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社会观察”学术恳谈会在京召开
——郑广怀（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2021年1月1日，“不一样的社会观察”创作人招募开启，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田丰研究员和清华大学社会学院严飞副教授的详细阅读与评估，截至2月28日，共选出十份作品参与会议。
4月18日，“不一样的社会观察”学术恳谈会在京召开，来自高校与媒体的十位发言人分享了他们看待当下社会的丰富视角。在田丰研究员、新经典人文社科事业部总编辑杨晓燕的主持下，参会人以“破圈”为目的，进行了友好而热情的讨论。
会后，新经典将为部分优秀作品提供签约出版机会。据悉，恳谈会将于今后持续举办，敬请期待后续消息。
会议发言精彩片段摘取如下：
（按发言顺序排列）
郑广怀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副院长，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劳工研究与工业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社会组织，在《社会学研究》、《开放时代》、《国外社会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发言题目：
理解平台经济中的“下载劳动”
精彩回顾：
“下载劳动”这个概念，核心表达的意思是我们作为一个劳动者，到底是主体还是载体？以往我们对劳动者的假定是我们是个主体，就是说我自己有一定的控制，我要偷懒也可以。从管理的角度来讲，既然你是主体，我有办法去控制你这种主体的不可规制的行为，不能配合我利用生产的行为。之所以用“下载劳动”，核心是说劳动者已经从主体变成一个载体。
为什么大家都骂“996”而每个人都在做着“996”的事情？要去理解平台劳动者，就要去理解这种我们看起来是来自外部的劳动控制是怎样被我们所常规化，人是怎样一开始就被塑造成了主体的不同模式。 平台改变的不仅仅是技术控制的手段或者技术，而是观念，我们基本上已经把生活里对我们无所不在的监视当作一种自然状态，认为这是现代生活必须的代价。
先进技术的普及提供了一种更广泛的、更模糊的但看起来是侵入性更小的、更强大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一个虚假的自我控制。在监视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下，每个人，包括工人，只能选择与不断增强的监视技术进行融合。在这种情况下，下载劳动已经变成了资本家的心智加劳动者的身体，下载劳动是像计算机一样思考，同时最大限度地冒着最大的风险，运用他们的身体来劳动，来服从于整个资产阶级体系。
人以前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系统的一个部分，与机器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但现在平台劳动改变了，人不是作为系统的一部分，人是系统下端，劳动者可以随时被植入系统，并按照系统的逻辑运作。
平台使得工人能够与社会劳动总量相联系，而不需要他们直接进行联系，也不需要社群和国家的计划。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纽带被取消了，数量交换的媒介本身连接和调节了劳动的分配。所以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内卷的事情发生，尽管现实中的工人劳动看起来是相互协作的，但工人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激烈竞争和你追我赶，因为劳动已经不需要工人之间的配合。
从马克思的角度来讲，劳动构成了人类的起源，如果没有劳动，人类生活就可能没法想象，人也没法进步。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变成商品化的东西，工人被异化。我们必须承认，工人的主体性是存在的，因此产生了工人阶级的持续抗争，这个抗争改变了历史走向。但在平台经济的条件下，下载劳动使得工人的这种主体性丧失甚至彻底丧失，使得劳动与人性开始分离，劳动被彻底从劳动者身上剥离出来，变成了APP支配的劳动。这不仅仅是劳动者的危机，也是我们人类存在的危机。
任悦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副教授、副系主任，研究方向为新闻摄影、视觉传播，著有《1416摄影辞典》《图片编辑手册》《新闻摄影》《视觉传播概论》等。
发言题目：
还乡计划：视觉即方法
精彩回顾：
“还乡计划”邀请参与者在春节期间拍摄自己的“还乡故事”。这里的“还乡”既包含地理概念上的乡村，同时也指称着心理层面上的“原乡”。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春节制造了一个时间裂隙，让人暂时摆脱被规制的都市生活，进入一个春节时刻。这个裂隙滋生着由于生活暂行性刹车而产生的自我观照，有着时空变化带来的诧异；都市景观与乡村景观，现代时间与传统时间，机械生活与自然生活……它们相互对照与交织，“还乡计划”即展开于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
