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什么援华？
（一）苏联对华援助的动因分析
在苏联援华动因上，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对华援助是苏联实施对华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周弘等在《外援在中国》一书中提出，主导对华援助的一个主要动机是苏联出于对自身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的维护。苏联对华援助是一种典型的外交行为，它服务于苏联的外交战略，随着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动而变动。有研究者从结构主义角度分析，认为苏联对华援助具有体系行为的特征，对华提供援助是出于维系以苏联为霸权国的社会主义阵营系统的正常运转。另有观点分析了援助与国家关系的联动性，提出苏联对华援助作为中苏经济联系的主要方式，是苏联借以实现其国内外政治目标的工具，是一种明显的经济关系政治化现象。第二，苏联对华援助是中国为谋求独立自主而主动实施的战略行为，是中国争取自力更生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学界对这一观点的分析基本援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有关倒向苏联和苏联援助对新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讲话，即“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第三，将苏联对华援助视为中苏意识形态一致性的自然结果，视为中苏军事、政治同盟的必然产物，即“一边倒”战略使然。
笔者认为，苏联对华援助与新中国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相连，对援助缘起的探讨需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从中苏两方面来考察，偏废任何一方都是不客观的。于中国而言，近代民族民主运动的历程、积贫积弱的社会实际以及帝国主义对华封锁遏制的现实压力，均促使新中国选择“以苏为鉴”的社会主义前进方向，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战略，选择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发展战略，以期在人民解放、民族独立的基础上，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维护和巩固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特别是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自身努力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为新中国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都成了新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对象。于苏联而言，中苏在共产主义信仰和意识形态上的同一性是援助意向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在东西方阵营对抗日益激烈、美苏冲突或将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援助新中国，无论从苏联自身安全利益着眼，还是从维护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出发都是十分必要的。正如斯大林所言：“若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也取得胜利，我们两国走一条道路，那么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发事件的威胁。因此，我们要不惜人力和财力援助中国共产党人”。考察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行为及援助意愿可知，做出全面援助新中国的决定对苏联而言并非一蹴而就。苏联在远东地区维护其雅尔塔体制下的既得利益、在实施对华援助过程中提出的贷款附加条件、对尖端技术援助的迟疑与保留等，均彰显出其对自身安全与利益的诸多维护。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国家利益两方面出发探究苏联对华援助的动因，可以说是民族利己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混合的结果。
（二）苏联对华援助对新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1.苏联援助与中国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 苏联对华援助对于中国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用较短时间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无疑起到过促进作用。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这一援助在这方面的影响要么很少研究和宣传，要么讲负面问题和消极影响比较多，以致人们缺少对它全面、准确的了解。朱佳木认为，中国共产党做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客观上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从苏联方面得到了援助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承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既是为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也是出于对苏联援助承诺的回应。
2.苏联援助与大规模学习苏联的运动及“以苏为鉴” 在争取苏联对华援助的同时，中国发起向苏联学习的运动，推动中苏在政治、经济及文化制度等各方面的“对接”。然而，在接受苏联援助及学习苏联过程中出现的某种程度的盲目性和照搬照抄现象引发了诸多问题，例如，效仿苏联建立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引发了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起到一定限制作用；各项建设事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急于求成倾向；对苏联的经验采取机械照搬的教条主义做法；接受苏联援助无形中强化了在国家建设中的非此即彼，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思维，导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盲目排斥西方的倾向等。
