋钓鱼山及樊城”；关于他的军职，则记为承袭其父管军百户之职。本传虽未载张泰亨所属汉军派系，但根据其籍贯可初步判定出自东平严氏麾下。关于张泰亨在征蜀后的去向，本传所载亦甚明了，“中统二年，授银符、侍卫军总把”，即征入侍卫亲军。张泰亨最终官至武德将军、管军总管。根据有关研究，大致可以确定张泰亨所任管军总管隶属于镇守杭州的颍州万户府。
（二）其他元明史料所载征蜀华北汉军将校
除了《元史》，元代及明代前期政书、文集中的相关史料也是笔者重点梳理的对象，目前共从中考证出征蜀华北汉军将校四人。
12.史格，字晋明，史天泽长子，乳名“百家奴”。《元史》有传，但未载其征蜀。元代名士姚燧为史格撰有神道碑存世，明载“宪宗征蜀，诏太尉以公从”，说明史格曾跟随史天泽扈从蒙哥汗入蜀。传与碑均载史格征蜀前担任卫州节度使，但其征蜀时的军职则无从考证。征蜀后，史格在忽必烈朝先后出任邓州旧军万户、亳州万户等军职。史格最终官至荣禄大夫、湖广行省平章政事。
13.张宏，字可大，济南历城人，济南世侯张荣之孙、张邦杰之子，系济南张氏家族第三代代表人物。《元史》无传。元代文人张起岩为张宏撰有行状，收于《元文类》而存世。从行状看来，张宏并未扈从蒙哥汗征蜀，而是领兵作为忽必烈军的先锋渡过长江进攻鄂州。幸而《永乐大典》残卷中有抄自元朝政书《经世大典》的张宏小传，其中明载张宏“尝从宪宗皇帝征钓鱼台”，此“钓鱼台”即合州钓鱼山，只是待“世祖皇帝总军渡江”，张宏才转任忽必烈军前驱。以往研究囿于资料搜集不充分，没有列出济南张氏的征蜀兵马，现在则可以补全。张宏最终官至济南路大都督、襄阳等处统军使。
14.李仁祐，字安卿，保定清苑人。《元史》无传。元代名儒刘因为李仁祐撰有先茔碑，收于刘因文集而存世。此碑明载：“宪宗南征，（引按：李仁祐）将兵隶史忠武公。”关于李仁祐的从军途径，碑载“自幼以宦家子从军为将校”，可知为官子转承军职。至于李仁祐最初所属汉军派系，先茔碑虽无载，但通过三条线索可作出推论。其一，据上引李仁祐“将兵隶史忠武公”，可知他并非史氏原属，其籍贯清苑为保定附郭县，属张柔集团辖地。其二，碑载李仁祐“女一人，嫁佥行枢密院事王公之子守”，前述王仲仁官终于同签书东川行枢密院事，是知“王公”当即王仲仁，说明李、王二人关系密切，以致联有姻亲，而王仲仁为张柔部将，这一点前文已有详论。其三，碑载仁祐之父李义“从杨甲立栅保南”，也与保定相关。综上可见，李仁祐理应出自张柔麾下。关于李仁祐的军职，碑载“宪宗时，中书右丞阔公子清牒为百户”，“阔公子清”即忽必烈近侍阔阔，字子清，可知李仁祐在征蜀时由阔阔授为百户。征蜀后李仁祐被编入侍卫亲军，碑载至元十七年太子真金命李仁祐“将侍卫亲军”，仁祐遂“迁明威将军，为后卫亲军总管”，后官终此职。
15.张山，燕京永清人。《元史》无传。元代文人陆文圭为张山撰有墓志铭，名曰《慈悟居士墓志铭》，收于其文集《墙东类稿》。该墓志明载张山“随史丞相南征，斩获甚众。攻钓鱼山，先登陷阵，第功赏，将命以官”，但并没有交代其原属军队和所任军职。在《元史·兵志一》所载中统元年划拨水军万户张荣实的诸军名单中，曾出现“滨棣州海口总把张山军一百人”。此处的水军总把张山与征蜀之张山是否为同一人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据墓志记载，张山之父张德林的主要事迹便是献计帮助蒙古水军采用火攻击败金朝信安水军，所以张德林很可能随后便进入蒙古重要的水军系统“信安系”，从而也就基本可以确认上述墓志和史书中的张山系同一人——张山原属信安水军，曾担任总把军职。此外，墓志还提及张山晚年笃信佛教，故有“慈悟居士”的法名。
