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当下的改变，陪伴者更应该在意的是未来

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就是我们所说的“事实孤儿”，他们虽然并非父母双亡，但是父母由于服刑在押、重病重残或者失联失踪等种种原因，无法正常地履行抚养和监护责任。在这种背景下成长的孩子，会缺乏正常的家庭生活和父母关爱，也会承受很多来自原生家庭的压力、来自校园生活的困扰，比如自卑、校园霸凌以及很多我们无法想象的遭遇。

事实孤儿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资帮扶，他们更需要情感陪伴和社会化引导帮扶，这也是“关注河南故乡的孩子”公益项目的核心倡导。

首先请高卉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大有启行的背景，“关注河南故乡的孩子”项目的缘起和进展。

 高卉 ：大有启行是一家支持型社会组织，也是好公益平台在河南省的枢纽合作基地，我们重点关注儿童类公益项目在河南的落地实施，同时做一些公益慈善组织能力提升相关的工作。

“关注河南故乡的孩子”项目引进了湖南大爱无疆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逆风飞翔·事实孤儿同行计划”的成熟模式。在好公益平台、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招募和发展河南地区优秀的一线执行伙伴机构，联合筹资与实施。目前，共有10家伙伴机构在共同执行这个项目。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是善款接收机构，大有启行是枢纽支持机构，包括“童在蓝天下”在内的其他9家是一线执行伙伴机构。

 张莹 ：在政府对事实孤儿有相关的补贴政策的背景下，这个项目帮扶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项目的帮扶对象和政府政策的补贴对象是否有差异，我们是如何选择和把握的？

 高卉 ：首先，国家的补贴政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很多比较明显的事实孤儿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不太容易被认定，比如父母一方并非失踪，而是重新组建了家庭等情况，还暂时不能做到政策全覆盖，总会有一些边缘的人群从政策里溢出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社会组织去做一些特殊情况的补位。

其次，我们这个项目发放的宝贝激励金，小学阶段一年1200元，高中阶段一年2000元，其实是非常微薄的，跟政府的补贴标准比起来是非常少的。这个设计本身就说明了激励金与其说是生活补贴，不如说是借由激励金的发放，让我们的执行机构和受帮扶的家庭和孩子之间建立起情感链接。它更是一个通道和工具，是为了信任的建立和持续性陪伴活动的开展。

 王永梅 ：我来补充一下，这个项目目前帮扶的最主要的群体是“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的孩子，这样的孩子目前并不在民政部门界定的“事实孤儿”范围之内，所以需要我们社会组织来帮扶。

 高卉 ：首先，我们在一线执行伙伴机构参与联合筹资之前，会开展连续两次、每次三天的集中培训，将项目的理念模式、执行标准、过程管理，以及档案材料搜集的方法工具等，与大家做好共识与要求。

其次，在项目善款管理拨付的流程中，各家执行机构筹到了多少善款，都要根据筹资金额提供对应的预算，我们也会将执行机构过往（上一阶段）提交的走访陪伴活动的材料档案作为下一次拨付的参考。这是善款管理中常见的工作管控办法。

最后，我还想讲一个项目的核心特点，这也是在大爱无疆的项目中反复倡导的，即倡导“捐赠人全过程的参与”。这个项目的捐赠人绝大多数来自于执行机构的周边，虽然不一定是“物理周边”，但一定是能跟执行机构对接上的，属于周边社群，项目对他而言是非常可感、可知、可参与的。

 王永梅 ：是的。其实在今年执行项目的过程中，除了身边的捐赠人，我们也主动邀请了一些身在外地的，比如杭州、上海与北京的捐赠人参与到项目的执行中，一起去发放宝贝激励金，一起开展陪伴活动等。

 高卉 ：今天在现场的张蕾老师是个很好的例子，她最初就是项目的一位捐赠人，之后参加了培训，接下来参与走访、入户陪伴与集体活动等，逐渐成为了核心志愿者，现在也是项目全流程都可以了解、参与的捐赠人代表了。

当然，张蕾的经历是个比较特别的案例，但是对于其他捐赠人，项目执行的全过程也都是开放的。过程透明是我们这个项目一直强调的，同时也是我们想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只有很多人共同去关注一个社会问题，问题才有可能被真正改善甚至解决。

