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绿地从何而来（1868-1979）？

本文转载自城市研究传播中心，ID：Citube

每当我们走在城市里，我们总会被迷人的城市地景所吸引，我们驻足、拍照、游憩，仿佛这些景观理所应当是我们生活、城市的一部分。但事实上，从工业城市到后工业城市，城市绿地的发展是由若干重要事件节点所组成。如1847年第一个城市公共公园伯肯海德公园（Birkenhead Park）的建成；1893年城市美化运动（City Beautiful Movement）的兴起；1898年田园城市（Garden City）的提出；1935年“绿化带”（Greetbelt）的实践以及景观城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的出现。这些事件、理念的出现与人类与生俱来的诉求紧密相连，即人类渴望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感受自然，而城市绿地的出现恰恰是对人类渴望的回应。经过将近两个世纪的探索，如今城市绿地已经成为城市竞争的主要优势之一，市政管理者可以利用城市绿地提升人口数量、提高生活品质。回看我国的城市绿地发展史，虽然只有短短的70年，但我们可以追溯的更远，回到那个风雨飘摇的晚清帝国，试图厘清中国城市绿地发展的过去与现在。

1846年伯肯黑德公园（Birkenhead Park）规划图

1898年埃比尼泽有关田园城市的规划设想

一、 晚清至辛亥革命时期的城市绿地

1845年上海沦为租界后，中国所谓的第一个“公园”在1868建成，在当时被称之为“公家公园”。虽然该绿地被称之为“公园”，但其不具有所谓的公共性，只为西方游人开放。1903年留日学生归国，首次将“公园”一词发表在《浙江潮》上，而后“公园”一词就被全社会视为具有公共属性的活动空间。随着当时时局日益紧张，越来越多的城市沦为殖民地。同时，一座座公园也在租界上拔地而起，如大连的西公园和北公园、天津的大和公园。当地“政府”也受“建园”风气影响，开始兴建所谓的西式公园。这些公园的出现，在当时成为了一种“时尚”，使得饱受内忧外患的国民有了一个停泊与放松之处。

1868年上海的黄埔公园

1904年天津大和公园

二、民国时期的城市绿地

1921年，辛亥革命胜利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由中华民国政府所领导的城市建设，对公园建成也给予了关注。在当时许多城市希望能建立自己的公园，但迫于财政上的紧张，并没有大规模推广。与此同时，受西方民主思想与公众的需求的影响，民国政府响应了开放私家园林呼声，为公众提供免费的游憩场所。如当时北京的先农坛（开放后称：城南公园）、北海（开放后称：北海公园）；上海的徐园、豫园等都免费对公众开放。当时许多的报纸就记录下这一盛况，以表示私家花园的开放是民国政府展现民主的一个侧面。在这些报道中记录着“昨天它是皇家专用的花园，如今它是真正的大众公园，人们手牵着手，兴高采烈地围着公园转”。而后，各地政府开始陆续仿效国民政府，陆续开放了一些城市中官邸的花园，供居民休闲娱乐。因此，政府将公园开放这一行为等同于制度与社会的进步，既然公园是现代城市所拥有的东西，那么国民政府认为他们的城市也应该拥有所谓的公园。而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国民政府正在试图创造一种新的城市认同感，即一种文明的、前瞻性的城市认同感。与此同时，政府也有责任创造新的公共空间，来改进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不过当时中国仍处于战争状态，国家政府不可能有财政上的盈余来支持大规模的公园建设。但将私人花园向公园转变，已经吹响是中国绿地发展的号角。

1921年北京先农坛公园（城南公园）

 1921年上海豫园

三、 新中国成立后的城市绿地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同意对华提供技术以及贷款上的支持，派出了3000多名专家，承当了156项骨干工程的援建工作。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我国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旨在建立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在城市发展方面，由于中央缺少这一方面的知识与经验，除了采用苏联的发展模式与规划原则外别无选择。于是50年代大量有关苏联城市规划和建筑专家的著作开始传入中国，如《绿化建设》、《城市绿地规划》、《苏联城市绿化》等著作就受到了当时国内专家们的青睐。此后，根据苏联的经验，中国正式开始使用“城市绿地”作为“建成区内管理的人工绿地或非建成区内的天然城市森林”的通用术语。在城市公园设计理论方面，我国自然采用的是苏联的“文化休息公园设计理论”。该理论是莫斯科高尔基公园设计实践的总结，也是随后许多苏联公园建设的样板。1931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将文化休息公园定义为是“把广泛的政治教育工作和劳动人民文化休息结合起来的新型群众机构”，强调了公园的“政治属性”与“娱乐属性”。通过高尔基公园的五个分区（即文化教育和公共设施区、体育运动设施区、儿童活动区、静息区、经营管理设施区）我们也能看到苏联公园建设的双重属性。