自 2012 年开始，还乡计划已经进行到第十季，每一季都发起不同的话题，参与者已超过百名，有学生也有在不同行业领域工作的在职者，最终作品以放映会、网络传播、线下展览以及自制摄影书的方式呈现。“还乡计划”构建了一个流动的公共论坛和临时的聚落，以影像为媒介，它不但映射着现实世界的景观，同时也是每个人内心世界的表征。
我们国家没有经过西方的“柯达摄影时代”，就是大家都利用照相机去拍一些东西，个人摄影发展是非常滞后的，一下子就进入到数字摄影时代，但是我们对摄影的理解还是传统的照相馆摄影和沙龙摄影。我觉得摄影作为一个社会观察工具是不被认知的，即使是专业摄影领域也是这样。
摄影本身需要一个阅读和互动的过程，所有影像内容都需要被调取、被问出来，如果不去问的话，它里面的东西都是死的。
刘正强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研究兴趣为法律社会学、信访与中国政治，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学术月刊》《开放时代》《社会》等杂志发表文章若干。2009至 2011 年挂任唐山市信访局副局长等职。
发言题目：
围城：京访女人帮及其日常
精彩回顾：
信访无疑是中国底层社会的鲜明印记，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隐约痛点。多年来，我常常混迹与游走于北京各接访场所，特别是访民们散居在郊区的住处，除了为做研究进行田野调查外，更为感受一个不同的世界和不一样的生活。
在倡行法治的今天，法律是政府和访民共同使用的武器。然而，法律常常为双方在工具意义上使用：政府希望通过法律来治理社会，访民却更善于依法纠缠，他们为打官司，会把相关的法律条文研究得非常透彻。我在上海见过一个访民，他的文本十分丰富，除了自己的案情，还附有相关的案例、法条，包括目录、标注、页码、注释、对照图等，内容非常丰富和清晰，法官纯粹按照法律条文是不可跟他对抗的。
信访的场所非常多，除了法定的各个部门的来访接待场所，像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及中纪委（国家监委）的接待场所，政法系统及国家各部委的接待场所外，还有些广义上的信访场所，比如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等媒体，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甚至包括鸟巢、北京饭店、建国饭店、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庆丰包子铺也曾是他们聚集的地方。
一些访民具有朴素的和未开化的政治理念。曾经有一个疑似精神障碍的访民纠缠了我三年，频频到我的单位上海社科院闹事。我说我们和信访部门是有分工的，我们做研究、写文章，无法帮你解决具体问题。她不这么认为，问她为什么反复来社科院，她说社科院这个地方是“研究真理”的。对他们来说，财政供养人员都具有一样的职能，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部门的分工体系、各司其职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制约作用的。
大家都认为信访是一个充满风险和挑战的行当，和黑帮、犯罪等领域一样，更适合男性参与。但是根据我的观察，不管是集体访还是个体访，都是以女性为主。信访制度是一种“她”制度，是一种更利于百姓倾诉、宣泄的情感化制度，故而更能为被认为是弱者从而更值得同情的女性所掌握。我们知道的每起报道过的涉访案件，如性侵、被关黑监狱、脱衣抗争等，几乎都和女性有关。
杨樱
文学杂志《小鸟Aves》主编，2008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曾任《第一财经周刊》执行主编、好奇心日报总编辑。
发言题目：
一本和“小粉红”有关的书
精彩回顾：
我们发现“小粉红”这个选题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开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对威权主义毫无戒心？他们不会意识到。就像摄像头一样，成为他生活中非常自然出现的一个场景。威权主义把他包围了，他觉得没问题，这是保护我安全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支持我生活的一种存在，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这个选题是这样诞生的。
我的采访对象一定要出生在1995年—2005年之间，这些人的特点就在于他是后互联网时代出生的，他出生的时候就伴随着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等一系列已经约定俗成的设施。他事先就比他的上一代人（80后）接受快得多的信息流动。比如他只要看北大的一个什么教授的说法，马上用来反对他妈妈。家庭的语言话语权马上就不对等了，这就导致了他和父母的关系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作为年轻人，“左”是应该的，反叛是应该的，抗拒是应该的。这里比较诡异的地方在于，他为什么不反抗威权主义？我们看到的所有例子都是，他严厉地反抗他的爸爸，反抗他的家庭，他和原生家庭之间吵得不可开交，认为爸爸对他是严格的压迫。但是他不反对任何意义上的国家的控制、监视或者政府层面威权主义的种种特征。
