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垣拆除始末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继辽沈战役之后，发起了平津战役，对北平、天津形成合围之势。为了保护这座著名的文化古都，解放军平津前线总前委在准备攻城的同时，找到了著名建筑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先生，请他把北平的重要古建筑绘制成图，标明方位，以便解放军攻城时注意保护。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市建设局立即对百孔千疮的旧城墙进行实地勘查，并拟定了修复城墙的简要方案。该方案经叶剑英市长批准后，由市建设局所属工程总队予以修复。

1950年，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向国务院呈文，申请拨专款抢修北京的各个城门楼，以策安全。当时，经财政部批准，国家拨款15亿元（当时的1万元相当于后来的人民币1元），对安定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东直门城楼、阜成门城楼、东便门城楼，进行了全面维修。1952年，市政府又拨专款对正阳门箭楼进行了大修。

一、解放初期对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不同见解

1949年5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为市都委会）成立。当时，各位专家对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就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是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意见，主张全部保留；二是以华南圭先生为代表的意见，主张全部拆除。

梁思成先生提出了不应拆城墙的五条理由：一是城墙可作为城区和郊区的隔离物，有利于现代城市的发展；二是可以护城河、城墙组成环城绿带，作为公园供市民休憩娱乐；三是在适当地点多开豁口，控制车流，不会影响交通；四是应珍惜和爱护北京城墙——这一几百年来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五是拆除城墙工作费时费力、污染环境。

华南圭先生主张全部拆除。他在《北京城墙应该拆除》一文中陈述了四条理由：其一，拆除城墙可使城内外连成一片，消除城郊隔阂；其二，拆除城墙便于调和城内外建筑风格；其三，拆除城墙有利于环城大路的建设（用城基上的土作路床，省时、省工、省钱），同时还可展宽护城河绿化带；其四，拆除城墙后可得到近6亿块城砖，填平70万平方米洼地，如果利用腾出的土地建设六层楼，可得到70万间房屋。

关于城墙的存废问题，中央和北京市的态度都十分谨慎。彭真同志在北京市第四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说：城墙拆不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应该在编制首都建设总体规划中从长计议。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市都委会就古代文物保护与城墙存废问题组织各界专家进行了讨论。

在讨论中梁思成先生指出：只要规划上处理得好，古代文物都应该保存下来。他主张，在没有规划好之前，最好先不要拆除。

林徽因先生认为：保留文物古迹应该与学习历史联系起来，“城市是一本石头的书”。

华揽洪先生提出，文物古迹要保存好，但不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要把古代文物周围的环境布置好，使其能衬托出古建筑来。对于城楼，应该保存，城墙倒可以拆掉一部分。

陈占祥先生认为：城墙是北京的格局，不能破坏祖宗留下的遗产，不能任意拆毁。

华南圭先生认为：城墙是封建制度的壁垒，应当拆除。

苏联专家莫辛主张，城墙可以先不忙拆掉，如果确实妨碍交通可以先开些豁口。全世界只有北京一座这么完整的古城，保留城墙有世界性意义。另外，“凸”字形的城市轮廓是人们所熟悉的北京城形状，不应该把它毁掉。苏联专家土曼斯卡娅与莫辛的意见基本一致。

1953年初，市政府有关部门在《三年以来有关城市规划及建筑方面的分歧意见》中，对城墙存废问题的各种意见进行了整理，并概括出以下两种意见：

一是拆除城墙。华南圭先生主张逐步、完全拆除。市民来信中亦有人主张全部拆除，或将前三门城墙拆除（只留城楼），将城砖用于建设。

二是保留城墙。梁思成先生主张在城墙上修建环城公园，也有人建议保留后对城墙加以修饰。市民来信中有人主张在城墙上修环城路，并且以“越城桥”将城内外交通连接起来。

1953年7月，市委、市政府组织有关各局和各区委，对《北京市总体规划草图甲、乙两方案》进行讨论。甲方案主张部分保留城墙、城楼；乙方案主张或全部保留，或拆除城墙保留城楼。

在这次讨论中，绝大多数参会单位主张拆掉城墙，只有少数单位和个人主张全部保留或部分保留。主张拆除城墙的人提出了四条理由：一是拆除城墙有利于交通；二是拆除城墙可以打破城乡之间思想上和感情上的隔阂；三是城墙已经破烂不堪，与城内的高楼大厦极不相称；四是认为保存古迹有紫禁城就够了，并举例说莫斯科原有三道城墙，现在也只剩下克里姆林宫宫墙了。

