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是如何摧毁又重塑我们的城市？
原标题：瘟疫是如何摧毁又重塑我们的城市？-从《瘟疫公司》的走红讲起
“ 在专项规划中如何让规划师不再是万金油，且让更多交叉学科的专业人士介入才是走向实践的开始。”
“自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以来，《瘟疫公司》(Plague Inc.) 游戏再度爆红，自1月22日以来，这款游戏持续登上App Store中国区付费游戏榜单的榜首，还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同时在线玩家数量——8452人，几乎达到此前最高记录的两倍之多……
过去一个月的App Store游戏榜单Plague Inc.的下载量排行，
数据来源：https://appfigures.com/reports/ranking#
无独有偶，纵观全球游戏榜单的下载排行榜，《瘟疫公司》在中国App Store榜单的走红不是偶然，在chandashi平台的实时数据中可以看到，《瘟疫公司》的狂热，几乎席卷了全世界各个角落……
PlagueInc.全球的下载量排行，橙色意味着在该地区Plague Inc.的下载量位居一位。
数据来源
https://www.chandashi.com/apps/view/appId/525818839/country/cn.html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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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疫情走热的实时游戏
2020的除夕夜，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来势汹汹，让全国都没过上一个好年。
疫情当前，空城戒严，人心惶惶，但与此同时，一款线上游戏正在悄然走红。这款游戏正是由英国游戏公司Studio Ndemis Creations开发的《瘟疫公司》（Plague Inc.），在全球多国的下载量排行榜高居榜首，中国地区也不例外。Plague Inc.的走红并不是偶然，2014年埃博拉疫情在非洲多国爆发时，也促使了这款游戏在短短两周内下载量提升了50%。
PlagueInc. 今年再度爆红
2014年Plague Inc.上的模拟埃博拉病毒传播游戏
在游戏中，玩家需要创建和发展一种致命的病原体，通过不断升级、侵染，并同时应对全球科学界，在解决策略出现前实现全部感染消灭人类的目的。尽管游戏在健康问题的媒体传播方式被美国疾病防控中心CDC认可，但瘟疫公司开发公司仍然不建议游戏玩家把游戏作为对于疫情未来发展的判断依据，瘟疫公司的创建者詹姆斯·沃恩（James Vaughn）建议人们寻找当地和全球卫生当局以获取有关冠状病毒的信息，而不是依赖瘟疫公司作为学习工具。
PlagueInc. 的声明截图
詹姆斯·沃恩（James Vaughn）在美国疾病防控中心CDC与工作人员分享游戏创作
正如同游戏开发者所言，“《瘟疫公司》是一个游戏而非科学模型，但它能要求人们思考怎样才能让疾病传播。”在游戏中我们可以取胜，但在现实生活中，全人类被病原体感染而被消灭是所有人都不愿目睹的。而在人类历史上与瘟疫传染病搏斗的过程中，我们的城市一次次真实面临着被瘟疫侵袭的挑战，疫情带来了惨重的伤亡，但这也使得城市不断有机会提升并应对未知的公共卫生危机。
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的起源，正在于解决因城市人口快速增长而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借着《瘟疫公司》的走红，我们期望思考，我们生活的城市空间是如何被瘟疫重塑的？城市规划是否有理想的城市模型来抗击瘟疫对于城市生活的影响呢？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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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与公共健康现在有多远？
尽管出现了以预防城市传染病暴发为共同目标的公共卫生和城市规划，但如今在各个领域之间几乎没有重叠。领域的分离导致解决城市人口健康问题的不协调努力，以及普遍认识不到例如建筑环境与低收入人口的健康差距之间的联系。如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中，所列举的12项专栏内容，就完全没有提到规划部门作为空间社会支持的作用，还是局限在慢性病的防治和医疗资源配置上：
与公共空间相关的两项专栏中，仍未考虑城市公共环境对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
