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已经形成了各地区的产业特点，同时，产业发展正处于高度动态变动时期，需要突破交通、生活、制度、标准等障碍，从而促进各地区优化产业招商方向，形成真正的产业一体化发展。

一、长三角产业在土地资源约束下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目前，长三角产业招商已形成较为明确的投资门槛，亩均投资门槛为100万/亩，亩均税收不低于30万/亩。在产业土地政策上，“弹性出让”关注度高。上海2015年率先规定一般新增工业用地产业项目出让年期不超过20年；江苏紧跟其后，将出让年限缩短至30年，鼓励先租后让。弹性出让是一把双刃剑，有效遏制了工业地价过高和低效用地问题；同时因为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压力，也抑制企业投资热情。近年来，长三角开始探索M0用地政策，从界定产业准入类型、提高配套比例、提高产业准入门槛入手，一地一策，推动产业往研发、创意、设计、中试、无污染生产等新型产业功能升级，更好的保障从传统制造业中独立出来的研发部门、及部分研发结合轻生产的高科技企业的用地需求。

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功能分工呈现多中心格局。上海更趋向于中心枢纽的功能，南京、杭州、苏州、宁波等大城市更趋向于专业化中心及分级子中心的功能；同时各大城市的非核心功能向周边疏解。在产业发展上，长三角地区正在崛起一批世界级的产业集群。浙江“块状经济”从单纯的地理相近走向龙头引领、小企业分工协作的新阶段。江苏也在着力打造13个产业集群。在产业分工上，由原来的垂直分工为主，转向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并行。

二、长三角产业协同的动态性特征明显

区位交通是吸引企业转入的首要因素。随着高速公路、跨江跨海大桥和高铁的建设，南通、嘉兴、滁州等地已逐步加入承接上海产业转移的前沿阵地。环保安监“一票否决制”，使得环保成为长三角企业迁出最普遍的原因。土地指标紧缺、投资强度门槛提高、政府明确招商产业导向等因素、跟随供应链迁出、成本及人力资源，是影响长三角企业迁移的重要因子。同时，在不同的区域内，产业集聚、经营成本、人力资源、营商环境等各要素的作用程度差异性也比较明显。总之，在推力和约束力相互作用下，长三角产业协调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

一是低端产业转移与总部回迁共存。由于商务成本压力，长三角产业向三四线城市迁移的趋势明显，但受制于三四线城市科研能力薄弱、开放度不足、管理人才跟不上等问题，存在总部类功能迁回一线城市的压力。二是高端产业转移与自主创新共存。长三角迁入产业整体向高层次跃迁，从承接传统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承接具备空间布局能力、自主创新实力、价值链延伸要求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转变。重点迁入门类集中在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汽车。三是外资向节点城市转移的力度加大。外资向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等中心城市的转移力度在加大，对苏州、无锡、宁波等重要节点城市布局也在加剧。从国际分工与转移来看，特斯拉、西门子医疗等为代表的企业落地上海，上海与全球的高端制造网络联系更为紧密。同时，高新制造业研发中心对上海的青睐度提升，成为上海嵌入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接口。内资科技企业如腾讯、房地产总部如阳光城、国企如中国中铁等，也在选择设立华东总部或迁址到上海。四是跨区域的园区协同共建模式日益成熟。长三角较为成熟的产业园区，如苏州工业园区等，已有异地合作尝试。合作区域主要为同省或相邻省份城市。土地紧缺与产业联动是推动长三角产业园区进行异地拓展的主要动力。在异地拓展的过程中，主要障碍在分税机制方面，同时投资主体、团队搭建、政策等方面的体制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三、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热度不断升温