几乎与此同时，彭真同志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召开了全国大城市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虽然未作出正式结论，但在城墙存废问题上意见比较一致。会议认为：在我们的时代，旧有的城墙已经没有作用了，而且还与城市的发展建设有严重矛盾，一般应予拆除。

在城墙存废问题上，北京市委一直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1953年11月，北京市委向中央提交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该报告中未涉及北京城墙的存废问题。

1957年5月，北京市委就“北京城墙存废”问题再次召开了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的专家、学者。在讨论中，有的政协委员主张先作计划，然后有计划地拆除城墙；有些委员认为可以拆除为原则，适当选择较完整的墙段作为文物保存下来；还有一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不同意拆除北京城墙和前三门。他们认为，如果拆除了前三门，天安门也就不那么突出、那么雄伟壮丽了，而会显得很孤单。

二、北京城墙的拆除

1、50年代初期的零星拆除

1953年5月，为了保证安全和改善交通，北京市向中央写报告，请示可否将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及瓮城拆除。对这个报告中央的批复是：同意你们把朝阳门、阜成门的城楼及瓮城拆掉，交通取直线通过。在批复中，中央还要求北京市做一些必要的解释工作，以便取得人民群众的理解。上述报告虽经中央批准，但为了慎重行事，有关领导又进行了反复调研。同年6月22日，市委、市政府决定：（城墙拆除工作）暂不进行，也不开辟新的豁口。

1953年12月，右安门瓮城因年久失修，部分城门、城墙发生倾塌。市政府在征得梁思成先生的同意之后，对其予以拆除。

1955年元月，市建管局向市委报告：北京外城的城墙因年久失修，已有多处发生倒塌，不仅威胁居民安全，同时也影响各项建设，事实上已成为首都城市建设的障碍。在报告中，市建管局主张拆除外城，并建议将城砖等提供给建设单位，以节省建筑材料投资。

1956年9月，市都委会在反复调研的基础上，对1953年编制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进行了修改。在新的城市规划方案中，提出了“将来把城墙拆掉，改建成为一条滨河路”的规划设想。但是，当时各界专家和广大群众，对城墙存废问题仍在进行激烈争论。

1957年6月，国务院将文化部不赞成拆除北京旧城城墙的报告转给了北京市。该报告指出：“北京是驰名的古城，其城墙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对于它的存废问题必须慎重考虑。”国务院同意文化部的意见，并指出：“希你市对北京城墙暂缓拆除，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并加以综合研究后，再作处理。”

北京市接到国务院转发的文化部的报告后，马上向各区人民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暂缓拆除城墙和收集有关城墙资料的通知》。各区人民委员会接通知后，立即采取了相应措施：一方面暂停拆除城墙；另一方面对拆除状况进行了调查。

50年代初期对北京城墙的零星拆除，是随着城市建设的展开逐步进行的。最早是一些最残破、最危险的部分被拆掉了，后来又有一些残缺不全且影响交通的部分也被拆掉了。当时，拆除内城主要是为了打豁口解决交通问题；拆除外城主要是因外城坍塌、倾倒状况严重，危及居民及车辆行人的安全。此外，当时城市建设项目较多，资金紧缺，很多单位为节省投资而申请从城墙上拆挖建筑材料。

2、“大跃进”运动中的拆除

1958年初，中共中央继南宁会议之后又召开了成都会议，随即全国出现了“批右倾、争跃进”浪潮，一场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大跃进”运动就此展开。同年9月，北京市也作出了《关于拆除城墙的决定》。决定提出除正阳门城楼、箭楼和鼓楼之外，其余城墙、城楼统统拆掉。

1959年初，有一些群众来信希望保留北京城墙。对此，市人民委员会要求市规划局复函。

1959年1月21日，市规划局在复函中称：“关于城墙的存废问题，过去争论很久，现在各方面意见已基本一致，主张把城墙早日拆除。”

在谈到拆除城墙的理由时，复函称：旧北京城严重地束缚首都建设事业的发展。将来沿着城墙要开辟城市第二环路，路两侧将盖起许多大楼，若使这些大楼面向城墙，是极不合理的。如果把城墙拆除，修筑一条滨河大道，两旁再进行绿化，则这条大道既显得开阔美观，又便利交通。