而这种不协调造成的问题在武汉封城一事上可见一斑，武汉封锁城市可能有助于阻止该病毒的传播，可见性最低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外来移民）仍不能被即使承诺全民覆盖的公共卫生系统纳入。这种公共卫生与城市规划沟通的失语在此次疾病防护中处处可见：
一是「城市应急预留空间在规划中的欠考虑」
临时疫病控制中心地址的选择，武汉火神山在进行选址时，因为时间原因，匆忙选择了一块位于知音湖居民区旁的湿地作为建设用地，地块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瘴气重*，与周围多座居民住宅的相隔距离很小。在有限的灾情面前，这样的选址一定不是最理想的，而归根溯源，是由于本应该在城市规划中考量的灾后应急用地、白地欠缺，这也使得在应对紧急灾害发生时，没能提供更优的应急预留空间。
* “瘴气说”（Miasma Theory）认为，正是腐殖物、排泄物和垃圾散发的气体导致了疾病。
火神山医院选址周边500M范围内涵盖多处住宅区，以及两处自然景观区
火神山医院选址附近的居民住宅区
二是「城市与乡村在医疗资源的不对等导致城乡系统的供应链断裂」
跟03年的非典相比，这一次疫情对农村的威胁要严峻很多。非典的大规模爆发在春节之后，疫情在城市之间流动，而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是在春运期间，是全年中城乡流动最为频繁的阶段。而农村与城市相比，基础设施和医疗设备的水平相差甚远，因此，疫情对于农村地区的挑战更为巨大。
湖北省春节期间的人口迁入及迁出规模，来源：https://qianxi.baidu.com/?from=mappc
武汉市春节期间的人口迁入及迁出规模，来源：https://qianxi.baidu.com/?from=mappc
为保证疫情不至于在乡村范围内大规模扩散，不少地区的农村都采取了封村措施，全国各地的农村为确保无输入性病原体，只能各施其招，大展身手，由此也出现了一些激进的封路措施。
激进的堆土、砌砖的封村方式是不可取的
敢于封村，一方面是人人自危的心情可以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村自成循环单元，不用出村也能生活很长时间。但封村忽略的是这些乡村小单元同时也是整个社会运转的重要部分，那些如毛细血管一样连接各个村庄的道路，同时也是社会运转和循环的通路。农村一旦封闭，城市各种物资的供应也会受到影响，而农村农产品的原饲料供应链也会被一刀切断。因此，封闭乡村不是理想的解决措施，提升农村的医疗卫生安全保障和医疗资源的配备，才是根本。
农村家禽危机，然而这仅是冰山一角
三是「城市空间相关疫情信息的可视化程度弱」
在对比观察了对应省市的新闻发布会和疫情地图之后，我们发现到目前为止，仅有深圳、厦门和郑州发布了社区级别的可视化疫情地图信息：
深圳南山、福田、罗湖三区的疫情地图，细分至各社区链接移步：
而在另外一个方面，作为空间主导的学科，地图制图是很大程度的日常工作内容。而在各层次政府发布会，媒体沟通过程中，却鲜见有效的可视化手段来进行对疫情状况的清晰表达。
杭州市第四次新闻发布会，陈卫强副市长以可视化柱状图清晰呈现疫情的变化水平
关于如何将数据转变为可视化成果，GIS前沿制作了一份将疫情数据转为省/市级可视化疫情地图的指南，这也是新浪新闻每日呈现更新的疫情地图动态所使用的系统：
可视化疫情地图的制作指南请移步：https://mp.weixin.qq.com/s/5btPSgv4APDwL7yHMwfIAw
在各层级对外沟通中，有效的可视化手段能够使得要点信息突出明确，强化关键数据点，既可清晰有效的传达与沟通信息，又避免了政府在与外界进行舆情沟通时缺乏统一直观的数据参考。
到底多少个口罩？
由武汉源起的这起疫情，展现了我国对于疫情的及时遏制和斗争的努力，却也披露了无论是制度或是措施上的多种疏漏。谈“鄂”色变不是面对问题的方法，新型冠状病毒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如何从危机中检验并反思城市治理的有效性、城市规划的合理性，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事实上，城市瘟疫之间的对抗，早已有了上百年的历史……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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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与公共健康曾经有多近？
霍乱阴影下启蒙的城市规划
1848年，英国通过了世界上的第一部《公共卫生法》（Public Health Act, 1848），这是史上首部呼吁政府规定城市内卫生设施和住宅最低建设水准的法案。用以改善自14世纪始，即在包含英国在内的欧洲人口稠密地区城市造成大规模伤亡的传染病蔓延现象。而这一部卫生法，最终也成为了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起源基础。
公共卫生法也是城市规划法
