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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江南”地域概念的政治含义

行政区 2023-11-26


关键词:江南  政治中心  异域地区提  要:江南地区的历史研究,近年来已成一门显学,然以往研究者多从经济史角度着眼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本文则着重于江南地区历代王朝体制下的政治地位的探索,以求对江南地区的历史地位有更全面的认识。

“江南”地区的历史研究,近年来已成一门显学,中外学者多有建树,成果累累。但基本上都是从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史角度进行研究,由于研究角度不同,有研究环境变迁的,有研究农业开发的,有研究手工业、商品经济的,有研究地域社会的,因此“江南”一词所地域范围,各家所有不同,但大体上不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宁绍平原范围。在诸多研究中,有一方面过去有所忽视的,就是“江南”这一地域概念,在历史上的政治含义,似乎注意得不够,有一些著作已涉及到明清时期“江南”的社会地位(如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等),但这种地位的历史渊源却很少论及。笔者不揣浅陋,想尝试谈谈这个问题。至于所指“江南”所包含的范围,大致也就是唐宋以来的长江下游地区吧!


近几十年考古证明,我国各地文化起源是多源的。但考古和文献资料也证明,黄河中游地区最早进入文明社会,最早期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也是我国早期国家夏、商、周形成的地区。江南地区虽然文明起源很早,如河姆渡、良渚文化等,文明也高度发展,但当中原进入阶级社会,而这些地区似乎还处于原始状态。最近良渚文化的新发现,有待进一步研究。这里比较清楚的历史是从周朝开始的。



一、中原王朝心目中的异域地区


据史籍记载,周太王将王位传给小儿子季历,目的是传给季历的儿子昌,即后来的文王,季历的两个兄长太伯、仲雍知道太王有意传位给季历及昌,于是大伯、仲雍“辞行采药”,跑到数千里外的荆蛮之地,断发纹身,“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从这一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推测,太伯、仲雍远离故土,跑到数千里外的太湖流域,并不是完全不想搞政治,隐匿山林,而明显是为了避祸。这说明季历当年恐怕是采用一种非和平手段获得政权的,太伯、仲雍不走,恐有杀身之祸。后人为了歌颂文王,把这些事都隐匿了。吴越地区自然条件好,资源丰富,只要有了人力,经济很快发展,于是在春秋时期,吴、越都曾一度强盛,欲争霸中原,吴地尚武,成了与中原对立的一股政治势力所在地。


三国吴孙时,据有江东之地,大臣张纮建议定都金陵,因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形势险要,他说: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金陵),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改金陵为秣陵,秣为马的食料,明显有贬意。相传秦淮河原称淮水,秦始皇因东南有王气,曾有意凿冈而浚之,故曰秦淮河。这些传说显然是不可信的,但说明虽然秦统一了六国,当时中原人对吴楚故地一直抱有戒心意识。秦末项羽即起于江东,有八千子弟随之,这八千子弟出身不清楚,估计是荆吴后裔,说明秦统一后,这里一直潜伏着一股反中原的势力。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以东南形势,而能与天下相权衡者,江南而已。”他认为:“亡秦者,非江东子弟之力不可也。”果然,亡秦者,实为江东项羽,刘邦是从项羽手中取得政权的。


汉初,刘邦平了异姓诸侯之乱后,封同姓诸侯,“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心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刘邦在消灭异姓诸侯后,封同姓诸侯,对其亲生儿子怎会有此猜忌之心?盖由秦末以来,江东子弟骁悍善战,且有铜盐之利,经济实力浓厚,所谓“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且地处偏远,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为中原王朝鞭长莫及之地,易起问鼎中原之念。不意竟言中,以后吴楚七国之乱,吴王濞为其中实力最强者。《汉书地理志》说:吴越之地,到秦汉时代,“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这就是刘邦“患会稽、吴轻悍”的原因。汉一代对吴越之地始终抱有警诫之心,“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保强,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说明秦汉以来,东南地区尚武的民风,对远在西北的中央政权始终存在隐匿的威胁。

二、南北对峙——江南首次中原以外另一政治中心


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原来为中原属地,一跃而成与北中国对峙的另一个政治中心。三国孙吴时,东南虽然尚未充分开发,但无疑已成为能与中原抗衡的一大势力。晋武帝太康三年平吴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说明东南地区民间对晋的统一仍存的贰心。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后经东晋南朝,历数代经营,人口大增,三吴富庶,又有南渡带来中原文化,以及儒、道、佛思想的影响,逐使扬州(州级)成为与中原王朝对立的政治、文化重地。六朝时期是江南从尚武到崇文重儒的转变时期。故到了隋代,东南时俗为之大变。“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兴隆,故能长期与中原政权抗衡。开皇九年杨坚平陈,恨极分裂了数百年的东南政权,于是将六朝古都的建康城夷为平地,并将“江南士人,悉播迁入京师”。以后又遭到东南人士强烈的反抗。随后,对江南经济严加控制,民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又派他的儿子杨广为扬州总管,“镇江都,每岁一朝”。就是为了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杨广游江南除了享受外,恐怕还有对东南地区监察的任务。最后还是被宇文化及杀死在扬州。