刚才我们也讲到发放给孩子们的激励金是比较少的，日常的陪伴才是最主要的，但后续能达到什么效果呢？永梅也做了一些持续性的陪伴工作，想问你有没有相关的体会和感受？

 王永梅 ：激励金只是作为一个“敲门砖”，后续的陪伴，也就是针对孩子们在情感缺失和社会引导方面，我们需要做的补位工作才是更重要的。走访入户时，发放激励金可能三五分钟就完成了，有了这个动作以后，家庭和孩子与志愿者的关系就会建立起来，多一些交流互动。

 高卉 ：我记得不久前走访的那位读高中的男孩子，我参加了入户陪伴，和他的爷爷奶奶交流，孩子的爷爷还特意问“张蕾这次怎么没有来？”

我说“您为什么对张蕾印象那么深啊”，他说因为张蕾上一次跟他孙子聊天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就特别看重这件事情，因为他孙子平时很内向，不怎么跟他们说话交流，但是居然可以跟一位志愿者姐姐聊那么长时间。他觉得孙子应该是有倾诉的需要，所以他就老惦记着张蕾下次再来。

 张蕾 ：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也会让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在互相帮扶的”，参与项目志愿者服务也可以疗愈到我自己的内心，这是一件对彼此都好的事情。

 高卉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倡导邀请捐赠人参与进来的原因。本来我们在具体执行时也比较缺人手，因为陪伴需要大量合格的志愿者，当捐赠人与志愿者参与进来后，能真实感受且知晓项目善款的走向，项目到底帮扶了哪些具体的人，这对项目的持续发展来说是很必要的。

借用一位志愿者的总结：“我们的陪伴，对家庭而言是支持他们从过去的伤痛里面走出来，从过去拉回到现在，支持他们活在当下；而对身处当下困境中的孩子来说，更多是埋下一颗颗种子，在他（她）未来的成长历程中或许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张莹 ：如何判断这种陪伴是孩子们迫切需要的？在陪伴的过程中，是不是会对孩子们有期待，比如要好好学习之类的。当孩子承受了太多这些期待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种心理，就是如果学习不好，没有达到大家的期待，我就是一个不合格的不被认可的孩子。这种情况放在心智更为薄弱的事实孤儿的身上，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影响。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中是不是有方法来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

 高卉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培训过程中反复强调的。过去还没有完善的项目设计时，志愿者只凭单纯的情感去做这件事，很容易对自己的行为抱有比较高的期待，觉得开展了一两次帮扶，孩子的状态就会改变，马上就要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提升。但很显然，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要想让一个人发生改变，需要非常多的内外因来共同影响。

所以我们也非常认同和赞许大爱无疆项目里强调的陪伴理念，“我们的行动是支持提升孩子的生命质量，但我们不去试图改变他们的生命状态”，因为提升生命质量是种“因”，我们把“因”种下，这些是我们可以把握的，而改变生命状态则是一个结果。

如果要是为了渴望结果去种“因”，这其中的变量就特别多了，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也可能当下种了因，但这个果会在二十年之后才发生，现在根本看不到，如果你非要现在就看到这个“果”，就会很沮丧。

志愿者调低了期待之后，比较能持续参与下来，然后慢慢感受到一些细微的变化，在这里面获得志愿者的价值感和成就感。

 张莹 ：在项目执行中的陪伴版块，是专业社工陪伴多一点，还是志愿者陪伴多一些？这又是如何考量设定的？

 高卉 ：这个项目是以专业社工组织与培训下的志愿者陪伴为主。

 王永梅 ：童在蓝天下社工中心从专注帮扶困境儿童，到现在聚焦到帮扶事实孤儿群体，到今年已经是第9年了。在这个过程中，选拔沉淀下来的稳定核心志愿者有79位，他们能够掌握帮扶孩子的正确理念，积极参与入户走访与陪伴活动；经由这79位志愿者，引荐和陪同其他新参与的捐赠人与志愿者一起来开展陪伴。

 高卉 ：我想补充总结一点，哪怕是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不可能说“我今天带你去看了场电影，你立马就要照电影里人物的品质去面对生活”，我们需要慢下来，把“用一种长线的复杂的思考模式去看见真实境遇的能力”植入到志愿者的心态里。

相信当志愿者真诚用心地做到了持续陪伴，受帮扶的孩子们一定会因此获得更多的力量，但是我们一定不能说“相信我今天做了，他明天就怎么改变了”，那是不现实的。

 高卉 ：这其实是两个问题，首先是在项目整体设计中，我们到底是以帮扶孩子为主体，还是以帮扶家庭为主体，这其实是一个目前依然存在很大探讨空间的议题，我们也经常会涉及到相关的讨论。最后的结论是，我们不可能绕开孩子的照养家庭去直接帮助他（她），这也是在项目执行开端要给激励金的主要原因之一。