（三）金石志与地方志所载征蜀华北汉军将校
除了元代基本史料，数量更为庞大的存世金石志与地方志也蕴含了丰富的元史材料，值得元史研究者重视。笔者从中初步稽考出扈从蒙哥汗征蜀的华北汉军将校八人。
16.孔元，字彦亨，冀州新河人。《元史》有传，但未载其征蜀。明嘉靖《新河县志》收有《孔将军墓表》，明载孔元曾参加钓鱼山之役，并且“以力战，被旨领御前劲卒，声名益闻”。关于其从军缘由，墓表的记载颇为生动：
岁丁酉（引按：1237年）取兵民间。民猝闻仓皇多徙避者，侯祖及父为旁近所摇，谋将徙之。侯慷慨为亲泣曰：“兵籍可避，世业其可弃耶？宁不以诸子幼弱不任事而然也，如不获已，儿愿备数。”祖父壮其言而止。居顷之，其家果隶兵籍。侯辙出应选，于时年才十七。
是知孔元为签兵从军。关于孔元所属汉军派系，墓表未载。孔元虽生于冀州，但与前述李仁祐不同的是，他从军是在丙申年（1236年）元太宗窝阔台合罕实行“画境之制”之后，此时冀州已划归真定路，本传载孔元为“真定人”即其旁证。由此可见，孔元当出自真定史氏麾下。墓表载：“己酉从围泗州，冒矢石，倡众拔其古城，帅府录功署侯摄百夫长。辛亥从攻五堂山寨，生获兵士以归，遂真授焉。”可知孔元征蜀时的军职为百户。墓表又载中统三年，“侯以功入隶禁卫，改武卫亲军总把”，说明孔元在征蜀后被编入侍卫亲军。孔元最终官至宣武将军、右卫亲军总管。
17.王赟，字文质，赵州隆平人。《元史》无传。《河北隆尧石刻》中收有王之纲所撰王赟神道碑，明载王赟“扈从/宪宗征蜀，攻克钓鱼、长宁、苦竹等寨”。关于王赟的从军途径，碑载“以君/兵家子选充百夫长”，可知其百户军职系世袭而来。关于王赟所属汉军派系，碑载赵州隆平属真定路，王赟从军后又“守御邓州”，而如前所述，邓州恰为真定史氏家族在对宋前线的戍守之地，这表明王赟应出自史氏麾下。征蜀后王赟仍然长任军职，据碑载“（至元）十四年，将各卫军士还家休息，以听调遣”可以推知，王赟也被征入侍卫亲军。王赟最后官至武略将军、后卫亲军千户。
18.韩进，蒙古赐名“拔都”，祖籍大康方城，落籍彰德安阳。《元史》无传。《安阳县金石录》中收有胡祗遹所撰《韩氏新茔世德之碑》，其中简要讲述了韩进应召征蜀的经历。关于韩进的从军途径，碑载其父韩成“孝悌力田终其身”，而韩进则“结发从军”，可知系作为签兵，自身隶籍从军。关于韩进所属汉军派系，碑文仅言“隶本路元帅李侯帐下”，参考前述生于安阳的蔡珍，推测韩进亦当出自史氏麾下。碑文又记韩进“以材勇为百夫长”，则其征蜀时的军职应为百户。征蜀后，韩进被编入侍卫亲军，碑载“至元四年，隶属武卫”。韩进最终官至宣武将军、中卫亲军千户。
19.李天佑，字君佑，怀孟修武人。《元史》无传。清道光《修武县志》收有《李天佑墓碑》，明载李天佑“从击钓鱼山又有功”，证明他曾扈从蒙哥汗征蜀。关于李天佑的从军途径，碑载其祖、父辈“皆不仕”，又载“壬辰值兵，徙冀州。州使右副元帅张公见先人（引按：即李天佑），甫十岁儿，貌甚秀伟，劝令就学。学成因妻之女。始以军功得官百户”，可知李天佑系少隶军籍，后出任百户军职。在丙申年“画境之制”推行之前，冀州为张柔势力范围，此“州使右副元帅张公”或即保定张氏家族成员，故可推知李天佑原属张柔麾下。碑载征蜀后李天佑转任上均州万户府都镇抚，官终武略将军、荆湖北道屯田总管。
