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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丨网传TFboys门票50万一张,谁在卖,谁在抢?

徐杨 在人间living 2023-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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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徐杨  编辑|燕青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8月6日晚11点,TFboys“十年之约演唱会”刚刚结束,应援灯牌闪烁的红色、蓝色、绿色还未从夜空中褪去。西安奥体中心主体育场内,涌出了大批系着各色应援丝带、手持标语和灯牌的粉丝们。 

这是一场聚集了近四万人的狂欢派对。

22岁的大二学生米福是人潮中的一员,她称自己“爱了十年”,从小学六年级到现在,这三个偶像承载着她整个青春的喜怒哀乐。“我想给自己的青春画一个句号。”她说,无论如何,都要亲眼去看一次“十年之约”。
为了演唱会,她特地化了一种在眼睛周围贴着水钻的橙色妆容,“橙色是我们‘团粉’的应援色”。经过三小时的尖叫、呐喊和哭泣,她的妆容早已有些模糊。

她参加的这场狂欢,始于半月前的“抢票大战”。
7月24日,这场备受瞩目的演唱会终于迎来了官宣。同天,门票在售票平台首轮开售。票价分成6个梯度,依次为580元、806元、980元、1280元、1680元、2013元。消息放出后,各大社交媒体上关于演唱会抢票话题热度暴增。

据媒体报道,第一轮放票前,预约购票的人数已经超过500万,实际门票数量仅3万3千张。一周后,主办方再一次放票,数量更少,只有4000张。也就是说,每150个人里,只有1人能抢到票。

数据给人的直观感受是,演唱会门票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这不仅仅是TFboys一场演唱会的情形,更是2023年以来,线下演出市场呈现出的普遍热度。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演出票务信息采集平台数据监测分析,2023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超过了19万场,与去年同比增长400.86%;观众人数突破6200万人次,与去年同比增长超过10倍。

“抢”成了今年演出市场的关键字,热度进一步推高了票价。甚至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刚刚结束的TFboys演唱会里,座位前五排的门票已经被“黄牛”标价至20~50万一张。
业内人士称这种现象为“报复性火爆”。凤凰网走访了数位抢票的粉丝、加价售票的黄牛,全链条还原线下演出市场中价格层层膨胀的过程。
米福的票,是从社交平台上“收”来的。虽然票面价格为580元,她实际支出价格高出了近1500元,为2023元。
倒计时截至演唱会前一天下午四点多,票才从近千公里外的石家庄快递到米福手里。和票一起寄来的,还有一张用于演唱会当天验票的身份证。

这次演唱会实行“强实名制”。即验票时对入场观演人的人脸、证件、座位及纸质门票的信息进行比对,一致后方可入场。米福向卖方承诺,会保管好这张身份证,演唱会结束后立即寄还,并支付了300元押金。事实上,卖家也是TFboys的粉丝,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去现场。共同的“粉籍”,构成了她们信任对方的前提。

在收获这张票之前,米福已经经历了三轮失败的抢票。

第一次,她找了“专业代抢”。

彼时,第一轮放票前,官宣微博转发已经超过100万次。米福预判“开票即秒空”的情况必然发生,觉得自己抢到票的几率实在太小。

“专业代抢”,是指黄牛提供的一种抢票服务,先招募成百上千个“代抢”,再把有抢票需求客户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发到“代抢”群里。代抢各凭本事抢票,有的人用机器程序、有的人靠“拼手速”。但无论使用什么手段,只要有人抢到票,组织者就按照约定付给“代抢”佣金,佣金多少,视座位区域、抢票难度而定,由消费者承担。

通常来说,为了确保抢票的高成功率,米福会倾向于选择朋友推荐的或者成功抢到过票的黄牛,或者淘宝上信誉度高、好评多的代抢。

面临个人信息泄露风险是必然的——米福听说,“有的黄牛会把客户信息交给50个团队”。“但我没得选,市场火热到这种程度,人力根本抢不过机器。”她说。

在抢票过程中,价格随时可能上涨,米福这样的“散户”是被动的。

第一次询价时,黄牛向她报出了看台区域的抢票佣金,2000元,成功率显示为80~90%,抢票失败全额退款。在她和朋友们比较哪家“代抢”靠谱的过程中,同区域抢票佣金在40分钟内涨到了2200元,成功率显示为95%。又过了半小时,2200元佣金上涨至2500元。

