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山东济南一所中学的音乐教师，在她的影响下，我从小就立志做一名爱学生也受学生喜爱的老师。1943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数理系毕业，放弃留校的机会，不顾世俗的偏见和非议，毅然选择了小学教师的岗位，在北师大二附小（即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工作了60年。在这期间，虽然有很多调到其他单位工作的机会，但我心无旁骛，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没有向一个学生发过态度，没有体罚过一个学生，也没有向一个家长告过状，我教过的每个学生都成材了，这是我最大的荣誉，也是我最大的幸福。

党和国家给了我许多荣誉：1956年我35岁时被评为共和国首批特级教师，周恩来总理称我们为“国宝”；2003年我82岁时，“霍懋征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被列为“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这是教育部第一次为一个小学教师做重点课题；2004年9月温家宝总理到家里来看望我，教育部党组发出在全国教育系统开展向霍懋征等五位优秀教师学习活动的决定……

小学教师是我的职业，更是我的事业，60年的小学教学，我总结出了一些教学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被人们尊称为“大师”。但我心里明白，这里面虽然有我个人的不懈努力，更多的得益于民进教育专家的指导和教诲，我这一辈子与民进结下了不解之缘。

解放前，我就仰慕叶圣陶、谢冰心、雷洁琼等民进老一辈领导人，那时候熟读他们的许多文章，他们的学识文采教育鼓舞了我；后来在交往中，深深了解到他们心存高远，品格高尚，忧国忧民，义无返顾地投身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促进民主的斗争，为国为民奔走呼告。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殚精竭虑，为繁荣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担当重任，奠定基础。

随着对民进老一辈领导人更深的了解，我被民进前辈们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1953年，我加入了民进。在民进组织中，和老前辈们接触的机会增多，我分外珍惜这些机会，亲耳聆听他们的教诲，亲身体会他们对国家、人民的挚爱，多年来亲历民进组织发展壮大的点点滴滴，我和民进广大会员一同奋斗，和民进组织一起成长。

解放前后我在北师大二附小教了30多年的数学，教学质量得到众口一辞的称赞。“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3岁的儿子被人扎死，悲痛之余，我在想，这些好好的孩子，怎么运动一来就完全变了样，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甚至拿起刀来杀人，这是教育的失败、教育的悲哀啊。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究竟怎样才能教育好这一代迷失的孩子，怎样才能做到教书和育人的协调统一？我思考这些问题，觉得小学教育里语文教育最重要，语文教学不仅是教孩子识字读书，更是旨在育人，教给学生做人做事的道理。万丈高楼平地起，小学语文教育担负着多么重要的责任啊！我对自己说，如果以后还能教书，就要教语文，就要教学生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我重新回到北师大二附小，当时教育部让我担任校长，我坚持教授小学语文。

我喜欢孩子，在孩子当中我就有说不出的高兴、使不完的劲儿，可怎样才能把喜爱孩子的感情转化为用爱来教育孩子？民进中央顾问、全国教育工会主席方明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方明老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学生，深得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髓，以“育人先育德、育德先爱人”指导教学，总结出“爱是教育的前提，爱是教育的动力，爱是教育的根本”作为最根本的教育方法。我深受启发，在教学中着重训练学生的语言和思维，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发展学生的智力，而最根本的是在教学中贯穿爱的教育，用爱来激励学生，启迪学生，最终将教书和育人统一起来。我常和方明老交流经验，互通有无，商讨“爱的教育”实质是什么，又表现在哪些地方，从宏观的指导思想到具体的教学方法认真讨论，逐步改善，正是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我才能逐渐形成并完善“爱的教育”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吸收新的养分。我曾给自己的教育教学方法总结了8个字“激励、赏识、参与、期待”，我想这也是对“爱的教育”的总结。