我们访了一个人，他举报了纪录片《通往北京的道路》。我说你为什么要举报《通往北京的道路》？他就说我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所有威权主义的人。但他同时支持所有疫情期间的高压政策。这些东西可以结合在一起，他不觉得这些东西有任何冲突，同时他也不觉得自己是个粉红，他觉得自己是个自由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是为真理而战。威权主义在他那儿时大时小、时有时无，就和很多标签在很多年轻人身上一样具有不稳定性。
我的大部分采访对象的父母完全已经中产阶级化，他坐拥中产阶级生活环境，他认为像外卖、星巴克、电脑这些东西都是理所当然出现在他生活当中的，他没有道理把这些东西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删除，所以他想问题的前提也是中产阶级化的，要稳定，稳定和某种意义上保持物质生活的长治久安是他衡量人生标准的一个大前提。
任何现在在互联网上乃至生活当中，你只要提出一个观点，都不需要佐证它或者不要去证明自己是什么样的立场，这个观点和观点提出来马上会被黑掉，这个人会被黑，这个观点会被消除，这个话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讨论从来没有发生，一切都是干干净净的，只能说一点和这个完全无关的。这个讨论的氛围已经消失了，并不在于讨论当中力量孰大孰小的问题，讨论本身是被禁止的。
吴琪
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在读），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研究、消费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人民论坛》等杂志发表文章数篇。
发言题目：
厨房的革命
精彩回顾：
厨房包含生产、消费、社交，包括一部分祭祀活动，全都混杂在一起，是日常生活中信息量最大的一个切片。
我们会觉得现代化设施是需要更新换代的，有了新的，旧的自然就淘汰了。比如城里是没有土灶的，因为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土灶用的人力成本、时间成本、各种各样材料的选取难度都是最大的。但是在农村明显不是这样，而且恰恰相反，他们会觉得土灶是奢侈品，土灶更加接近自然，烹饪方式更加独特，用土灶做出来的饭更好吃。我觉得，农村和城市人对于很多东西的评判标准，尤其是日常生活中，对于生活质量、对于生活方式的评判标准是有很大区别的。
农村现代化的很多项目，它背后的逻辑是现代化了你就幸福、你就快乐、你就开心，但我想说，未必是这样。如果用这种逻辑的话，就好像一个人做生意，他只讲市场要大，营收收入要多，但不讲纯利润，只讲获得感，不讲失去感。有可能你为了得到这个很大的获得感，为了增加你获得幸福的途径，失去的东西更多。现在为什么有很多城市里的佛系青年、丧系青年，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没有讲幸福的纯利率，讲的是幸福的营业收入。就好像很多国家会迈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样，只是讲发展，只是一味地得到更多，没有讲到底怎么样保证不失去。
杜月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发展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社会理论，论文发表在《社会学研究》、《社会》，Urban Geography， Development and Change等学术期刊。
发言题目：
芝加哥舞女、中国洗衣工与北平囚犯：都市中的陌生人
精彩回顾：
“陌生人”是齐美尔提出的一个现代人的状态，是说一个人今天在这儿、明天在这儿、后天还在这儿，只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你不了解这个人之前是什么样子的，你也不知道他的将来是什么样子，现代城市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
当一个个体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和村落来到城市的时候，芝加哥学派会强调每个人都是这个意义上的边缘人，因为你会面对一个巨大的张力，就是你要处理自己之前的过往现在的文化冲突之间的张力。
芝加哥舞女会有一个后退的向下的事业轨迹。第一个阶段她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庭。第二个阶段，她们是这个舞厅里最年轻、最漂亮的姑娘。但是慢慢她们就不再那么受欢迎了，所以她们会离开原来的舞厅，进入菲律宾人种的圈子。但是过一段时间，又会有新的姑娘来，很多舞女就会变成黑人区的妓女。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特别主动地去处理原生的社区和家庭和新的城市之间文化张力的一种方法，就是所谓的moving on，不断地离开。
