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思茅地区水利建设兵团一团（简称水利一团）组建于一九六九年十月，一九七三年六月解散，历时三年八个月。

     一、组建水利兵团的时代背景。一九六九年，东南亚国际形势突然紧张。思茅地委和思茅军区根据云南省委九月九日会议精神纪要，决定在西双版纳成立水利兵团，一团、二团设在勐腊县，三团在景洪县，四团、五团设在勐海县。其目的是在和平年月修水利，一旦有战争需要，作为后备役军队，培训后即可开赴前线。所以，水利兵团的特征就是所有人员不带家属，以便随时受训打仗。于是从大城市来的单身知青成了最佳人员选择，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组织纪律，没有负担，在军队干部领导下便于集中管理，可以并且有可能应付突发事件。

     二、水利一团的地理环境。水利一团建团初期，其团部机关建立在离勐腊县县城西南60公里外的勐润坝子，团部背后沿着小溪进山是茫茫原始森林。一营的四个连队座落在勐润坝子和勐棒坝子相隔的深山老林之中，二营和三营的八个连队分散在勐润坝子靠近老挝边境的一侧，四营的四个连队安排在勐棒坝子贴近勐润坝子大山的边缘地带。有些在勐润坝子的连队离边境很近，将这些连队作为一点标在地图上，这个点就重叠在国境线上。勐润坝子四周为群山环抱，山上是四季苍翠的原始森林。山上有各种野兽出没，坝子里也有老虎踪迹。勐润坝子的西南与老挝接壤，边境线并不神秘，几十公里的边境上没有铁丝网也没有边防军，边境上除了每隔一、二十公里立一界牌，无任何其它标志，两国边民可自由出入。上山砍竹筏树根本不知道走在自己境内还是人家国土，更不知道哪棵树属于我们的，哪棵竹子是归于境外的。在三营十一连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几个男知青在现役军人连长的带领下上山砍竹子，发现草丛里有一块规整的 42 34955 42 14940 0 0 3473 0 0:00:10 0:00:04 0:00:06 3472头可作磨刀石，于是叫来连长，连长二话不说，一脚踹倒那方石头，号召众人将石头抬回连队。当石头刚被抬下山就被傣族老百姓看到，于是来了众多民兵将大家围住，这时方才知道捅了大篓子，移动了国碑。事情很快惊动了云南省军区，军区连夜派人前往出事地点，乘黑将国牌安放原地，以后接连数月观察，见别无动静，才算息事。出事当时，娴国牌太重连长叫大家先把国牌砸成两截以便搬运，无奈国牌石质坚硬，在山上砸了半天砸不动，最后才整个的搬下山来。国牌的一边刻着“大清界”，另一边刻着“大法界”，顶上是“中法交界”四字，只是大家读了半天不认识是块国碑。

      三、水利一团的人员配制。水利一团的人员配置为现役军人、知青和极少数从勐腊农场来的老工人。五十多名现役军人来自澜沧县驻军0294部队，担任着全团从连、营、到团以及团机关各行政组的所有正职领导。建团初期所有连以上副职由农场的干部担任，以后连一级的副职开始有知青担任。全团三千名知青几乎是清一色的六九界初中生，他们有主要来自上海的上海县，金山县，松江县和南汇县，仅极少数人来自上海市区。这部分来自上海市区的知青毕业于上海各工厂的中专技校，占全团知青比例的1%。本来他们应该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上山下乡”运动高潮的迭起，他们戏剧性的由领导阶级的一部分转而成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相对六九界初中生而言，他们算是水利一团的文化精英，但这支精英在“文化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不可能受到领导赏识，相反，不少人受到不公的对待，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部分人遭受的不幸比例最高。笔者本人是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达水利一团的，是水利一团组建到位的最后一批人员之一。从一开始动员上山下乡，一直到我们最后到达目的地，大家都以为是去西双版纳勐腊农场，只是最后临门一脚，下来汽车后才从接管我们的现役军人口中知道我们被分到了云南水利建设兵团一团。

    四、水利一团的组织结构。水利一团的全称叫作“云南省思茅地区水利建设兵团一团”，水利一团的上级机构为“云南省思茅地区水利建设指挥部”。水利一团下设四个营，每个营下设四个连，每个连四个排，每个排四个班，称作“四四制”。每个连设连长、指导员、副连长、排长、班长、司务长、司务员、卫生员、通讯员，一应俱全，全部按部队建制设立。水利一团团部机关设政工组，生产组，后勤组和团卫生所，简称三组一所。政工组负责全团的政治思想工作，后来成立的团宣传队也由政工组代管。生产组人员不多，仅六、七人，除了生产组组长是军人，绝大部分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他们负责全团的工程勘测和生产进程。后勤组负责全团的后勤保障，后勤组开始有两部“解放牌”卡车，后来又增加了两辆“昆明牌”，专门用来为各连部拉米和生活供给。团卫生所负责全团的疾病防治，医护人员除一名医学院昆明医学院毕业和一名昆明卫校毕业的医生外，其余都是从知青中培养起来的医护人员。团部与营部之间有手摇电话联系，营与连队之间的文件，指令需通过通讯员送达。

