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十余年，颠沛流离，忘了许多，模糊了许多。四年大学，没日没夜地打工，没日没夜地看书。参加期末考试和提交学年报告以外，学校反倒是很少去的。三田的校园生活值得回忆的东西几乎没有，除了那片绿色大地中的西班牙式校舍建筑，就只有一位老师给我留下了一些印象，这印象不知是因为他本人的魅力，还是因为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不管怎样，老师走了九年了，夜深人静时翻开重厚的毕业相册《KG UNIV.2001》，班级合影与毕业仪式上的笑脸由模糊而渐渐清晰，当初在YMCA翻看学校简介时的那份心情仿佛仍在胸口。

老师名叫安保则夫（ANBO Norio，1946—2003），当时一看到这个名字，就马上联想起了“日美安保协定”，觉得日本人的姓真是千奇百怪，竟然有人姓这个姓，当然两者并无关系。我是大学三年级自由选择“演习班”（Seminar）时，进入安保老师的“都市社会政策”班。安保老师很受外国留学生欢迎，演习班算我在内有四个中国留学生，还有一个韩国留学生，与日本学生平分秋色。演习班的课程内容，全都忘了，只记得学生口头发表时，安保老师有时会低头打盹，听说我们毕业后依然如故，以致于有的同学拿来和他开玩笑，其情其景，恍如昨日。安保老师毕业于经济学专业，研究英国劳动史以及日本的部落解放、人权等方面的问题，还在兵库县的在日外国人教育研究协议会担任会長，作为演习班的课外活动，我们曾去兵库县内的几个小城市参加过一些在日外国人的人权与教育方面的社会活动。安保老师从幼儿园、小学直到博士毕业，都是清一色的关学系统，是纯粹的“关学BOY”，而在日本像这样一个少爷出身的精英（élite），能够关注并研究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的生存状态，一生致力于“消除差别”、“打破封闭”，着实难得。

对于学生，安保老师采取的是放任主义，甚至连毕业论文的题目都不过问，不给予任何指导。大三的学年论文我选择写日本的关西方言，他也没有任何意见。这种教育风格倒和我后来在京大的老师很像。临毕业前，2000年12月班级的毕业记念旅行去了丰冈市的城崎温泉，这个地方的温泉据说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在民宿用过晚餐后，大家徜徉在长长的温泉街上，泡了一家又一家，很放松，很开心。我和安保老师在一个露天浴池碰到了，我跟他讲：我打算去京都读硕士，学习历史和古典。安保老师说：“你好像对古典之类很感兴趣啊！”既不反对，也没有鼓励。旅行结束后，我没有回大阪，按原计划直接坐电车从城崎去了京都，再后来翌年4月我就去了京大读书，当然这是后话了。

毕业后，在同班同学佐藤实希子的牵头组织下，留在京阪地区的部分同学和安保老师在大阪聚了两次，我都有参加。第二次聚会，我给安保老师带去了一瓶京都产的清酒，他显得好像很高兴。就是那次聚会的归途，碰巧安保老师和我都是乘坐“阪急电车”，他回宝冢，我回京都，在车站的扶梯上聊了几句就分手了。那次觉得安保老师兴致很高，只是觉得他和从前一样，脸色苍白。

2003年6月的一天，我在京都突然接到了同学佐藤发来的电子邮件，她告诉我安保老师于6月1日因患急性白血病走了。这个消息实在是太突然了，令人难以接受。据说安保老师先是头痛，然后住院，没过几天就遽然辞世了。我要在大学院的演习课担任发表，无法请假，没能赶去参加葬礼，就跑到邮局寄去了吊唁金，不久还接到了素未谋面的师母永子夫人的一封亲笔信。安保老师年仅五十七岁，在医学昌明的今日，除了“人生无常”四个字，让人找不到任何理由，无处道别。

最近我发现，教育可以大分为“家养”、“圈养”、“放养”和“野生”等四种类型，安保老师的教育方法无疑属于“野生”型，让学生自生自灭。他自始至终也没教给过我什么，在学业上不做一丝一毫的建议和指导，百分百的放任主义。“我说底是我底，终不干汝事”，——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成为智闲，但安保老师一定是沩山。我至今庆幸在大学本科阶段就遇到了这样的老师，他给你最大的自由和空间，没有任何约束，让你处于原始的野生状态，自由地读书，自问自寻自悟。

2012年7月写于沪上

原文刊载于《哲学与宗教》第七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