20.朱佐，德州德平人。《元史》无传。清道光《济南府志》中有朱佐小传，提及他曾作为军校征蜀，“从宪宗西征，师次钓鱼山。破敌有功，赐佩银符”。关于朱佐的从军途径和所任军职，小传明载“幼袭爵行军千户”。对朱佐所属汉军派系，小传未明言，但可根据《济南府志》所载朱佐之父朱和“拜行省参政，驻节德州，赐金虎符”推知一二。由于德州位于山东西北部，故蒙古灭金之后，元太宗窝阔台合罕在实行“画境之制”的过程中，将德州划归东平万户严实统领，则朱和担任参政的“行省”或即严实治下的东平行台尚书省，朱佐亦当为东平严氏麾下千户。至于朱佐在征蜀后的去向，小传载“至元四年，升总管。十一年，第渡江之劳，加武德将军，赐佩金虎符”，可知朱佐仍在军中，并参加了平宋战争，但所在部队不明。朱佐最终官至怀远大将军、镇守袁州兼本州路总管、达鲁花赤。
21.高全，东平高唐人。《元史》无传。清道光《章邱县志》曾提及高全，明载高全“承袭父职，击钓鱼山，当史丞相前偏（引按：疑为前锋）之任，殁于阵”，这就清楚交代了高全的从军途径、征蜀情况和人生结局。关于高全所属汉军派系，《章邱县志》并未记载，但据其为高唐人可推知原属东平严氏集团。关于高全的军职，清光绪《章邱县乡土志》载高全弟高进袭职“百夫长”，可见他很可能原任百户。
22.韩松，滨州沾化人。《元史》无传。清咸丰《武定府志》中有韩松小传，明载韩松“充百夫长，攻钓鱼山有功，为史丞相所知，赏黄金宝钞”，可知韩松征蜀时为百户。小传又载韩松之父韩成“尝权本县事，后入兵籍”，说明韩松当由承袭父职从军。关于韩松所属汉军派系，小传无载。韩松的籍贯滨州原属益都李氏家族统辖，但“画境之制”推行之后，滨州与棣州被析出单独成一路，后又划归济南路，由此可初步判定韩松出自济南张氏麾下。关于韩松在征蜀后的去向，小传载“至元二年入卫”，即征入侍卫亲军。清光绪《沾化县志》载韩松最终官至忠显校尉、侍卫亲军镇抚，但所属具体卫军不详。
23.张思信，河中临晋人。《元史》无传。民国《巩县志》收有曹元用所撰张恩神道碑，其中明载张恩次子思信“始以百夫长，从攻蜀，攻钓鱼山，冒矢石陷阵”，证明张思信曾扈从蒙哥汗征蜀，军职为百户。另由张恩官至河南巩县尹可推知张思信为官子转承从军。张思信的籍贯碑文原记为“解梁”，为山西临晋县之古称，金元时期属河中府。张思信所属汉军派系不详，关于其征蜀后的去向，碑载“（授）昭信校尉，佩金符，管军上千户……江南平，屯田洪泽二十泽，以寿终”，结合元朝制度，可知平定南宋后，张思信于洪泽屯田万户府任上千户。
上文所考扈从蒙哥汗征蜀的华北汉军将校共二十三人，他们的军职高低不同，其中包括十二名百户级别的基层校佐，这丰富了我们对扈从蒙哥汗征蜀的华北汉军基本构成的认识。笔者认为，上述二十三位将校固然不能与忽必烈下令征召的“十九人”直接对应，留待更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仍然很大，但对这二十三人的考证，毕竟已经帮助我们拉近了与蒙哥汗征蜀相关史实之间的距离。笔者寄希望于在金石碑刻、地方志与家族谱牒中会有更多新的发现。
2023
三、华北汉军征蜀史实与侍卫亲军组建起源关系初探
在上文已经考实的人物事迹的基础上，结合以往关于蒙哥汗征蜀之役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五个方面丰富蒙哥汗征蜀之役的细节，加深对其整体认识，从而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忽必烈即位后对侍卫亲军的组建。