在第一部《公共卫生法》颁布后的几十年中，英国中央设立了国家卫生委员会，并有专门的卫生主管部门负责供水，污水处理，排水，清洁，铺路和环境卫生法规落实的工作。彼时诸如臭名昭著的东伦敦区贫民窟在内的多个棚户区，当中的居民人满为患地住在建于死胡同院子周围的房屋中，这些房屋只在一侧有窗甚至没有，通过狭窄的原本为进入马厩而设计的小巷才可进入。数百人公用一个或两个室外水龙头，用水卫生和安全完全无法得到保障，而水源污染正是造成1832、1848和1866年英国霍乱流行的罪魁祸首。
“最黑暗的伦敦”——19世纪东伦敦贫民区的生活
因此1860年后，英国开始了一系列改良贫民窟的计划，而其中的措施最终反映在了1875年的新一版《公共卫生法》中的规定呼吁：地方当局有权制定规划实施细则，规范街道的最小宽度，以保证建筑物拥有基本充足的空气流通和日照；再诸如在1870年抽水马桶发明之前，每一栋房子背后必须建有分隔在外的盥洗室。此后，人口的死亡率开始大幅下降，期间英国普通工人的死亡率从3.0%降至了1.3‰。
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促使1848年《公共卫生法》立法的主导者之一
很快随着一系列举措的推进，1909年，第一部住宅与城市规划诸法（Housing, Town Planning, &c. Act, 1909）在英国出现，授权地方政府（非强制）对城市中待开发地区编制城市规划方案（类似于区划），以确保基地布局和土地使用符合卫生、舒适和方便要求。这标志着城市规划作为政府管理职能的开端，也意味着现代城市规划体系的建立。一系列以预防传染病为初衷的行动，最终成为了人类社会建立公共卫生体制和开展现代城市规划的开端。
20世纪20年代，医学上的新认识确定了自然光照对于在生理及居住心理上的重要性。在20世纪20年代的新建住宅的发展就以此为主题，在讨论的高峰期人们甚至认为日照比可居住的空间更为重要。
巴黎城在奥斯曼计划下的涅槃重生
同时期的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塞纳太守乔治·欧仁·奥斯曼 (George-Eugène Haussmann) 面对巴黎自中世纪以来的有机却充斥疾病的狭窄、昏暗、污浊的街道，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造计划，将卫生、采光条件极其差的部分中世纪街道代之以现代化的林荫大道，并设计了巨大的广场、完善的排水系统及布洛涅森林 (le bois de Boulogne) 这样的城市公园。
动荡、骚乱中的巴黎
除了受英国规划案启发的举措进行拓宽街道，设立城市公园之外，奥斯曼最具创新力的设计还在于计划中完善的排水系统，通过布置地下新型引水管道为更多人提供干净、卫生的生活用水。这一发达的地下排水系统，至今运转良好，被公认为最完美的城市地下排水系统工程。
1899年落成的星形广场（又称戴高乐广场），由奥斯曼设计，中央坐落着举世闻名的凯旋门
奥斯曼操刀切过巴黎市区内一些最拥堵和最不卫生的街区，那些曾经爆发过严重霍乱的地区也被囊括在内。尽管耗资巨大的巴黎重塑计划引来了无数的批评，过程中损毁的不少中世纪或近代的建筑物也招致不少争议，但人们仍发现奥斯曼的工程为巴黎带来了新鲜空气、光与卫生，并使得曾经常常拥堵、难以前行似迷宫般的巴黎变得更易通行与运转。曾经臭气熏天的巴黎城，「整个都改头换面了」，奥斯曼在他的回忆录中自豪地写道。
1899年落成的星形广场（又称戴高乐广场），由奥斯曼设计，中央坐落着举世闻名的凯旋门
芝加哥大火后的城市美化运动
巴黎城的涅槃重生，让远在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国看到了希望。19世纪末的纽约、芝加哥，到处都被贫民窟、霍乱和犯罪充斥着。藉由1893年于芝加哥举行世界博览会 (WorldColumbian Exposition) 的契机，受巴黎重塑计划的启发，丹尼尔·伯纳姆 (DanielBurnham) 受聘成为建筑师，美化重建大火后的芝加哥城。他于1909年提出芝加哥规划 (Burnham Plan of Chicago)，这一规划标志着城市美化运动 (City Beautiful Movement)的正式开始。
受“奥斯曼工程”的启发，芝加哥计划的内容很大程度地涵盖了城市对于自然资源、高效基础设施及良性街区环境塑造的需求，具体内容囊括：
大火烧毁了芝加哥曾经的光荣和梦想，却也带来了它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契机。然而伯纳姆从英国光芒万丈的工业革命背后看到，尽管工业化可以推动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但伴随工业革命而出现的城市工业生产环境恶劣，工人们栖身拥挤脏乱的居住环境现象，却带来比先前还要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这些都会摧毁城市。
工业革命时期脏乱的生活环境
城镇处处充斥着工厂和浓烟
为避免重蹈覆辙，伯纳德的芝加哥计划中，关键性地提出了分区（Zoning）的概念。这种模式侧重于针对功能和用地性质的分类排序，主要倾向于将住宅区与其他土地分开建设，特别是涉及到工业用地时。这也是受奥斯曼模式的启发，在经济用地内部划分功能(就好比分区)，隔离那些被认为不健康的功能区(例如工业)，并对人与用地之间的接触方式制定严格的规定。