与此同时,“内场最好位置”的代抢佣金也从4300元飙升至5000元。

黄牛告诉米福,价格涨得这么快,是因为“粉丝抬价”。或许是为了印证自己的说法,“代抢”还曾给米福发来截图,一条在代抢群内发布的信息:“内场(价格)2013元票面,佣金50w。”

眼看佣金水涨船高,米福急匆匆下了单。她选的是2200元佣金的看台区域,加上806元票价,总价在3000元左右。这个价格刚好落在了自己的预算内——3000~5000元。这笔钱,是靠寒暑假实习、兼职一点点攒的,她在成都一家公司实习,早九晚六,一天150元工资。

然而,即便付出几倍的佣金,票还是没有抢到。亲历了一次“抢票大战”,米福发现,难度比她想象的还要大。她开始寝食难安,连做梦都是抢票的场景。

根据某售票平台,截至7月31日12:00,平台根据退票规则共处理退票4567张,全部进行二次销售。这是米福的第二次机会。

为了提高成功几率,米福除了继续找“代抢”,还发动了周围十多个朋友一起抢。在和朋友的聊天群里,她一连发了好几个哭泣的表情,并且表示,无论抢到哪个区域的票都要,“求求了,没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为了抢到票,米福和朋友们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比如,她们听说用iPad抢票要比手机快半秒、把iPhone手机壳去掉抢票会更快。

在购票平台上填好姓名、地址、身份证号,提前预选好价位之后,还有一个关键的动作,是测网速。为此,米福专门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测网速的软件。那天,开票前半小时,她正坐地铁回家。她在中途选择一个站下了车,11点52分,坐在进站口测了一下网速,91.49mb,还可以。11点53分,朋友已经守在路由器旁边,网速达到了217.61mb。米福点开抢票页面,手开始不自觉地抖。

尽管准备周全,但中午刚到12点,短短几秒时间里,“抢票”按钮迅速变灰。米福在微信上问了一圈,她找的代抢和朋友们,没有一个人抢到。那一刻,她彻底泄了气。

就在她准备把提前订好的民宿和火车票退掉时,朋友给她出了个主意,或许能在社交平台上尝试“收”一张加价卖出的票。

然而,比起代抢,收票更容易“踩雷”。

米福看到过许多买票被骗的案例。

有出票人说自己的亲戚在某购票平台工作,只需要提供个人信息,就可以帮忙“录票”,录入后收票人手机上会收到一个自称来自购票平台的短信后,点开链接付款后,没等拿到票,出票人已消失不见。

一些提供“录票”服务者称,这种方式不用担心实名制购票后,实际观看人和购票者人脸不匹配的风险,因而价格也更高,一般在五位数以上。

尽管某购票平台声明,这次演唱会“没有网传其他入场方式”、“没有邀请函”,但许多粉丝仍然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米福长期追星,看过很多次演唱会,据她的经验,主办方给赞助商、媒体等赠票或邀请函的情况很普遍。之前一次巡演,她没有抢到票。一个好朋友的亲戚正好在主办方公司工作,有媒体邀请函名额。对方帮助米福录了个人信息,让她顺利看上了演唱会。

还有出票人自称有“赞助商赠票”,定价为2023元的票,溢价到5000元。“太便宜了!一听这个价格,我就觉得不太对劲。而且对方要求先转1000元定金。”她拒绝了。

收票那段日子,她心力交瘁,每天在社交平台大量地留言、评论、私信,社交平台“打招呼”的次数根本不够用。为了表现收票的诚意、从无数求票信息中“脱颖而出”,也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黄牛”,她总是强调自己“十年老粉”的身份。她一边实习,一边挤出碎片时间浏览各种出票信息,每天睡眠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