    五、水利一团的物质基础。水利一团的物质条件相当匮乏，从建团开始到全团解散，全团上下的住房，都是知青自己动手盖起的简陋茅草房。它的围墙是用西双版纳特有的粗大竹子破开后围起来的，四面透风。个别男知青半夜尿急，竟直接从竹篾墙内向外方便。盖房子的树和竹子都是知青自己上山砍伐就地取材。房顶用茅草编成的草排盖就。这些草排大部分是知青们割来茅草编成。知青的睡床，是在地下挖四个洞，埋下四根竹桩，然后安上自己做的竹榻。起先有的知青架这样的床没有经验，做的床很不结实，往往睡到半夜，人一翻身竹榻散架，睡在上面的人就随之掉落地下。水利一团全团人员的粮食和食油由勐腊县定量供应，蔬菜和肉自己解决一部分，从地方上采购一部分。为此，每个连都有蔬菜班种菜、养猪。知青们种蔬菜没有经验，鲜有收货。没有菜时，伙房就只好供应“玻璃汤”：把水烧开，加入盐巴，没菜没油，“汤”面清澈照人。猪肉只是逢年过节才有供应一点。那时的交通既不方便。从勐棒坝到勐润坝是一条仅供拖拉机行走的便道，途中要经过两条河流，旱季时可以在河水浅的地方让汽车勉强能通过，雨季时洪水暴发，任何机动车无法进入勐润坝子，团部的汽车只能停在勐棒坝子，这时各连队需轮流派男知青去20公里外的勐棒将生活必需品肩挑背扛运回部队，以维持各连队基本生活，其生存条件异常艰苦。全团除团部有一台柴油机可供机关晚上照明外，所有的连队都是用煤油灯照明。自制的煤油灯在旱季很容易引起火灾。一九七0年四月，三营十连一女知青就因不慎将自制的小煤油灯引燃蚊帐，燃起熊熊大火，当附近的傣族老乡和九连的知青带着脸盆赶到时，所有东西早已夷为灰烬。七一年全团撤出勐润坝子，重新在勐棒坝子扎营，团部选址在曼塞陇傣族村寨附近，靠近公路，此时各连队相对集中，因而与团部相近的部队也用上了团部的柴油机供电，生活方面略有改善。

      六、水利一团的组织纪律。水利一团知青的组织纪律极为严明，在当时当地是有目共睹的。一般上山下乡知青常见的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的事件，在水利一团里几乎没发生过。这不仅仅是半军事化的管理有成效，重要的是从一开始，领导就告诉大家，水利一团是一个临时性的单位，当水利工程完成后，所有知青将面临第二次分配，后来并传闻分配方向是知青们向往的昆明钢铁公司。人需要有希望，有希望就有一切，知青们谁也不愿意在二次分配中被淘汰，于是个个严守纪律，处处小心翼翼，生怕落下表现不好的把柄。 “三不准”是水利兵团自己定的纪律。“三不准”即不准抽烟，不准喝酒，不准谈恋爱。据说“三不准”曾经受到绝大多数六九界家长的欢迎，受到过上海各县慰问团的肯定。孩子处于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避免不良嗜好是应该的，更主要的是绝大多数知青的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边疆扎根，总希望他们有一天能返回父母身边。但是这“三不准”的纪律在水利一团一刀切的做法过于绝对，以致于少数知青因偷偷吸烟、喝酒和谈恋爱违犯了“三不准”戒律而受到严重的人格侮辱。水利一团的作息制度实行准军事化。每天早上六点统一起床出操，晚上十点统一熄灯就寝。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每天必做不厌。每日就餐前，全连集合在一起背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背得最多的是“下定决心”，唱的最多的也是“下定决心”，短小精悍来的快。许多最新指示和最新口号都可用“下定决心”的曲谱反复咏唱。水利一团存在的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三年恰是“文革”激进的时代“楸五•一六分子”、“一打三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水利一团几乎没有停止过。每次在这些政治运动中都有人被视作“坏分子”揪出来批判帮助和强迫劳动，甚至送去判刑。比较突出的例子有：一营三连的张耀宗无辜判刑十六年，直到毛泽东去世后才平反出狱。比张耀宗更不幸的是一营二连的罗也元，是第一位在水利一团身遭不幸被迫害非正常死亡的上海知青。这种被迫害非正常死亡的例子还有一营一连的倪文昌和傅士民。