这和城市空间的多元化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城市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次打开了如此丰富的社会空间，可以让人不停地在不同空间内流动，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另外，这是一种特别城市的人格，大家可以理解这是一种特别无根的状态、一种漂泊的状态。
一个中国洗衣工到了美国之后，在城市里面临西方的都市文化的冲击，他的适应不是moving on，而是安于此（stay with it）。他慢慢地接受了他的父兄给他的一套教育理念和生活的格言，就是不管做什么，我要拼命地洗衣服，然后回家。这些人虽然身在美国，但是和家乡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比如他们的子女、妻子、侄子全部有权利要求他们的帮助，另外，他们要调停各种各样的村庄事宜。其实他们是所谓“不在家的乡绅”的状态。中国洗衣工不是没有社会生活，而是他的社会生活一直都在他的家乡。
西方文明是不断地通过征战、征服而呈现的文明状态，在每一次征战、征服的过程中，原有的社区结构都会被打破，个体从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一个新的可能性，然后他会去融入一个新的文化，这是一个不断地通过征服、解放而更迭的结构。
但是中国文化完全不是通过征服、武战的方式来接纳新的文明，它始终是一种包容的、文明的状态，中华文明会不断地把跟它不一样的文化用一种包容的方法来放到自己本身的社会和道德秩序中去。
郑少雄
郑少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兴趣为历史人类学，汉藏关系，文艺中的藏区形象等。有专著《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及论文若干。
发言题目：
我的康区喇嘛朋友们
精彩回顾：
我关注康区喇嘛，总体上有其内在缘由。一方面清末到建国初，土司头人和寺庙的势力都消亡或衰微了，当然改革开放以后，宗教力量复兴。这两者曾经互相支持也互相掣肘，但是现在的康区社会治理，要面对的重要元素只剩下寺庙了。看起来是老问题，但也是新问题。另一方面，宗教人士的流动愿望和能力很强，我很想知道他们的流动方向和路径是什么，代表了社会生活格局的什么变化。还有很具体的社会生活上的考量，喇嘛们老了去哪里？
我关注的头两位喇嘛，他们都有90年代初去到印度的经历，他们主要是去学习，他们在那里的佛学院待十多年，拿到一个学位，有点类似博士。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不大一样的是，我要成为高僧就是不但要自己去努力学习，他们要去依止上师，所以上师在哪里他就去哪里，这是流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在今天，我在这个年轻的喇嘛身上看到他们人生的进阶方式已经不一样了，以前他们不断地向西流动，向尼泊尔、印度流动，向西藏流动，但是今天他们已经向北京流动了，北京有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通过他们的流动，我们能看出来，藏区内部的文化格局在发生变化，国际政治、宗教内部也都在发生变化。
我在访谈的时候，有几个喇嘛哭了，说他也照顾不了他的原生家庭的子侄们，说他以后可能也回不了家了。我想去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在我的镜头里面哭，你都出家了，难道不是表明你在脱离你的世俗社会生活？我认识的一个堪布，他说他现在最头疼事情就是以后这些回不了家的喇嘛们怎么养老。
藏区有个家屋制度，一个大家庭里有一个人持家就行了，他们留在家屋里面，家屋除了房子、还有土地、还有不同代际的大家庭的结合。有一个人结婚，其他人就不一定结婚，他们可以出家，所以藏区出家的比例很高，当你老了就回来，你的子侄们会养你。另外结婚也可以，去给人家上门。
今天藏区也同样面临着社会的变迁，家屋这个制度慢慢式微了，原子化的家庭逐渐产生。以前喇嘛是作为整个家屋的一份子，我回到家里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因为今天他的家庭形态变了，那些喇嘛们跟我说，他们现在再回到家里就有点不是滋味了，回到家里就很尴尬。原来他也在支持他的大家庭，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所以他回到家里，家里自然有我的位置，但是现在子侄们的小家庭里未必有他们的位置。
我会陆陆续续写好几位喇嘛，了解出家人的生活，其实是在理解当代世界性、区域性和地方性世俗生活的变迁。
王希言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人类学实验室博士候选人，研究领域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生态保护、族群认同、亲属关系等。
发言题目：
岛上有三个“疯子”
精彩回顾：
我刚到金门的时候就了解到一个现象，每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桃花开了，岛上有一个现象叫“桃花疯”，很多人开始陷入要疯癫的状态。我自己分析，是因为战争的时候有很多创伤，包括50年代炮战，“单打双不打”，你可能正常地在生产、生活，突然一个炮弹就过来了。“桃花疯”现象近些年来有所好转，因为岛上也有开自己的医院，战争年代逐渐远去，老一代逐渐老去或者死亡，“桃花疯”已经逐渐消失了。但是现在岛上有三个疯子是大家都知道的，非常有名。
