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80 个“收缩型城市”意味着什么？
4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首次提到了“收缩型城市”的说法。发改委指出，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
文件出台以后，业界对收缩型城市进行了诸多解读，其中大多引用了同一组数据：2007年至2016年，我国660个城市中，总计80个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占比高达12.1%。
“收缩型城市”构成了我国城镇化70年中颠覆人们普遍认知的一种现象，在很多人印象中，当今城市之间都在争相发展，城市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的，怎么还“萎缩”了呢？
也有人就此陷入恐慌，认为人口多才是城市发展的正道，城市收缩就是要衰败了。
“收缩型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要放任“收缩型城市”规模缩小，还是主动出击让其继续扩张？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颠覆了很多人的普遍感知，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了城市的扩张、经济的增长，现在城市竟然开始慢慢“凋零”了。
1. 中国到底什么样的城市在收缩？
怎样才算收缩型城市，目前官方并没有明确标准，比如连续收缩几年、收缩多少人。但从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大致能有所了解。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吴康利用2007年至2016年十年的数据，从660个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的样本城市中，识别出了80个（地级市24个，县级市56个）“收缩型城市”，占比12.1%，这些城市2016年人口数据少于2007年，且连续三个自然年人口增长为负。
图 1：图为吴康利用2007年至2016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发现的收缩城市地图
这些城市为何收缩了呢？
2. 人类城市进化史，同样是一部城市收缩史
尽管发改委近期才提出了“收缩型城市”的概念，但城市收缩却不是这几年才有的，而是一直跟城市进化相伴相生。可以说，人类城市进化史，同样是一部城市扩张和收缩交替的历史。
美国经济中的资源也不断从工业制造业领域向服务业转移，到现在这种转移还没有逆转之势，甚至制造业频频出现因缺乏资金而“失血”。底特律、匹兹堡和芝加哥等传统工业中心城市陷入收缩。
以底特律为例，上世纪0年代，巅峰时期的底特律人口可是达到了185万。全世界的人们慕名来到这个汽车城，赞叹人类劳动力与技术的结合。但到今天，人口已不足70万，曾经的汽车城将制造业向郊区、小镇转移后，又逐渐向加拿大、墨西哥和海外更遥远的地方转移，“人气”也跟着带走了。
图2：底特律
不久之后，美国收缩城市的势头就超过了欧洲诸工业国，1950年至1960年的十年间，其大型收缩城市增加到38个。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美等国都认为“去工业化”是产业发展中一种很高级的行为，毕竟能坐享服务业带来的巨大收益，不用起早贪黑地生产产品。很多国家把美国作为样板来模仿，比如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使得其产业空心化不断加剧；甚至没实现现代化的巴西、哥伦比亚等发展中国家，也忙着丢掉工业化，导致其工业竞争力不断下降，经济发展也被拖累了。
除了“去工业化”，20世纪全球城市收缩的另一把杀手锏是“逆城市化”。
进入20世纪，很多城市之前的无序扩张造成的“城市病”（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口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秩序混乱等问题）让城居环境越来越差，“脏乱差”的程度超乎想象。
于是，收缩城市在欧美发达国家被视为缓解“城市病”的良策，各国政府都在积极推动。归结起来无非就是对城市空间进行合理规划的同时，把一部分人迁到城市郊区及周边卫星城，使大城市城区人口大幅缩减。英国的“新城市运动”，美国“罗斯福新政”中促进郊区发展的政策，苏联“消灭城乡差别”的都市分散化政策等，都在短期内促进了城市的收缩。
这两股主要力量，混杂着老龄化、资源枯竭、社会体制变化、局部战争等一系列因素，使得城市收缩迅速在全球蔓延。据《收缩的城市》一书统计，1990年，全球有大约1/6的城市在收缩，其中的70%位于欧美工业国。
2000年至2012年的数据显示，全球有20%的城市属于收缩城市（从下图可以看出哪些国家收缩比较多，收缩城市越多，在分布图上看这个国家越大）。收缩城市数量最多的是美国，第二是德国，然后是法国、英国，中国排第五。
3. 重新繁荣起来的城市做对了什么？