在谈到当时城墙拆除的现状时，复函称：北京城墙年久失修，现在已残破不堪不值得维修了。同时，外城现已基本拆完，内城也拆了很多，至于保留部分无碍于城市交通与建设发展的城楼或城墙为今后研究参考，我局还可再作研究。

1959年3月19日，市委常委讨论决定：把外城和内城的城墙全部拆除。如果当年劳动力紧张，可先少拆一些，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拆完。

1959年7月，市规划局对各区拆除城墙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由于城墙范围很大，且年久失修，所以拆除工作很困难。为此，市规划局要求各区对所辖管界的城墙进行一次彻底检查，除了影响安全的特殊地段外，其他地段一律暂停拆除。

1960年2月，市文化局向市人民委员会呈文：目前，本市城墙正在拆除，为今后研究北京城市建筑发展史和城市建设形制，我们建议将西直门城楼、箭楼、瓮城、闸楼，正阳门城楼、箭楼，以及安定门城楼、东直门城楼、东南角楼结合绿化保存下来。市文化局的呈文中还指出：文化部已决定，将正阳门、西直门和东便门角楼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这一时期，北京的城墙虽然拆了很多，尤其是外城城墙已经基本拆完，但城楼、箭楼基本上没动。因此按照文化部确定的文物保护单位与市文化局提出的建议予以保护，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北京市委、市政府最初的愿望。

3、60年代中后期的拆除

1965年1月，为战备需要，杨勇、万里、武竞天同志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修建地铁既是军事上的需要，也可兼顾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由于现有的北京城墙大部分已经拆除或塌毁，地铁准备选在城墙的位置修建。这样既符合军事需要，又避免了大量拆房；既不妨碍城市正常交通，又可方便施工，降低造价。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1965年3月27日，以杨勇同志为组长，万里、武竞天同志为副组长的地下铁道领导小组，研究确定了古城至北京站的地铁一期（一线）建设方案。同时还提出，护城河的改道、加盖工程要先行一步，为建设地铁二期（环线）工程扫清道路。

1965年6月中旬，根据彭真同志的指示，在正阳门附近的地铁线路采用了弯道绕行的设计方案，从而保留住了正阳门城楼与箭楼。

1965年7月1日，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开工。地铁一期（一线）工程拆除了内城南城墙和宣武门、崇文门。地铁二期（环线）工程的建设，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彭真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市政府，被停止工作受到批判。拆除地铁二期沿线城墙的任务，主要由铁道兵的两个机械化作业师承担。地铁二期（环线）工程共拆除了城楼5座，挖走城墙填土近100万立方米。

1969年3月，中苏边界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央提出“要准备打仗”，要求全国主要城市修筑防空设施。同年11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战备防空经费问题的通知”。为了“节约闹革命”，各单位纷纷就地取材兴建防空设施，于是一场拆城墙、取城砖，挖防空洞的群众运动在全市兴起。这场群众运动在“文革”期间延续了若干年，在建起一些防空设施的同时，也使北京的城墙遭到了严重的损毁。

综上所述，解放以来拆除北京城墙的情况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1953年至1957年。这个时期是边争论、边建设、边拆除。此时内城的拆除仅限于开豁口，以便解决交通通畅问题；外城则是从危险的部分和影响建设的部分拆起，逐渐扩大。其特点是零星拆除。

第二个时期是从1958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时期全国处在政治运动之中，是在一种非正常情况下的拆除。此时的城墙拆除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拆除。具体又可分两个阶段：

一是1958年，在“大跃进”浪潮中的拆除。其结果是：外城基本上拆光（有些地段还剩了半截），内城部分被拆毁，但城门楼仍在。

二是“文革”期间，在“准备打仗”的背景下的拆除。其结果是：内城、外城的城墙和城楼基本全部被拆掉。尽管在周恩来总理等有关领导努力保护下，古观象台、正阳门城楼与箭楼、德胜门箭楼、东南角楼，以及崇文门东大街的一段城墙、西便门的一段残垣得以保留，但毕竟无法挽回北京古城墙和城楼彻底被毁的厄运。古城风姿也为之大大减色。

来源：《北京规划建设》2002年05期，作者申予荣（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