从芝加哥计划的工业区分布图和核心区的人口密度图中可以看出，工业区基本是避开了居住高密区域进行设置的：
芝加哥计划中的工业区分布图
芝加哥计划中的人口密度分布图
当然芝加哥计划中的分区内容，还涵盖了诸如建筑高度、街区界面等等的规划建议，但用地分区中对于城市化进程中住宅社区环境保护，却是永久地保障了居民的生命生活质量，避免城市再次陷入拥挤不堪、肮脏又腐败的状况。1917年，在Alderman Charles Merriam的共同推动下，有关城市及乡村必须依据功能划分“住宅，商业和工业区”进行分区建设的立法草案正式被引入伊利诺伊州议会。而此后，这一城市功能的分区又被证明与城市土地价值表现紧密相关。由保证居民的生活生产卫生安全的初衷出发，这一举措不仅带来了大都市可持续的空间建设发展，也确立了城市空间对应的社会经济学价值。
芝加哥中心，鸟瞰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这一系列城市规划，虽不乏裹挟着阶级对控制和管理城市的需求，但都体现了将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事务进行整合的必要性。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若城市规划和法规与公共健康间产生脱节，无法解决或回应公共卫生安全需求，则势必会带来公共安全危机，造成更大的损失。19世纪末的香港华人住宅区正是由于在规划用地时，无视公共卫生状况，狭隘地着眼土地利益，才又一次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鼠疫大流行。
瘟疫是必须对抗的，而城市规划中公共健康考量的重要性也是必须要重视的。这需要不同体制的决策、制定的规则、牵涉的权力关系共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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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共健康，
城市规划师是时候站出来了！
将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发展脉络纳入时间序列，可以发现两者总体上经历了从同源到分化再到交汇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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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个分化到交汇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事务之间经历了互相启蒙，逐渐分化到现阶段部分交叉的变化过程。我们认为，面对未来的城市公共卫生事务，我们应该：
警惕城市规划从公共卫生事务中抽身
到19世纪末，公共卫生的驱动意识形态已经转移到细菌理论，这种转移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这种概念转变伴随着公共卫生和规划实践的转变。公共卫生研究从调查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的方法，转向微生物的实验室调查和侧重于特定免疫计划的干预措施，医生而不是规划者成为新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类别。
公共卫生事务与城市规划不应分道扬镳
随着临床医生在20世纪中后期越来越多地实施公共卫生措施，医生更加转向解决疾病的 “宿主”(例如个体) 而非 “环境”(例如微生物之外的世界)。在这个时代，公共卫生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疾病的社会层面，强调改变反映在个人生活方式中的个人“风险因素”，例如饮食、锻炼和吸烟。而规划，诸如在战后的美国的关注点也转向通过大型基础设施和交通项目促进经济发展。环境和个体的脱离考量就会造成公共卫生管理落实的脱节。
公共卫生事务在分子水平的关注之外
到了20世纪下半叶，疾病的生物医学模型将发病率和死亡率归因于个人生活方式、行为、遗传生物学或遗传学所带来的分子水平的病原体，并将其牢固确立为流行病学的主导范式。然而，生物医学模型倾向于解释分子水平的发病机制，而不是解释疾病在人群中如何分布，疾病的发病率是多少或在社会空间如何分布。美国城市规划就是通过采用环境影响评估过程，在向保证环境健康的方向上经历了类似的转变。
尽管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定量风险评估对公共卫生的统计评估有益，但我们要警惕过分强调致癌作用而牺牲了其他慢性病，或将所有人口视为类似的易感人群，对定量数据的分析过于限制，而减少或忽略其他种类的信息。与此同时，我们需鼓励专家的讨论和实践，保证过程的民主和开放性，将规划与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健康直接联系起来。
