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和我

由于参加二二八事变，爸爸和妈妈都被判了死刑。后来，白色恐怖，又不知如何被牵扯上了，爸爸和妈妈就这样不知下落地失踪了。

全台中市民发动万人签名，推派代表到南京向蒋经国先生陈情，总算妈妈被放了出来，而爸爸仍然半点音讯全无。

妈妈回来后，病得很重，一直无法起床。外婆教我煮东煮西，洗这洗那，当时才仅十四岁的我，硬是勇敢地把这个家撑了起来。

有一天，夜很深，突然有人很急地直敲我们家的门。我好害怕，便把弟弟妹妹全叫醒了，一来壮胆，二来以防万一不测。我打开了门，原来台中看守所的伯伯来告诉我，有人在台北六张犁公墓发现了爸爸的尸体，要我半夜赶忙北上查看究竟，否则被人搬动了，就再也找不到了。我才十四岁，又是小女生，而且还是地中海绝症患者，

我哪有这份能耐呢？这位伯伯看我哭了，便说：“我陪你跑一趟吧！”

当天差不多天亮的时候，我们总算找到了爸爸冰冷的尸体，雇了一部车，偷偷运回台中。

我发觉爸爸胸口还有点热热地，便跑去找一位陈伯伯，他是留学东京帝大的名医，我跪着恳求他设法救救爸爸的生命。

爸爸醒了，也活了过来。但已经被处死的罪犯，早已没有户口了。我的爸爸只好躲躲藏藏，过着不见天日的黑暗日子。现在爸爸的冤狱已经平反，爸爸也可以和一般人一样过正常生活了。

这期间以一个政治犯的家属而言，可以说，有多辛酸就有多辛酸。

爸爸回来后，头几年，根本不认识我是他的谁，因为严刑拷打，已使得他的记忆完全丧失。尤其是爸爸不平不满的愤恨心，十分强烈。

我从十四岁开始，每天侍候着神智不清的爸爸和常年卧病在床的妈妈，我每天都挨爸爸的打和骂，也在爸爸的打骂中，坚强地一天天长大。

左邻右舍都不忍心眼睁睁看我这样不挡、不躲也不闪地跪着挨打挨骂，都好想帮我解围，但我都拒绝了，因为我怕爸爸会更生气。好几次管区警察先生也叫我去问话，十分关心，但我都告诉他们：“请让爸爸尽情发泄吧！爸爸是再也经不起任何打击了。”亲朋戚友，还有左邻右舍，还有我的同学，都不赞成我这般认命地挨打、挨骂，他们都怕我会被打出内伤，或被打死。但爸爸呢？

今年我已是六十二岁的老太婆了，但在这漫长的五十年间，对爸爸的打和骂，我从没挡过半次，也没躲过半次。我决不伤害我的爸爸，因为他真的已经够可怜的了。为了台湾同胞的幸福，他把他自己的一生给牺牲了。

很多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从不顶撞我父母，也决不做爸妈不高兴的事。我每天不离开父母，守着他们，护着他们，即使当了别人家的媳妇，也利用上下班或假日，每天回娘家去照顾他们的起居生活。

记得大学刚毕业那年，我的教授很疼我，师母又是台北市党部副主委，替我安排了一项非常令人羡慕的好工作。教授说：“争取这职位的很多，你明天准时去报到，知道吗？”

我点点头。

可是，我还得回报爸爸妈妈才行呀！

我赶回家，好是高兴，岂奈爸爸不知去哪里了。我告诉妈妈，我先去报馆打工，下了班再回来找爸爸。

当晚，我回到家，爸爸因为太累，已经睡着了。我看爸爸睡得好甜、好熟、内心好是欣慰。这段日子，爸爸为了逃债躲债，几乎不敢明目张胆地回家，更为了票据通缉，都睡得很不安稳，或许太久没睡好了，今天竟然能睡得这么甜、这么沉，就让老人家难得地补一补眠吧！

我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爸爸，想想他坎坎坷坷的一生，真值得吗？我不知道救台湾为什么会是爸爸的事？又为什么会是我们家的事？

我等到第二天中午，爸爸才逐渐从昏昏沉沉中，醒了过来。当然，我报到的时间早巳过了，工作也没了。

教授很生气：“为什么不叫醒爸爸呢？”

我一脸歉疚地直掉眼泪，真的，我哪忍心叫醒爸爸呢？可怜的爸爸已经不知多久没这样睡过觉了。

如果是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