其一，征蜀华北汉军的征调来源。目前考得的二十三位将校主要出自真定史氏、保定张氏、东平严氏和济南张氏这四大华北汉军世侯麾下，这与前引中统元年四月诏令的征调范围有所对应。其中未见所处位置更加偏东的益都李氏集团的部将，则与《元史·宪宗纪》所载“诏征益都行省李璮兵，璮来言：‘益都南北要冲，兵不可撤。’从之”相吻合。由于当时史氏、张氏都率军戍守河南前线，故而征蜀华北汉军实际上主要是从河南和山东两个方向征调的。南宋守臣李曾伯在向理宗皇帝奏报川蜀战事时曾提到“山东、河南诸郡头目”，也即对应华北汉军的这批将校，反映了南宋所得情报的准确性。
其二，拣选征蜀华北汉军的具体执行者。征调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对征蜀华北汉军的精确拣选，《元史·李进传》所载“宪宗西征，丞相史天泽时为河南经略大使，选诸道兵之骁勇者从”，即点明征蜀华北汉军的拣选具体是由史天泽负责的。本文考证出的征蜀华北汉军将校多以史天泽为官长。如郑温“从丞相史天泽，为新军万户镇抚”，王仲仁“分隶今开府仪同三司史公部曲”，李仁祐“将兵隶史忠武公”，张山“随史丞相南征”，孔元为“丞相忠武史公实以万户侯帅府事，闻侯材武特以名取隶麾下，侯日感激思为知己之用”，高全“当史丞相前偏之任”，韩松“为史丞相所知”，等等。这充分展现了史天泽在拣选征蜀华北汉军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其三，征蜀华北汉军的行进路线问题。一般认为，蒙哥汗分兵从中、东、西三路入蜀，中路军由其本人亲自坐镇。以往研究对征蜀华北汉军的行进路线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即扈从蒙哥汗中路大军的“宿卫说”和由川东入蜀的“东路军说”。两说各有一些依据，但又不能否定对方，而通过对征蜀华北汉军将校事迹的详细考证和分析，可以基本解决这一问题，还原征蜀华北汉军行进路线的真实情况。笔者认为，入蜀的华北汉军实际上被分编为了两支，一支可能经过进一步拣选的精锐汉军由史枢统领，作为蒙哥汗的御前先锋，从中路入蜀；另一支汉军，即华北汉军的大部队则由诸王莫哥、史天泽率领由川东入蜀。笔者推测史天泽、史枢在大散关觐见蒙哥汗时，先锋汉军亦已抵达蒙哥汗行在，然后扈从蒙哥汗南下。
笔者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是因为前文稽考的华北汉军将校事迹中出现了两类不同的行军路线叙述。第一种叙述见于史枢、董文蔚、王仲仁、刘复亨、张立和王赟等人传记。如史枢本传有“宋立剑州，侨治于苦竹崖……帝趣枢急取之，宋人惧，乃降”；董文蔚本传有“师行大获、云顶、长宁、苦竹诸寨，长驱而前，至钓鱼山”；王仲仁神道碑有“首拔定元诸岩栅……继拔礼义、长宁、大怀（引按：疑为大获）、苦竹、钓鱼四寨”；刘复亨本传有“统东平军马攻钓鱼山苦竹寨”；张立神道碑有“师次大获山”；王赟神道碑有“攻克钓鱼、常宁、苦竹等寨”；等等。这些史料中不断出现“苦竹”“长宁”“大获”等地名，说明上述华北汉军将校的行军路线与蒙哥汗中路大军是基本相同的。在这些将校的事迹中，也往往可见蒙哥汗的言行。如史枢事迹中有“帝使枢侦之” “帝趣枢急取之”；董文蔚事迹中有“帝命攻之”“帝亲见之”；王仲仁事迹中有蒙哥汗“为汝他日战功之验证”之言，以及“喜赐黄白金二十斤”之举；张立事迹中有“宪宗面赐金帛以旌之”；等等。