我在语文教学中还得到著名教育家、民进老一辈领导人叶圣陶先生的指点和教诲。叶圣老曾说，“教师之为教也，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其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乃善教者也”，从叶圣老言传身教中，我学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悟出许多教书育人的道理。1984年，我在出版专著《小学语文教学经验谈》时，91岁高龄的叶圣老拿起放大镜，仔细阅读了这本稿子中的一部分文章，并欣然为这本书写下序言。叶圣老在序言中写道，“我不仅对她表示敬佩，并且认为她用事实来证明了我的愿望：在小学阶段打基础的工作十分重要，必须下大功夫用大力量把它做好。上海的大型企业‘宝钢’，黄河、长江上的几座大桥，基础都是深深地打在水底的岩石上的”。我想，我的教学工作得到叶圣老的认可，这并不是说我工作有多么的好，而是证明了我这几十年来对小学教学的认识是正确的，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能把教学的职业当成事业，孜孜不倦，矢志以求。

在民进组织的支持和推荐下，我担任了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八、九届民进中央常委，参加了政协、民进许多重大调研活动，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一个小学教师能在教育领域发挥一些作用，扩大小学教师的影响，得益于在民进组织中才能享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百废待兴，教育领域也存在诸多问题。20世纪80年代曾一度出现教师外流、弃教改行的状况，教师队伍不稳定，成为普教事业发展潜在的危机。从旧社会到新中国，我当了几十年小学教师，对这些深有体会：解放前，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很低，不被人看重，有句顺口溜“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解放后，教师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但十年中给教师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教师重新得到人们的尊重，然而抚平“文化大革命”给教师造成的伤害却非一朝一夕之功。我既为教师鸣不平，也清醒地认识到师资的危机其实是教育的危机，也是国家民族的危机，为提高教师地位出一份力，绝非为一己之私。我和其他民进教育界的会员们一起，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改善教师待遇、提高教师地位，这既是我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所在，也是出于一个普通小学教师的良知，和我对民进组织、广大教师的热爱。

民进组织针对当时国内教育尤其是普教的现状，吸纳会员的意见，反映群众的呼声，积极通过政协的渠道，为解决潜在的教育危机尽心出力。民进的全国政协委员先后在政协会议上提交确立教师节、制订教师法的提案，并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把这些提案上升为国家意志：教师节的确立从提交提案到最终确定历经了5年的时间；教师法从调研、起草到联名提案、颁布，前前后后历经了10个年头，力争分别从社会和法律两个层面保障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和合法权益；同时也规范教师行为，激励他们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这两件大事我都亲历亲为，能和民进老一辈领导人、民进专家一道为改善教师地位和待遇做点实事，是我一生的荣幸，我从内心感激民进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如今，每逢教师节，面对学生、家长传来的各种祝贺，20多年前我和叶圣老、雷大姐、方明在内的16位民进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时的情景都会浮现眼前，历历如绘。作为一名普教教师，在属于自己的节日里，接受学生和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尊重，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一辈子从事小学教学，认为基础教育关系重大，一直以来关注全国、尤其是不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情况。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就随民进中央教育研究小组到内蒙古、贵州、云南等地交流教学经验，小组里有张志公、段力佩等一大批民进教育专家，我们把教学经验、心得体会带给西部边远地区的教师，希望能起到一个辐射作用，促进边远地区教育教学的发展。20多年来，我走遍了全国50多个省市，每次出去讲学考察，既是传授经验方法，也是调查研究，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2002年我自己组团，带了几个专家去甘肃天水，回来后，我就在九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重视西部教育，加大西部学校建设投资；关心教师培训，提高教师待遇。女儿常劝我别这么辛苦，可我想，人生就只有三天，“昨天”已经离我们而去，要珍惜“今天”的分分秒秒，为社会、为国家的“明天”多做实事。

我今年85岁，已退休多年，但生活充实，每天仍工作近10个小时，撰写教学体会，协助教育部“霍懋征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课题组做好经验总结、教师培训的工作。我时常想，对学生来说，老师肩负传授者、组织者、引导者、参与者、培养者、调动者等多重身份，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希望能把毕生的经验传授给更多的教师。回想起多年来我在业务上取得的成绩、政治上获得的荣誉，都与民进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息息相关，我在民进大家庭中感到无比温暖，我愿把对她的忠爱保持永远。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1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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