虽然激励金不一定全部花在孩子身上，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激励金能够对其家庭有一点点的帮助就行了。家庭的改善，或者哪怕照养人的心情好一点，可能就会对孩子多一点关心和帮助。孩子就是家庭成员之一，也是家庭的照养责任所在，我们替孩子尽心也就是替家庭分担责任。所以在项目设计中，比如说发放激励金、入户陪伴活动等，是很难将其予以区分单独讨论的。

项目的集体活动，我们会把孩子从家里接出来，使其和家庭环境暂时隔离，这些短期集体活动与阶段性成长营地活动是专门面向孩子举办的，而并不针对其他家庭成员。

 张莹 ：在这些多种多样的活动选择中，会不会因为过度帮扶而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说孩子因此产生攀比、依赖他人的心理，我们如何把控这个“度”？这也涉及到项目预算的控制，同样也是捐赠人非常关心的话题。

 高卉 ：这中间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硬性标准，一个是软性标准。

硬性标准主要用于控制机构的项目支出，我们的项目活动支出整体上是有限额的，也就是项目整体筹资额的25%，所有的活动经费支出不能超过限额。比如说举行集体生日会，我们会把握用于每个孩子的支出不超过300元。如果是礼包的话，每个孩子的礼包不超过150元等等，有这样一系列的硬性标准。

当然只有硬性标准是不够的，因为项目活动开展主要是由志愿者参与陪伴，志愿者大多比较感性，有时候会比较克制不住，一旦陪伴的孩子提出需求，志愿者可能会自掏腰包去满足孩子。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对这种行为进行劝阻，因为不停地给予可能会打开一个人的欲望开关，尤其是小孩子，但那是没有办法持续满足的。我们会引导志愿者认识和理解项目的关键目标是为了让孩子建构自身主体性，提升抗逆力，以及能力和认知方面的提升，而不是欲望的满足。

我们目前会让志愿者保持其个人的情感克制，在项目标准内去递送陪伴服务。当然这也很难完全避免，比如说志愿者要是遇到有一个孩子特别喜欢看书，要给孩子买图书，我们就不会予以劝阻。因为我们会认为买书这件事情满足的不是纯粹的欲望，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渴求，在志愿者有意愿且能力范围之内，是可以去满足和回应的。

关于软性标准，新乡市榴心社工的张燕老师总结道，“在受帮扶家庭现有的能力与消费水平状况下，暂时无法达成的一些普通常见的基础体验，我们当然是可以带孩子体验的，比如参观博物馆与科技馆，吃一顿汉堡快餐等等。”

 高卉 ：一直有很多困难和挑战，不只是作为枢纽机构的大有启行，也包括我们各个一线执行机构。我们每次和大家走访座谈，以及日常督导服务的时候，各家执行机构的伙伴都有反馈各自不同的困难所在。

对于项目整体而言，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在于这个项目对执行机构的要求是很高的，虽然看起来似乎是很基础、很初级的项目，但是一旦深入延展开来，就会发现这其中既需要有理念价值的认同，又愿意持续做自主筹资努力，且要求有比较稳定的执行团队等等。与此同时，执行机构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要对“这个项目在机构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比较重视且愿意持续优化提升。

如果能做到上述几点，就是我们期待的合作机构。但现实是，我们这样的预设不太符合实际情况。不过，如果想把这个项目做好，以至于做成标杆项目，我们就需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当然，比较幸运的是，关于此项目的实施，湖南大爱无疆已经有比较多的经验积累，提供了非常多的实操建议。同时，我们也非常有幸在河南遇到了像童在蓝天下、榴心社工等合作机构，能够比较好地贯彻全流程理念并落地执行。

另外，遗憾和困难就在于我们河南地区事实孤儿的帮扶需求还是挺大的，而我们目前帮扶的孩子是300多名，帮扶区域的辐射力度还非常有限。那我们就需要寻找、联合或说培育更多执行机构，但这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我们现阶段的工作重点是要保证项目执行过程中的价值“不走样”，我们要把这个项目在河南区域开展的底层价值根基筑牢，把湖南大爱无疆在项目设计里面的优秀价值都予以落地彰显。