人类城市收缩的历史如此漫长，有的城市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有的却通过成功转型得到了重生。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城市收缩了并不总是一件坏事，可能意味着一个城市新的开始。
自从欧盟东扩之后，保加利亚就有不少人移民去了欧洲的富国，一些制造业城市随即出现了萎缩。但当你问当地居民的感受时，他们大多数都认为，也没什么，很多没有离开的保加利亚人做起了旅游，生活也变好了。
这其实很符合经济学理论的推断，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带来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收敛”，即“收缩”和“集聚”会走向平衡。只要一个国家存在人口的自由流动，就一定有一些地方存在人口流出现象，这本质上是劳动力资源在一个国家内部优化配置的过程。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放任城市收缩，而是要积极应对城市收缩，寻找新的发展思路，把对量的追求转化为质的提升。
纵观全球城市发展，转型特别成功的例子并不多。归结起来，世界各国面对城市收缩，做法无非有三种：收缩城市、投资拉动和升级拉动。
4. 中国的收缩城市应该怎么办？
每个城市都有自身的特点，城市发展本身就具有路径依赖性和惯性，非常微妙，内外部因素交叠在一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成功的城市能总结出一万条成功的理由，但如果只是照搬，未见得一定能成功。但城市要想把量的缩减转化为质的提升，必须找准自己的定位。
中西部偏远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收缩城市需要认识到，专业地发展农业、旅游业和资源产业，同样可以致富。
虽然世界上富裕的国家基本上都要经过工业化的过程，但是对于一国内部的不同地区而言就不一定是这样了，因为不同地区可以有经济上的分工。
我们以美国为例，美国中部很多州其实主要依靠三种资源：玉米，黄石公园和大峡谷，铜矿，分别对应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分别依赖的核心投入品为土地、自然风光和矿产，这三样东西都不具有流动性。对于不能动的资源，要让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富起来怎么办？减少人，人均GDP也就提高了。事实也正是如此，美国中部很多人到东西部海岸地区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中部很多州虽然人烟稀少，但通过合理规划，生活在这里的人反而很富有。
中国中西部很多地区风景优美、资源丰富，除了服务于当地需求的工业，很多收缩城市难以发展起其他工业。如果盲目进行发展，招来的可能只有污染企业，反而破坏了环境，不如依靠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来发展。像新疆、宁夏很多地方都有一些以当地地貌和人文环境为条件的影视城，贵州则在近几年搞起了大数据产业。
当然，这需要政府提供更多帮助，比如积极向社会推广“生态产品”。中国经济大发展增强了提供农产品、工业品、服务产品的能力，但是提供生态产品特别是优质生态产品的能力是下降的，必须让生态产品变得有价，跟工业品、农产品和服务产品一样，才能让中西部很多城市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就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央财政2018年一共拿出721亿元，用于对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给予生态补偿，平均一个县大概1亿多，实际上是中央财政代表13亿人民向生态地区购买生态产品。
美国纽约90%的用水都来自于西北部的卡茨基尔—特拉华流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纽约每年向集水区交4000多万美元，用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修建污水处理厂等，这就保障了纽约的清洁用水问题。如果纽约不花这个钱，就要花60亿美元来建净水厂，这实际上是地区之间生态价值的交换。
一创固收研究结语：“收缩型城市其实是人口向大城市群集聚现象的另一面，实质上是劳动力在趋利动机的刺激下，由劳动力报酬低的地区向劳动力报酬高的地区转移，是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也有利于整个经济体效率的提升。因此，没有必要对收缩型城市太过恐慌。作为收缩型城市的替代发展方向，也许独特的旅游业、现代农业、资源产业是非常不错的出路。总之，在市场的配置作用下，每个地区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发展的模式，相反，一厢情愿地行政干预，企图阻止劳动力的市场化转移，违背各地区资源禀赋，机械般地追求地区发展平衡，往往好心办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