李唐兴起之初,东南地方势力反抗仍甚。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指出,唐初平定江南后,改金陵为白下,后改白下为江宁,都有贬义。也反映唐初李氏对江南地区的心态。太宗后国势渐平,黄河流域再度辉煌。由于中原王朝的强势,东南地区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而文化上渐趋重要地位。唐太宗李世民设文学馆、弘文馆招徕天下文人学士,而东南文化竟占很大比例。于是东南文人开始进入了帝国的政治舞台,胡三省说:“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学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这就是为宋代以后东南文人在政治地位的上升,开了先河。安史乱后,东南地区经济地位日隆,成为王朝经济命脉所在。唐后期置扬子院于扬州,管盐铁、漕运,即以江北控制江南。五代时期,东南稍安,经济更为发展。建立在开封的赵宋王朝,经济上更依赖于东南。宋代江南六路漕粮运至扬州起运,一度在仪征起运,虽然是赋税收集,事实上也有对吴越地区政治控制的内涵。

三、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江南


明清以后,东南地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建立在北方的中央集权王朝就对其更有戒备。元末贫农出身的朱元璋在消灭张士诚、据有江南以后,对这块经济发达、文采风流的地区,十分厌恶和疑惧,不仅对江南苛以重赋,对江南士绅严厉的打击和迫害,还迫迁大量苏州富民于临濠。洪武年间沈万三事件,实质上是对东南富豪政治上的重大打击。据有人考证,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内,苏州知府竟然换了三十次,而且这三十人中,遭到“左谪”、“坐事去”、“被逮”、“坐赃黥面”、“坐法死”等严厉惩罚者就有十四人。他又规定:“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住户部。”(黄波《朱元璋为什么疾恨江南?》)。由此种种,可见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高度专制集权政权,一上来就对南宋以来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市民意识和文化比较发达的江南,天生有一种忌恨。然而社会发展终究是势不可挡的。明代中叶后,江南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士绅阶层地位上升,市民意识加强,其中不少虽有功名却层次不高,或者根本是个白丁,然其参政意识强烈,舆论影响不可小觑。这种阶层的意识潜实质是反专制封建的。故晚明东林学派、复社成员,有的是通过科举在朝为官,有的则是富商,于是两者“士商合一”,形成了一股社会势力,往往与朝廷许多政策对立,或干预地方事务,东林党人顾宪成明确说:“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这种思想虽然产生于江南士大夫这一阶层,但这一阶层是根植于江南这一地区的。因此,中央政权连带这一地区产生先天的忌恨。


满清入关,最头痛的是江南士绅阶层。故康熙十分关注江南地区的社会情况,苏州织造李煦就是他派往江南的耳目。他通过李煦除了了解江南扬州、苏州等地的睛雨、农业收成外,更重要的是要他监视官场,密报民情。并明确指示:“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生有,议论大小事。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李煦奏折》第76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并时时询问“南方安静否?”(第88页)尤其关注江南社会的舆论,指示“再密打听,奏闻众人议论如何?”(第109页)与此同时,他对付江南士大夫的策略,则用软硬种种手段进行镇压和笼络,一方面通过科场案、通海案、哭庙案、奏销案沉重打击了江南地区衿绅的势力,有学者指出,雍正中期的“江南张云如匪教案”,是因为“江南一带自清易明以来,始终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反清复明的遗民情绪。读书人逃禅隐居,著书讽世;习武人则四处奔走,伺机起事。某种意义上讲,`江南案'是顺、康以来,清政府镇压江南一带反清复明势力一系列案件的一个延续”;一方面兴博学鸿词科,以后修《大清一统志》、《四库全书》,参与者东南士人为多。康熙、乾隆数次下江南,除了关切治河、通运事外,同时也是为了解东南民情。雍正年间大兴文字狱的罹祸者、乾嘉时考据学大兴而有成就者,均以江南士大夫居多。可见其镇压和笼络江南士大夫阶层的政策,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当政局稍有风吹草动,江南又成为最不安定地区。如晚清对变法、新政,支持者亦以东南人士为多。


满清政权的建立,是以仅数万八旗入主中原,最终统治了一个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疆土、近两亿多人口的大国。其初不免心气不足,故一直是将晚明以来人本主义思想比较浓厚的江南,视为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异质地区,对远在北京的中央来说,这是一个离不开、信不过的地区。在交通、信息技术还处农业社会阶段,这也是控制庞大疆域帝国中枢的必然心态。晚清以来,废科举,开学堂,兴报业,制造社会舆论,江南士绅开始成为一股在野的政治势力,正如左宗棠所痛诋:“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总之,在长期中央集权专制政治体制的传统社会里,江南地区既是王朝经济上离不开所依靠的地区,又是十分防范的地区。这就是江南地域概念的政治意义。




我国地域广大,各地区自然、人文差异很大。自秦始皇大统一帝国建立以后,各地区与中央朝廷的关系也不一样,有京都畿辅区,有军事防护区,有基本经济区(冀朝鼎语),有羁縻统治区等等。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特定的内外不同政治形势,各区的地位也有变化。中央朝廷对不同地区的关注和统治方法也不尽相同。“江南”地区在我国历史上有其很特殊的地位。我们今天研究江南地区,研究其经济发展当然是首要的。但仅仅如此,还不能全面了解江南的历史。如果能将江南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在全国统一局面中的政治地位作进一步考察,可能会对江南地区的历史地位有更透彻的理解。





来源:《浙江学刊》2010年02期

作者:邹逸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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