此外，我们也要在现有情感陪伴的基础上，叠加进来一个专门的教育板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现有的情感陪伴非常好，但是还不太够，我们要在后面补充什么？要补充认知教育的内容，形成一个更完整的行动链条，当面对公众视角或捐赠人的询问时，我们能够非常自信地告诉大家其中的价值所在，并非常欢迎每一位公众与捐赠人参与进来，并对项目有持续的观察与对话。

 张莹 ：高卉老师提到致力于将其做成一个标杆项目，那么大家理想中的“标杆”是什么样的呢？

 高卉 ：普遍意义上，一个公益项目标杆，首先是指针对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通过广泛带动社会参与去探索一个解决方案，从项目设计与行动路径等各方面都符合这个逻辑。另外，标杆还意味着这个理想能最大程度地落地。

 张莹 ：公益真探以社会公众的视角来看到项目的真实情况会不会对机构产生一定的压力？

 高卉 ：项目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会存在一些待完善、待优化的地方，这些是需要我们主动呈现和说明的，也希望能得到公益真探基于公众视角的反馈与建议，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事实上，真实地呈现与沟通项目存在的问题，正是我们推进项目改善与优化的动力所在。我们也会主动邀请捐赠人作为参与方，共同研讨问题的解决方案。

如果一个项目号称完全不存在问题，我觉得多半不可信。因为政策暂时无法覆盖、商业机构无利可图的地方，才会由公益组织针对社会问题去提供解决方案，所以我们面对的大都是比较棘手的、长期的社会问题——尖锐、边缘、难以解决，这才是公益慈善组织的行动场域，所以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存在阻力、障碍以及各种复杂的情况。

基于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坦诚地向捐赠人和社会公众呈现，随着大家的进一步了解，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其实在持续呈现问题，表达困惑，思考困惑，甚至呈现我们的无能为力之处。

 张蕾 ：在入职公益行业之前，我也认为公益就是做好人好事，捐钱捐物，救济贫困，但后来我发现个体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如果有公益组织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回应与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统筹与组织更多社会人士参与，会更有帮扶的效果。

如果没有关注并参与“河南故乡的孩子”这个项目，我可能连事实孤儿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事实上这个群体是非常庞大的，河南省2022年统计大概是2.8万人。如果没有公益机构去发声与组织，就不会有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共同关注，以至解决这个社会问题了。

 高卉 ：谈到对未来公益的期待，我认为，第一，公益行业要提供多元的可能性。

近两年公益从业者会提到“我们是社会问题的解决者”。有时候捐赠人可能没有期待给某家公益机构捐赠了一些善款，这家机构就立刻解决某个社会问题，但公益从业者自己会有这样的压力，我认为不应该这样。

现阶段，我们应该先尽可能呈现真实的社会问题，让更多的社会公众了解，汇聚更多社会力量来共同解决。很多人都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看到的是景观世界，未必是真实社会。比如，我们项目的很多爱心大使刚参与联合筹款时，会对孩子们的情况有一种强烈的难以置信，邀请他们入户走访后，就不会再有这样的疑问了，而是看到这个社会其实还是有一些角落需要光亮照进去，需要更多社会的关爱普惠到。“更多人真实的看见”本身就是公益行业的一种价值所在，后续才有可能联合参与行动以支持带来更多的改变发生。

第二，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如果人与人之间漠不关心，成为原子化的社会，境况就会变得非常可怕。我们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提升一部分生活在“边缘地带”的孩子的社会化程度。他们原本可能对社会漠不关心，社会也看不见甚至不相信其存在，我们希望通过项目的服务支持，可以让孩子们被原子化的几率降低一些，社会化程度更多一些。

个体在面对命运时是非常脆弱的，无论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无论我们的物质生活如何地提升，都需要公益行业的全职工作者与志愿者一起行动，呼吁更多人关注他人，呼吁大家建构社群，创建互信、生产美好，对抗社会的原子化。这也是我们反复持续对自己、对伙伴机构强调的项目核心价值之一。

关于项目具体执行，我们不只是完成一套规定动作，而是从筹款开始，从引领捐赠人进入到项目场景，从我们和孩子之间建立关系，到最后项目动作的完成，始终在坚持传递一种互助互爱的伦理价值。

我对未来公益的想象，就是创建互信，传递价值，能够实现一种共创共商、共同治理，激发人性美好向善的这样一份事业。对我们而言，在项目执行中就是始终牢记这一点，恪守这一点，传播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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