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整合需要转向更广泛的社会生活
WHO在21世纪初期提出了健康的城市规划，其定义是为居民规划。这意味着将人和社区的需求置于城市规划进程的核心，并考虑到决策对人类健康和福祉的影响。
健康城市规划是世卫组织欧洲健康城市网络第四阶段的三个核心主题之一。总体目标是将健康考虑纳入城市规划进程、方案和项目，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建立必要的能力以及政治和体制承诺。城市规划者和相关专业人员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他们获得设施和服务的机会、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发展强大社会网络的能力。这些是决定城市居民健康、福祉和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世卫组织在这一领域的工作探索了健康与城市规划之间的联系，并侧重于城市规划如何对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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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事务三大挑战
虽然我们意识到了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事务整合的重要性，未来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整合仍然面临着三大挑战：
规划与公共卫生之间的整合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在扩大我们对规划的定义以包括产生政治过程的政治定义的同时，更加关注土地使用和场所（通常称为建筑环境）对公共卫生的影响这些结果。更重要的从规划者的角度出来，转变单一价值观。
重新连接各个领域的第二个挑战是开发一种消除健康差异的协调多学科的方法。大量最新证据表明，富裕阶层与贫困人群的健康差异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缩小，而且越来越严重，并且与属于传统规划领域（例如住房，交通运输）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之间，包括街景以及社区或社会资本变得愈发紧密。因此公共空间和开放空间设计变得愈发重要，这是唯一各个阶层能共享的公共资源。
除了解决卫生方面的差距之外，重新连接各个领域还需要制定明确的策略来改善城市人口的健康。当前，缺乏城市卫生议程已使每个领域都忽视了城市-郊区-农村的卫生差距。
到2050年，全世界60%的人口将定居在大中城市，城市将成为未来公共卫生主要关注的主要区域。在城市人口预计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城市作为主要载体的设计与健康的承载量将成为未来需要公共卫生与城市规划共同预判与设计的。
| 城市设计师应参与更人性角度的研究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城市设计公司开始进行相关设计探索，荷兰城市设计公司PosadMaxwan与荷兰疾病防控中心GGD，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RVIM, 荷兰应用科学研究组织TNO就身体健康、生活方式和城市设计之间的直接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
「健康的城市由健康的居民组成。那么，公共空间如何才能对城市居民的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开发了一个创建健康城市的城市设计通用工具箱。设计策略主要通过鼓励有益的生活方式，来预防身体问题。
这项研究确定了一些让城市更健康的设计干预措施。它们可以分为四类:
荷兰政府也将这个设计工具与健康城市的愿景，一起作为城市城市发展优先事项列入国家议程。这四大原则已经成功地应用在乌得勒支市火车站周围环境设计中。市政府现在评估所有的空间发展项目，以验证这项工具在多少程度上有助于保持公民健康。
| 跨学科知识的交流应该成为趋势
我们仍然相信作为指导城市发展保障城市健康生活的学科，抛开政治与发展为导向的目标，在灾害、公共卫生、社会生活上我们能做的还能更多。
除城市设计的实践中设计机构的正面实例外，影响更深远的高等教育也面向城市规划与公共健康的进一步整合提供了示例。哈佛推出的城市规划硕士(MUP)和公共卫生硕士(MPH)联合学位项目旨在支持寻求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跨学科教育的学生，并为他们在这些领域交叉的领导岗位做好准备。通过该跨学科专业，学生将接触到促进和设计更健康的社区、城市和大都市地区所涉及的国内和国际问题，以及由特定建筑和城市设计产生的环境、社会和健康问题。