8月4日,距离演唱会只剩两天,米福突然发现,官方要启动第三次开票。这一次是开票前半小时才通知的,米福迅速联系了两个“代抢”,一个佣金报价2000元,另一个最终报价3500元,她都转了账,“找两个代抢,抢到的几率更大一点。”

这次票数更少,售票平台显示,只有648张。米福仍然一无所获。

正当米福因三次抢票失败、数次收票被“跑单”而沮丧时,突然有人通过社交平台主动联系她,说因为个人原因,无法参加演唱会,可以转票给她。对方是个跟她年纪相仿的女孩,也是TFboys的粉丝。

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原价580元的票,加价到两千,加上邮费,正好是2023元。比起代抢,这个价格已经很划算。

米福跟对方商量,把实体身份证也一起寄过来,这样入场时更保险。如果进不去,风险自担。

验票进场当天,站在长长的队伍里,她默念着另一个人的身份证信息。幸好,最终验票只查证了票面信息和身份证是否一致,没有进行人脸识别,她顺利进场。同行的一个朋友却没那么幸运,对方直到最后也没能“收”到一张票,在场馆外站了整晚。

场馆外还有更多没能抢到票的粉丝,她们密密层层,填满了西安奥体中心的广场。“大家很安静,哭都不敢大声哭。如果有人一吵,里面的声音就听不见了。”
凤凰网多方了解,当下的演出市场已经衍生出两种不同的“黄牛”:一种是手动或使用机器程序抢票、囤票,加价转卖给消费者;另一种自称“票务公司”的员工,能从主办方渠道直接拿票,再溢价转卖。
一场演唱会到底有多少比例的门票,流向了黄牛?

“假如一场演唱会有5万个座位,官方放票,就是5万人去抢一千张票。”自称“票务公司员工”的宋光说,每场演唱会通过正规渠道能买到的票,不到总票数的10%。剩下的票,都流向了各种各样的“黄牛”。

宋光说,除了这场演唱会,公司还能通过活动主办方拿到全国各地的演唱会、音乐节门票,以及环球影城、迪士尼等门票等,再通过他们分销。“主办方卖票时也会有一定溢价。我们一次不是要一张两张,我们要好几百张。”

宋光常跑演唱会现场,据他了解,今年演唱会门票溢价是普遍现象。以七月底北京某场演唱会为例,各区域价格涨幅在1.5倍左右。比如,原价980元的绿色看台区域票,售价1450元左右。1380元的黄色看台区域票,售价2100元左右。红色区域属于VIP区域,原价1680元的票,售价2800元左右。“更便宜的座位没有,我们基本不做便宜的座位,没利润。”他说。

对于一些“强实名制”演唱会——即现场刷身份证、刷脸过安检,必须与购票信息一致,“黄牛”们也有办法:客户提供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给“代抢”,由“代抢”使用机器程序在网站上帮忙抢票。比如西安TFBOYS十周年演唱会,部分票面价格不到一千元的门票,代抢价格甚至炒到了4万多元。

宋光说,做票务最重要的是有客户基础。最早,他在上海迪士尼当导游“陪玩”,花三个多月,积累了一定客户。他现在有几十个“固定客户”,都是有看演唱会、音乐节习惯的人群。

“一场演唱会,两个人我挣三百块钱左右。现在黄牛跑一场演唱会,每组客户都挣个千八百。”宋光告诉凤凰网,今年27岁的他全职做“黄牛”已经两年多了,公司不交五险一金,他主要靠拿提成,每个月收入能够超过两万元。公司现在有数十名员工,这样的业绩算是“中等水平”。

“我们也会押宝,比如薛之谦的北京演唱会,我们觉得看他的人比较多,能挣钱,我们就会去压票,抢几千张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倒卖文艺演出票、体育比赛入场券或者其他有价票证、凭证的,最高可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一千元以下罚款。为了避免风险,宋光从来不携带纸质票在身上。只有在消费者当场付钱后,他们才会打电话给“上级”拿票,等“上级”把票闪送到场馆外,现场交付。