综上可知，董文蔚、王仲仁、刘复亨、张立、王赟等当是率领进一步拣选出的几大汉军世侯最为精锐的兵马，作为亲随蒙哥汗的御前先锋，由史枢统领征进的，这就与王仲仁神道碑中的“为上前驱”一语相对应。另一种叙述见于李进、李仁祐等人传记。如李进本传有“秋九月，道由陈仓入兴元，度米仓关……冬十一月，至定远七十关，其关上下皆筑连堡，宋以五百人守之，巴渠江水环堡东流”；李仁祐先茔碑有“至巴州，能却敌攻诸栅，先登”。这便与《元史》所载的东路军“由洋州入米仓关”的行军路线相一致，可见这些将校留在了史天泽亲率的东路军中。己未（1259年）春二月，史天泽东路军抵达蒙哥汗驻军地，完成了对钓鱼山的合围。
其四，征蜀华北汉军的作战表现。池内功、井户一公等日本学者根据史天泽传记中“宪宗驻合州也，一夕诏巩昌汪帅及东诸侯军，各摘锐士若干，以备宿卫，命公总之”的记载，指出蒙哥汗征调的华北汉军，系从诸道汉人世侯军队中选拔骁勇之士编成的一支精锐部队，其说甚是。我们在已考证出的征蜀华北汉军将校的个人传记和事迹中，还可发现更多相关细节。如称征蜀汉军为“诸道兵之骁勇者”，董文蔚所率之军为（邓州戍军中的）“选兵”，史枢麾下部众为“悍卒”，董士元、张立、孔元等人所统兵为“锐卒” “劲卒”，等等。史书对这支汉军在入蜀作战过程中的强悍表现也多有描写。如史枢洞察宋人“侨治于苦竹崖，前阻绝涧，深数百尺，恃险而不备”，以“健卒数十，缒而下，得其所以致师处以闻”；董文蔚为进攻“崖壁巉峭，惟一径可登”的钓鱼山，率将士“挟云梯，冒飞石，履崎岖以登，直抵其寨苦战”；李天佑勇猛过人，“率骁勇千人，登战舰，横出江口，南人联船以待，公持长矛，钩其缆而兵之，独斩百余级”。这些记载都直观呈现了征蜀华北汉军的劲旅本色。
其五，征蜀后华北汉军将校的去向问题。在上文考证出的二十三位将校中，可以确知有十四人或早或晚被征入侍卫亲军（武卫军），说明这一群体的总体去向是比较明确的。前引材料揭示的征蜀华北汉军的精锐程度，也能够解释忽必烈着力将其大部征入武卫军的原因。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董文蔚、王仲仁、李进、刘复亨、张立等将校在忽必烈即位之初即被编入武卫军，他们当与中统元年四月第一批征调入卫的“旧从万户三哥西征军人”相对应，而结合前文对征蜀华北汉军行进路线的研究，可知董文蔚、王仲仁、刘复亨、张立都是蒙哥汗御前先锋军中的将校。据此可以判断，忽必烈最先征入武卫军的便是充当蒙哥汗先锋军的那一支最为悍勇的华北汉军。除了先锋汉军，其余跟随史天泽扈从蒙哥汗征蜀的华北汉军将校，想必也给忽必烈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是以十多年后发动平宋战争时，忽必烈特别下令征调的将校“十九人”便来自这一群体。
总之，对扈从蒙哥汗征蜀之华北汉军将校的考证，有助于复原蒙哥汗征蜀的历史图景、探明侍卫亲军组建的起源，从而为更加系统地推进对侍卫亲军组建过程及其组织制度的研究奠定基础。
（责任编辑：张梦晗）
（责任编辑：曹谆谆）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3年第7期，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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