| 告别功能与土地利用为导向，愿景式规划的新尝试
告别功能与土地利用为导向的规划价值，就是需要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与不确定。城市越来越难用一种固定的目标去保障一种路径不变的发展，我们需要降低复杂性来处理它，而这正是情景有所帮助的地方。
巧妙创建的场景可以将大量的不确定性减少到几个看似合理的替代路径，这些路径一起包含最相关的不确定性维度。情景规划鼓励战略思维，并通过创造多种未来帮助克服思维局限。场景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每个定义都以特定的方式定义场景。而Scenario正是未来规划可以尝试的方向，也是明日工坊未来想要在未来推广的规划思维。
在这里通过瘟疫公司中几个愿景的举例也许能帮助大家理解。在瘟疫公司游戏中，有不同的愿景模式对应下，我们需要创造路径化的策略方案来完成游戏目标。
情景一：谁在乎 WhoCares
真人秀在富裕国家越来越受欢迎，这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阻止了他们对贫穷国家疾病爆发的关注。资金减少极大地影响了贫困国家的监测能力，并限制了它们识别和应对国家疾病爆发的能力。谁在乎穷人会怎么样。
情景二 切断一切 Shut Down Everything
最近非典、H5N1和H1N1引发的健康恐慌提高了人们对疾病传播速度的认识。各国政府对疾病的国际传播极为担忧，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要求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在国家关闭一切之前，世界会被感染吗？
情景三 仇外 Xenophobia
对移民、全球化和剥削的愤怒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外国人敌意的迅速增加。各国大力加强边境保护，大大减少了全球跨境交通流量。积极的一面是，边防警卫会大喊“你不能通过”...
这三个情景正如同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形一样，好的情景设计正是来源于现实生活。诚如美国著名的规划机构林肯土地政策在其情景规划网站上的口号所言
“我们没办法预测未来，但我们可以准备未来”
情景式开发作为一种接受长期观点的替代规划方法正在迅速发展，包括关键的不确定性和长期愿景。它的应用来自于需要认识各种不同的可选择的未来，并希望最终构建一个单一的首选未来。这个过程鼓励创新，促进“跳出框框”思考，帮助规划者和决策者探索未来的可能性，理解城市环境的复杂性，预测变化及其后果。除此之外，情景方法可以整合到更广泛的战略框架中，创造城市必要的竞争优势。考虑到不可能准确知道未来发展的方式，一个好的决定或策略应该是适合几个可能的未来的。
瘟疫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一种情景，也势必需要考虑到城市未来发展愿景之中。
而在昨日在微博上看到清华大学龙瀛教授提出的
“ 面对瘟疫，城市规划到底能贡献什么呢？”
告别规划的宏大叙事，正如同网友Devil_angel96所说在专项规划中如何让规划师不再是万金油，且让更多交叉学科的专业人士介入才是走向实践的开始。
我们仍然相信作为指导城市发展保障城市健康生活的学科，抛开政治与发展为导向的目标，在灾害、公共卫生、社会生活上我们能做的还能更多。“消除恐惧的最好方式就是直面恐惧”，作为城市规划师、设计师，在这场关乎全国乃至世界居民健康的战役面前，应该谨记我们所拥有的无力感，积极探讨作为城市环境的规划者，我们能做的还有什么。我们也希望瘟疫公司只是游戏，不是现实。
| 关于我们：
这是在这一场疫情战斗下两位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的自省，面对现实，除了出离愤怒，我们也在思考自身的角色所能为公共卫生事务做的事情。疫情虽可怕，但更可怕的是麻木和失去理性，参与这一段记忆，这样以后的历史才不会轻易地被篡改。我们来自明日工坊，一个探索未来新规划模式的前沿城市规划与设计教育机构，这篇文章是我们在制度和跨学科反思探索的第一步，未来我们还会迈向更广阔的空间。这篇文章也特此鸣谢阿克邦邦主陈同学
明日工坊是2019年在荷兰与深圳两地建立的前言规划课程开发商。目标是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基于未来的前沿城市规划与设计教育，探索未来的规划将以怎么样的面貌展开。我们始终相信自信的城市规划师、设计师是两种角色并存，而我们的目的就是唤醒对立两方的知识交流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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