某歌手后援会会长韩萌萌有16年“追星史”。她告诉凤凰网,主办方或售票平台“留票”,已经是圈内众所周知的操作。

“比起一张一张卖散票,这样可以降低风险,更快把票卖完。”她曾直接和一些主办方公司、售票平台工作人员对接,几乎每次演唱会前,他们都会主动联系后援会,询问后援会:“你们包票吗?”在签售之前,工作人员也会在评估后援会能“包”多少票之后,再决定是否开签售会。

韩萌萌组织过两三次“团票”。在“团票”之前,她会先在后援会内收集想买票的歌迷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等,整理出一张表格,给到主办方或售票平台。之后,她会组织收款,并将所有款项转入主办方或售票平台提供的银行账户。短则两三天,长则一周左右,歌迷们会在售票平台的“电子票夹”中收到自己的票,这通常早于官方开票时间。

“主办方一般会给到我总票数的30~35%,基本上是300~400张,多的时候团过超过700张。”韩萌萌说,预留给后援会的这部分票,不会再放到官方市场上售卖。

根据演出的热门程度,主办方或售票平台给后援会的票也存在溢价。

韩萌萌“粉”的歌手名气不算太大,门票最贵的档位接近500元,最便宜的200元左右,溢价通常在100~150元之间。“像周杰伦、五月天这样的级别,票价通常能翻倍。”她说。

韩萌萌自己也常找“黄牛”买票看演唱会,她了解到,“黄牛”之间有很多微信群,称为“牛圈”。如果“黄牛”手中没有票,就会告诉她:“我去牛圈给你问一圈。”“牛圈”里既有手握资源的“一代牛”,可以直接和主办方、售票平台对接拿票,也有二代、三代“散牛”,他们把“一代牛”手中的票大量收来,再加价倒卖。

“层层加价。越靠近链条的底端,价格就越高。”

“我们存在的意义本质就是为了卖票,获得双赢。”
七月底,凤凰网以“做代理”的名义找到票务代理卜杰。在缴纳68元“代理费”后,卜杰分享了一些“培训课程”,传授卖票秘笈。其中包括票务常见问题整理问答库、票务基础知识、前期朋友圈铺垫、独家引流方法等。

“票务基础知识”中提到,“票务就是有各类演唱会音乐节门票、艺人代言品牌发布会、综艺节目录制、剧组探班群演以及各艺人的亲签签名照、官方周边、艺人合影等资源。”同时还提到,签名照和门票名额的来源是“通过活动主办方、节目组、剧组、导演组等拿到的”,还有媒体、赞助商等。

除了门票,“黄牛”兜售的还有“名额”。所谓名额,包括媒体名额、正规名额、入场名额等。文件中标明“以上渠道均属于正规渠道,同时属于商业机密,具体渠道不对外透露。”

卜杰说,代理所负责的就是吸引客户,最终目的是把票卖出去,卖价可以自行定价,中间的差价就是代理的利润。“我给你们的价格是主办方直发价格,主办方也需要挣钱,所以价格比原价高一些。”

为此,代理要在不同社交平台上引流,“教程”中详细举例了在QQ音乐社区、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的“引流”办法。

张晴曾在大学时短暂做过几个月演唱会“票务代理”——也就是黄牛。2019年,因为一次失败的抢票经历,她通过同学推荐,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票务代理”,加价买票成功看上了演唱会。

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到“票务代理”这个行业。她的主要工作是在朋友圈、QQ空间和各种社交平台“拉好友”,扩大客户群。她的“上级”会时不时给她发一些票务信息,包含歌手信息、演出日期、数量、区域、座位、原价、代理价等等。

所谓“代理价”,就是张晴从“上级”那里拿票的成本价。张晴不用自己垫钱囤票,只需要在接受客户订单后找“上级”拿票,再转手卖出,卖出价可自行决定。她甚至不用接触实体票,在向“上级”转账后,“上级”就会帮忙安排发货。通常而言,她会在成本价的基础上上涨50~100元,作为自己的利润。