对上述问题的产生，学界看法不一。有学者提出这是源自苏联模式自身的固有缺陷，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出于中国方面经济与技术落后、认识水平的局限，不能将其一概视为苏联援助的消极影响。事实上，中国在处理学习苏联与独立自主、自主创新的关系上存在失误。过度强调向苏联学习，对苏联经验缺乏足够的分析，进而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照搬苏联经验的局面，阻碍了自身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而在“大跃进”时期，中国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排斥苏联的很多有益经验。笔者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来区分援助工作中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应将援助工作中的问题与取得的成就相结合，以得出客观、辩证的结论。
3.中国为获取援助付出的代价 现有研究中涉及中国为获取援助付出的代价方面的论述较少。事实上，新中国对苏联援助的需求虽然迫切，但自始至终都体现了民族独立和在国家间寻求公平、平等的原则。在争取苏联援助之初，中国方面就言明不会要求无偿的援助。因此，中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苏联所需，向苏联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农副产品和战略物资，以偿付苏联援助的设备、原料及贷款等。目前除橡胶供给问题外，中国给付苏联物资的研究还不多见。此外，研究者对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政府对华“逼债”问题进行了辨析。有研究者指出，目前尚未发现苏方有关于追中国还债的历史文献记载。郑建明则认为，不存在“逼债”一说，是中苏关系的恶化激发了中国自力更生、尽快偿还外债的情绪。王玉贵认为，“逼债”一说事出有因，但偿还欠债并没有在实质上加重当时中国的经济困难程度。史云在分析中国欠债数额及欠款来源的基础上，提出苏联确有“逼债”情况，加之不合理、不平等历史因素的影响，最终使中国人对“逼债”产生强烈反应。显然，这方面研究的加强有助于厘清基本史实，并使苏联对华援助研究更趋全面、客观。
4.苏联援助与新中国对外关系研究 现有研究更多的是考察苏联援助与中国内政（主要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给予苏联援助与中国对外关系的关注较少。学界普遍认同，“一边倒”战略的确立同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直接对立相关，而对于“一边倒”战略与苏联承诺对华大规模援助的关系分析不足。在笔者看来，新中国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获得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所急需的各种援助，一方面有助于打破西方国家对华封锁、禁运政策，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中国的“一边倒”战略，缩小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回旋余地。而苏联援助的中止使维系中苏同盟的经济基础和民意基础遭到严重削弱，明显影响了中国对于中苏关系的判断，继而推动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向。中苏关系的恶化、破裂及走向全面对抗，是彼时中国外交所遭遇的最严峻的冲击和挑战，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其后一段时间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走向，因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分析。
5.苏联对华援助的历史地位问题 不可否认，苏联援助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国人民能够“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最新技术成就的努力之下，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使中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壮大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乃是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和走上有计划建设道路的重要因素”。唐艳艳认为，从苏联引进的“156项”工程是中国半个多世纪数次技术引进工作中取得效果最好的一次，这些项目不仅帮助中国建立起工业体系的雏形，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沈志华认为，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是中苏同盟得以形成及巩固的经济基础。朱佳木从历史机遇的角度提出，争取到苏联这个先进工业国的全面援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使中华民族实现自身历史上的第一次跨越式发展，是新中国抓住的第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苏联对华大规模全面援助，在中国当代史上的影响是极为重大而深远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援助的复杂性，长期以来对这段历史未能给予全面、客观的评价，使人们缺乏对于这段历史的了解，也使很多错误观点广泛存在。因此，应给予苏联援华历史以全面、客观、科学的评价，这不仅有助于澄清一些错误观点，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符合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体现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精神。
（三）苏联援助中止的原因
有关苏联援助中止的原因，大致有以下观点：一是以压促变。沈志华认为，苏联撤走专家的真正原因和目的是，在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对中共的“顽固不化”恼羞成怒，试图以此迫使中共承认错误，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向莫斯科屈服。所谓对专家本人的态度及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条件恶化只是借口而已。赫鲁晓夫在撤走专家问题上给出的是一个“相当站不住脚的、含糊其词的理由”。二是党际矛盾向国家关系延伸。“这是把党的原则上不同的意见、理论思想上的一些争论引到两个兄弟国家的关系上来了，是一件极不正常的事，违背原则的事情”。俄国学者库里克认为，撤走专家并非是出于需要，而是赫鲁晓夫的毫无理智的行为，这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甚至成为中苏分裂的重要原因。
围绕援助的中止，中苏曾各执一词。事实上，争论的焦点并非苏联中止援助的行为本身，确切地说是援助终结的方式。采取突然地、单方面发布照会的方式来中止大规模援助，这在一般国际关系中是罕见的，更何况中苏两国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援助中止原因及所采取的方式的探究有助于深入地考察中苏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双边关系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