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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推荐的文章根据全国2997个县级行政区的数字乡村建设信息，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革命老区共同富裕的影响。

特别注意：企研数据根据涉农企业和数字经济产业企业的交集构建了数字农业产业企业信息表，并打上了是否属于“革命老区”、“国家重点帮扶县”、“乡村振兴示范县”、“山区26县”的标签，基于此构建了“历年各省数字农业产业企业数量统计（1985年-2022年）”数据，可供各位学者研究革命老区、国家重点帮扶县等区域的数字化发展趋势与程度。

数字乡村建设是否能够推动革命老区共同富裕

摘要：本文通过网络爬虫技术收集了2012-2021年全国2997个县级行政区的数字乡村建设信息，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革命老区共同富裕的影响。具体来说，本文考察了数字基础条件和数字乡村治理两个维度，使用实证分析方法，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对革命老区农村居民相对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硬环境维度的数字基础条件推动了革命老区农村地区的收入增长，也拉大了革命老区城乡间的收入差距，造成数字鸿沟；作为数字乡村建设软环境维度的数字乡村治理在消除数字鸿沟和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由此，本文认为，在大力建设革命老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同时，需优化数字乡村治理措施，加强数字赋能，革命老区才有可能从数字乡村建设中获取更大收益，从而实现跨越式增长和共同富裕。

关键词：数字乡村建设；数字基础条件；数字乡村

引用：[1]林海,赵路犇,胡雅淇.数字乡村建设是否能够推动革命老区共同富裕[J].中国农村经济,2023,No.461(05):81-102.

研究背景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革命老区产业振兴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如何提高革命老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缩小城乡之间以及革命老区与非革命老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现阶段推进革命老区共同富裕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如何有效利用革命老区自身优势，实现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弯道超车”，是当前革命老区发展亟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研究假说

首先，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影响农户生产决策，通过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提高农产品产量等方式对农业生产起到积极作用。由于受到农村市场中供应商数量的限制，传统的生产资料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农户被动地在一个相对垄断的市场中获取价格较高的生产资料。其次，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拓展农产品流通渠道、增强农户的市场参与度，从而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和销量。最后，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农业产业价值链拓展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催生新业态。新技术的运用促进了专业化生产，拓展了乡村产业生态系统，在促使农业内部价值链延伸的同时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此外，数字乡村建设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会给不同禀赋条件的农户带来不同的收入增长速度和幅度，从而拉大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带来数字鸿沟问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H1：数字基础条件既能够增加革命老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又会拉大革命老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单纯的数字基础条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使得拥有较好资源禀赋的地区和群体更多地受益。而政府的有为管理有可能改善弱势群体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获取数字红利能力较弱的处境，缓解数字乡村建设带来的数字鸿沟问题。已有研究表明，电商等数字技术在乡村制造了技术门槛，带来了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但良好的乡村内部环境可以消解技术变革带来的技术门槛以及不平等的发展机会，为数字技能弱势农户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甚至缩小弱势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累积的贫富差距。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H2：数字乡村治理既可以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又可缓解数字鸿沟问题，缩小革命老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研究设计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包括农村居民相对收入与城乡收入差距。本文采用县域当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当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之比刻画农村居民相对收入；以县域当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县域当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度量城乡收入差距。

核心解释变量：（1）数字基础条件。对于数字基础设施条件，本文选取县域农村固定宽带普及率与农村智能手机普及率来衡量。对于数字基础应用条件，本文选取数字农业相关企业数量来衡量。（2）数字农村治理。本研究采用县级政府网站所发布的数字乡村建设信息数量来表征县域数字乡村治理。

控制变量：在地理环境条件层面，本文设置县域环境发展变量，采用县域PM2.5均值的倒数来衡量。在社会经济条件层面，本文选取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非农就业比重加以控制。在交通发展状况层面，以县域公路总长度与县域面积之比衡量。

基准结果

1. 数字基础条件与数字乡村治理对革命老区农村居民相对收入的影响

表1 数字基础条件与数字乡村治理对农村居民相对收入影响的回归结果

上表（1）列与（2）列显示了数字基础条件对农村居民相对收入的影响。（1）列结果表明，数字基础条件的提高显著带动了农村居民相对收入的提高。同时，（2）列显示了革命老区与非革命老区的对比分析结果，相较于非革命老区而言，数字基础条件提高对革命老区农村居民相对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交互项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在控制变量中，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设施发展、非农就业比重和县域环境发展对农村居民相对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人力资本对农村居民相对收入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

综合比较表1（3）列与（4）列的结果发现，数字乡村治理的显著作用主要体现在革命老区，其对于非革命老区农村居民相对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与非革命老区相比，革命老区具备更强的红色优势与生态优势，能够从不同维度的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收获更多的增收机会。

2. 数字基础条件与数字乡村治理对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表2 数字基础条件与数字乡村治理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2（1）列结果表明，数字基础条件的优化明显拉大了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即扩大了县域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进一步引入数字基础条件与是否革命老区的交互项后，（2）列的结果显示，上述“拉大”作用在革命老区得到一定减缓，交互项显著且系数为负，当然，数字基础条件引致城乡间数字鸿沟扩大的作用依然存在，即数字基础条件整体上仍会扩大革命老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表2（3）列在（2）列的基础上将数字乡村治理引入模型，（4）列在（3）列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数字乡村治理与是否革命老区的交互项引入模型。由结果可以的得出，其一，数字基础条件的提高明显扩大了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其二，数字乡村治理水平的提高在1%的水平上对于缩小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弥合数字鸿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弥合效应在非革命老区的表现并不明显，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其三，从基于数字基础条件的单维度分析到基于数字基础条件与数字乡村治理的双维度分析，在核心变量以及交互项不断引入的过程中，各控制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不存在明显变化，即模型回归结果比较稳健。至此，假说H1和假说H2得以验证。

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

表3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以及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结果

本文选取同一地级市其他县的数字基础条件平均值作为该县数字基础条件的工具变量，同时选取县域内村委会数量与县域面积之比作为县域数字乡村治理的工具变量。如表3所示，DWH检验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中存在内生性问题；不可识别检验的Kleibergen-Paap rk Wald LM 值拒绝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原假设；一阶段回归F值与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值共同说明，工具变量对于解释变量有较强的解释力，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上述检验结果说明了所选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将全部样本划分为革命老区和非革命老区两个子样本，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别对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1）列与（2）列表明，不管是革命老区还是非革命老区，数字基础条件的提升均会推动农村居民相对收入提高，但数字乡村治理仅在革命老区内对农村居民相对收入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对于非革命老区的影响并不显著。（3）列和（4）列结果显示，数字基础条件明显扩大了革命老区与非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但数字乡村治理对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明显的弥合作用，这一弥合作用在非革命老区内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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