▲1930年莫斯科高尔基公园

“文化休息公园设计理论”为我国的公园建设提供了现有的框架，在建国“百废待兴”的背景下，得到了广泛应用。如北京的陶然亭公园就区分了四个功能区，其中包括了东北侧的成人游憩区、西侧的儿童活动区、中部的文娱区、西南侧的安静休息区。诸如此类的公园还有合肥的逍遥津公园、大连的星海公园等等。同时，为了凸显公园的政治性，新建公园内的革命文物被要求受到保护，如上述陶然亭公园内的高石墓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周恩来于1956年审查北京市规划总图时就曾指示：高石墓需要得到妥当的保护，“革命与恋爱并不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所教育。”因而，如今有许多公园与烈士墓并存，游人司空见惯在园中游憩、歇息，并认为“英灵”也是组成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1956年北京陶然亭公园

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发表“要使我们祖国的山河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的社论，并刊载在1958年3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同年全国绿化大会召开，鼓励城市之间交流想法和经验，并找出差距，向先进城市学习。次年由石梅音导演的纪录片《让大地园林化》，就记录了当时“人人种植一寸植物”，“拥抱城市绿化飞跃”的情景。后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北京《城市绿地规划》首次提出在城市中建设绿化带这一概念。遗憾的是，受当时经济以及物质条件的限制，许多发展目标并未实现，但全国的绿化状况或多或少得到了改善。

1959年石梅音导演的纪录片《让大地园林化》

1958年3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的社论

1960年在“大跃进”转向国家经济调整的背景下，作为“将国民经济计划具体化”的城市规划走向了低潮。同年11月第九次全国计划工作批评了城市规划中出现的“四过”问题，并宣布暂停绿地建设，“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到了1963年我国只是在政策上颁布了《城市绿地条例》，即在苏联原有的绿化分类标准上，增加了生产性绿化与风景区两个项目。即便如此，但可以看到通过向苏联学习，城市绿地开始从中国传统狭义的私人花园扩大到了城镇周边的公园或风景区。这一条例的颁布，意味着“绿地”这一概念被正式确立为城市规划和土地使用的一部分，成为城市建设与文化生产不可或缺的环节。随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到来，1970年负责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官方机构与组织逐步解散，我国的城市绿地实践陷入了停滞阶段。 

四、改革开放后的城市绿地实践

1979年城市规划重回正轨，同年“绿化覆盖率”一词首次出现在政府文件中。此后，有关绿地的标准与法规接连出台，包括用于衡量绿地规划的相关指标，如绿地率、绿地覆盖面积、公共绿地面积等。随着国门的打开，与外界交流趋于频繁，一些官员、学者被送至西方国家，学习西方的城市规划经验，再有限度、有选择性地引入。这一时期中国城市规划理念受《马丘比宪章》影响，在绿地建设方面注重对居住环境的建设，宅间绿地、集中绿地等做法在当时受到了欢迎。到了90年代，城市竞争已悄然开始，各地政府都希望自己能成为“国家园林城市”，将当地打造成为生态健全、具有文化特色、融审美、休闲、教科为一体的城市。虽然，90年代我们在积极地学习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与知识，模仿西方主流城市设计。但是，西方高耸的天际线、边缘化的自然地景开始受到不同学派的诟病，从城市美化到现代主义的“终结”，催生着新的权利与秩序的诞生。但此时中国就如同城市规划的实验场，在这里可以看到与西方如出一辙的广场、大片的草坪、宁静的湖泊和分散的阔叶树，人们在这里栖息游玩，期以拥抱自然。

五、总结

“独特的城市绿地和当地文化、资源紧密联系。随着人们对日常生活体验与生活质量的期望越来越高，城市通过绿地来打造品牌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同时，“城市可以利用它们的遗产和独特资源在已建成的环境和自然之间创建一个平衡”，从而将人与自然彼此关联起来。通过了解中国近当代的城市绿地的发展，我们可以洞察到一个时代环境建设背后的动因，才能理解城市建设背后的意义，并将城市在历史上的种种“行为”视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END

[1]马薇薇.晚清上海公共娱乐空间的生成初探[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6):11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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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基思·丹妮等著,沈涵等译.城市品牌:理论与案例[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08).

[8]Mingzheng Shi (1998). From Imperial Gardens to Public Par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 Modern China, 24(3), 219-254.

作者：林汉铮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博士生

编辑：王文山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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