张晴记得,在当“票务代理”期间,2019年青岛凤凰音乐节之际,“上级”承诺给张晴低于票面100元左右的代理价。张晴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稍稍提高了一些,卖出了很多票。

然而,音乐节日期临近,“上级”却发不出票来。她不断询问“上级”:“你心里有底吗?”多次询问下,“上级”不小心跟张晴透了底,说自己还没有从市场上把票收过来。结果临到开场前,没有收到票的她,只能将钱全款退还给客户。

事后,张晴分析,疫情前那几年,很多音乐节、演唱会开票价格很高,但越临近开场,价格会越低,“当时‘上级’可能抱着这样的念头,先通过我们这些下线,在网上以一个略低于原价低价格预售出门票,但不早早收票,赶在开场之前去收,就能以更低的价格收到票,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

没想到那场音乐节门票价格意外起飞,涨到比票面还高的价格。“上级”的经验失灵了。“上级”的解决方案是“跑单”——把钱退还给客户,告诉他们:没票了。

据她了解,所有演出票源头均来自主办方,主办方会根据演出的火热程度,在购票平台上公开放出如20%、30%、40%比例不等的票,剩下的票流入“黄牛”市场。而在“黄牛”市场中,最顶层的是手握资源、能直接和主办方接洽的“大佬”,或是一些具备营业执照的票务公司,接下来就是层层代理。代理们不仅赚门票差价,也通过“招代理”拉下线,收取代理费。

作为一个基层代理,张晴只能和自己的“上级”单线联络,所有的信息都来自“上级”。“有点像传销,”张晴说,“你很难去鉴别自己处于利益链的第几层。”

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贾拥民向凤凰网表示,从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黄牛加价售票涉嫌违法,消费者从黄牛手中买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另一方面,黄牛售票是常见的市场行为,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供不应求,还是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黄牛都可以有发现价格、发现市场的功能,因此是可以带来效率的改进的。”

贾拥民指出,“代抢”曾经常见于火车票实名制后抢车票的过程,而主办方放票给黄牛加价售卖实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定价策略。“主办方让黄牛帮助他们到市场中发现愿意买高价票的那些消费者,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价格歧视策略’。”

简单来说,这种策略指的是以不同的价格销售同一种商品。在垄断市场条件下,完全价格歧视可以使企业利润最大化。

“实际成交价格比票面价格更接近于真实的市场价格,尤其是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贾拥民解释,真实价格可以理解为“消费者愿意承担的最高价格”,把个人的主观喜好用货币去换算、衡量本身就很难实现,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理价位,因此主办方并不能够提前确定真实价格,没有能力定出足够细分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让黄牛介入,反而是能够将真实价格显现出来的过程。

关于黄牛的争议,北大国家发展院教授薛兆丰也做过相应的探讨。

他曾以代买火车票举例,表示黄牛党的出现是因为火车票价不够高,人们不得不通过排队这一行为竞争获得。而为了节省自己宝贵的时间,人们会请一些时间成本更低的人去排队,黄牛这一角色因此诞生——“黄牛党是替社会节省无谓的损失做了贡献的”,薛兆丰认为。

但这样的策略同样是双刃剑,除了帮助收获利润之外,主办方或将承担两种风险,一是证据确凿情况下的法律风险,二是恐遭粉丝唾弃的名誉风险。

贾拥民表示,第二种风险面临的后果可能更加严重。“买卖如果在消费者知情、心平气和的情况下进行,某种程度上说,消费者、主办方和黄牛三个方面都是有收益的。但如果承认是市场行为,需要依照市场规则行事,那么这种交易方式怎样能够受到保护?实际上目前没看见明确的条款。”
2023年三季度过半,线下演出市场仍然热度不减。TFboys走过西安后,留下门票收入3576万元,直接带动4.16亿元的旅游收入的经济数据。票圈粉丝们谈论着票价高企的不可思议,也争抢着享受复苏带来的精神慰藉。
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巨星的演出和由狂热粉丝催生的天价票抢夺大战,仍将在中国轮番上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米福、宋光、韩萌萌、卜杰、张晴为化名
*孙一杰、刘禹铄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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