阿良的故事，是宗族权力如何超越法律维持地方的稳定；可乐，是传统文人知识遭遇现代性冲击时的不良反应；而生活中并没有任何风波的萧凤，我为她杜撰了一个结局，让她成为了一个舞者。
三个故事里体现了疯癫/正常，男性/女性，个人/群体，原住民/外来者几组二元对立。虽然同为“疯子”，男性被留在了自己的家族中，生活在原本的土地上，甚至享有跟正常人一样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继承权，并一如既往的得到了群体的支持和关注；而女人，却被轻易地抛弃，或者“出卖”，流落他乡，而大众也选择性地忽视了她们的命运。
因为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要求我们必须以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他们的生活，但是我们本身有自己的文化和判断，这样一来两种文化冲在一起时，我们无法介入，无法行动，所以我觉得在田野的时候常常会有受内伤的感觉，而文学创作为我们自己的情绪提供了一个出口。
张猛
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热爱非虚构写作活动，在“网易人间”“全民故事计划”“真实故事计划”等平台上发表非虚构作品二十余篇。
发言题目：
“高学历致贫”：高校青年博士群体生存状况调查
精彩回顾：
当年我在写《我们是不是被读书改变命运给骗了》这篇文章，我们在俄博士有个群，被发到群里以后，大家都说很有同感，但是底下的评论恰恰相反，大家都不相信高校老师怎么可能才4000多块工资呢？觉得是十几年前的数据。当时有几种声音，比如寒门再难出贵子、知识改变命运、因学致贫、阶层跃迁、个人财富自由等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声音，我想表达他们这种境况的背景。
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我的一个同学，博士毕业之后去了一个C刊作编辑。他跟我同样是助研级别，但因为他是期刊编辑，又是C刊编辑，所以他频繁地被请去各个学校作讲座，大家的目的也很单纯，就是通过他发论文，跟他搞好关系。他是开了32场巡回讲座的一个编辑。
还有一个人，不算是青年博士，是我身边的人，为了晋升，提高自己的待遇，在象牙塔里跳来跳去。他会把文章发在集中的时间段，以获得晋升，然后再去另一所学校应聘，拿到引进人才的待遇。
我觉得这是高校生态里中的一些，在外人听起来可能感到啼笑皆非，但是我是感觉很无奈、很辛酸的一些事例。如果从道德上去写就没意思了，我们自己去考虑，为什么我们有了高学历却成为这样一批人？就像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写的,贫穷使人犯罪。这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邓耿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教师，开设《写作与沟通》课程。201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获理学博士学位。
发言题目：
一流之后：清华大学的新百年
精彩回顾：
最近2017级一个学生，提出了清华的七大矛盾。这个事很有意思：第一，从本科生的视角来看，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多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切身的体会。第二，其实他并不是我们校园内唯一做这个事的人，我知道有很多学生“大V”，学校里有什么事，他马上写文章，帮助学校完善他们的工作。说明学校发展到这个阶段，出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学生也开始在思考清华向何处去，他们也在提他们的观点。
我认为清华大学的矛盾可能不是这七个、不是五个也不是三个，而是某一个，就是既有办学路线的断裂和新时代的师生、校生、校师之间围绕这个共识重新去形成的这样一个基本矛盾，这跟十九大对今天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类似。
我现在在学校的本科教育改革专家组里做一些工作，我们这个组开会基本上没有开成功过（笑），因为所有人的理念差距太大了。对工科院系而言，工科人他会说通识教育很好，但是不能通识教育侵夺了我专业的学分，不能说土木工程师四年毕业了，桥造不了。但要这样，他就要学一百四十个学分的课程，这样的话，还有什么时间做通识教育呢？这样想的话，通识教育就不希望本科教育变专业人才，这是根本性的冲突。
这个冲突在学生那儿就会体现为左右为难，学校为了做这个事，在现阶段只能主要通过加课来改变。比如我现在在上写作课，校长宣布2018年开始，所有本科生加一门课，2学分，写作课。还加了第二外语，加了通识核心课等等，这是做加法，对于学生来说感觉就不一样了，他就造成了无所适从。清华的通识教育体系也是一直在探索、摸索，从2000年开始就要建通识教育，到今天还在不断探索通识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