为全面、客观、实时、量化地评价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戴德梁行与上海社科院课题组从经济规模、增长增量、基础建设、对外开放、生态环境、城市生活、产业环境、科创驱动八大方面超过45个指标，设置三项评价指标。其中产业投资环境指数为一项综合指标，产业成长性指标及产业创新力指标为其中子项。一是长三角城市群产业投资环境指数梯度性特征明显。上海长三角领头羊地位稳固。南京、苏州、杭州三市位列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代表城市为无锡、宁波、南通等江浙城市，近年发展势头迅猛，其中江北城市南通经济增长亮眼，大有反超之势。二是长三角城市群三四线城市产业发展迅速。产业成长性指数，重点对城市的经济发展活力指标——产业投资活跃度、产业先进性及科创力等指标进行比选。核心城市的发展增速已进入平稳期，嘉兴、常州、盐城等发展速率已超过核心城市。整体来看，长三角各地对于产业发展的热度不减，杭州依托创新产业及民营经济转型表现突出。三是长三角城市群产业整体创新力稳步提升。产业创新力重点考虑高新产业占比、企业研发投入及科创能力等，考量城市产业的创新力。第一类城市代表为上海、杭州、苏州，综合创新能力处于领先地位，依靠专项基金、政策等多元手段大力推进创新发展。第二梯队中，南通、常州、无锡、合肥等城市近年R&D经费及人才数量不断增加，带动整体城市科创力量发展。苏北、浙南、安徽等城市排名落后，正在培育科技创新氛围。

四、长三角产业协同发展前景广阔

疫情期间，长三角的产业保障能力、城市管理能力再一次经受考验，在区域内达成更纵深的协同成为共识。

一是空间布局将呈现“云状协同”新态势。第一，“去中心化”新趋势明显，物理联系趋于扁平。随着高铁路网密度加强、运行效率提升，上海及省会城市在物理链接上的中心效应在下降。在江苏浙江省内，越来越多的铁路链接可绕道省会了；在长三角范围内，越来越多的铁路链接可以绕道上海了。跨省城市要素流动正在实现精准对接。第二，“中心化”新格局，强者恒强。区域中心节点城市的辐射效应仍然突出，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的区域中心城市强者恒强。第三，长三角即将进入闭环链接时代，主要经济带关注点多元反转。随着浙西交通改善，尤其是商合杭高铁及杭黄高铁的开通，合肥可跳过南京，直接实现与上海、浙江的高效联系。长三角的链接即将从U型链接进入闭环链接。作为传统外资高地，沪宁合科创走廊近年开始重视科创及内资企业的招引。传统民营经济活跃的G60走廊地带，近年开始关注外资的招引。第四，未来有望实现多核多中心。上海是长三角硬核城市，南京、杭州、合肥等省会城市，及苏州、宁波等经济大市，有望成为跨省交流的新核心，长三角逐步形成“云状协同”。

二是产业无序同质竞争格局被打破，协同发展创新经济逐步确立。第一，长三角产业向创新经济演进。目前，长三角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低产出的“三高一低”行业全面收缩，产业全面向战略新兴产业迈进，在产业细分日趋明显的情况下，产业定位同质问题逐步弱化。上海形成金融服务、国际商务、科技创新等外向型发展能力；杭州的互联网与电子商务产业，宁波的航运与贸易，苏州的外向型工业，无锡的物联网与智能制造，南京的半导体与芯片等现代特色产业已具备参与全球竞争的基础能力。第二，整合优势创新资源，协同上海共建国际科创中心。未来长三角地区的科技创新将瞄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一战略坐标。苏浙皖三地集聚了丰富的产业创新资源，在有些领域还领先于上海，如杭州的互联网技术、合肥的量子通讯技术等。上海将更加积极地吸引苏浙皖三地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和大公司研发机构入驻上海，支持他们在上海设立研究院、研究中心，把上海作为科技创新的前方基地和桥头堡。

三是存量盘活，增量创新，探索飞地合作模式。上海、苏南等开发较早的城市，盘活工业用地存量、合理置换是下一阶段发展的重点。受制于土地增量，产业向土地指标较宽裕、生产成本更低的苏北、安徽的部分城市扩散。在此过程中，通过跨省跨市的分税机制以及相关的权责分配机制落地，推进产业园区共建，实现飞地合作。

（主要内容来源于《长三角产业协同发展研究白皮书•2019》，戴德梁行vs上海社会科学院）

戴德梁行中国区产业地产部主管、董事总经理 苏智渊

戴德梁行产业地产部高级助理董事 冉维维

（转载自《长三角观察》2020年第6月号（总第1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