     七、水利一团的卫生状况。水利一团是一个临时组建的单位，严重缺医少药。团部卫生所虽有两名正规院校毕业的医生，无任何大型医疗设备，许多重症者必须送勐腊县医院治疗。知青们刚去边疆营养失去平衡，严重的营养不良加上水土不服，许多人全身浮肿，还有人全身皮肤溃烂。因为缺乏经验，有些病得了却不知是什么病，因而耽误了治疗。以笔者生活过的九连为例，知青刚到连队不久便开始人人浮肿，额上脚上一按一个坑。再后来个个男性阴囊表面溃烂，奇痒无比，晚上班组学习，大家脱了裤子坐在床上比赛剥结痂。当时笼统说法是缺少维生素，但时至今天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病，只是知青们自己给自己这种病取了名字叫“卵泡癣”。每年五月开始的雨季，西双版纳的气候温暖湿润，极易细菌繁殖，是各种疾病的高发季节。尤其是暴雨过后，洪水暴发，从上游冲下许多动物尸体，污染了人们的饮用水。细菌性痢疾由此暴发，知青因此提着裤子忙不迭的跑厕所。许多人肚子疼难受得身体蜷曲，拉肚子拉得奄奄一息，到后来屙出的全是脓和血。当时用的药物基本就是黄连素和氯霉素。大部分人挺过来了，但有的知青却因此丧了命。因拉肚子去世的一连的张水琴，三连的陈美玪，五连的田月香，六连的陈翠英，十一连的龚丽娟，十三连的徐宝琴。十二连的傅鸿明因其它死亡。在水利一团死亡的知青中，还有一位属于意外死亡，他是在探亲的路上途径普洱时，钱包被当地四川知青偷了，在向对方要回钱财时被对方打死在探亲的路上。他的名字叫徐建华。

      八、水利一团完成的工程任务。在水利一团组建的三年八个月的时间里，水利一团的知青们在南润河离老挝边境4公里的河道上建筑起一座水坝；修筑成一条从勐棒坝到勐润坝的简易公路；修通勐润坝和勐棒坝水渠两条。当时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完成的这些工程多用落后的原始手工方式完成。工地上唯一的机械化设备，只有一台从思茅水利指挥部拉来的水泥搅拌机。为完成这些工程任务，水利一团的知青不仅留下的鲜血和汗水，有些人甚至献出了生命。三营十连的王远虎便是在挖水渠时被倒下的橡胶树击中后脑死亡的上海知青。临终前没有豪言壮语，仅留下“我好痛”三个字。十一连的林光辉也是被倒下的大树而砸死的一名知青。二营通讯员周为民则是在工地上放炮炸石头时被飞来的石块击中死亡。

      九、水利一团解散前的风波。一九七三年六月，水利一团寿终正寝，即将解体。大多数的知青即将移交给农场，知青将被强制改编为农场“职工”。为此，在知青们广泛蔓延着一种消极抵触情绪，用各种理由拒绝到农场去。八连为主的一些知青，以水利一团知青与农场知青有摩擦矛盾为理由，掀起了一个请愿活动，向团领导请愿，拒绝改编为农场。时任一团团长的王祥亭被一百多知青包围着，不能解答他无法解释的知青们提出的问题。客观的说，团长还是一位正直的领导，但在那种年代里，他只是个政策执行者，他没有能力改变全团三千知青命运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倾听着这些跟他一起奋战了三年八个月、与他同甘共苦用双手建起了一座大坝、修起一条公路和挖出两条水渠的知青们在希望破灭时的宣泄。在那“上山下乡”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时期，这小小的风波很快平息。不过，在那随时可以扣人大帽子上纲上线的年代里，可喜的是没有人为这次小风波背上不幸的政治包袱。这种压抑在水利一团知青心底的怒火，终于在一九七八年底，与全版纳知青的愤懑之火一起，汇成了熊熊烈火，在云南知青返程大罢工中得到了彻底的爆发，曾经的水利一团知青绝大多数成了那场大返城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十、结束语。轰轰烈烈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成为历史，云南省思茅地区水利建设兵团一团也已经成为历史。笔者无意对这段历史进行功过是非的评说，只是试图从笔者的角度客观地将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样一个“知识青年”小组织作个纪念。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原水利一团部分老知青的帮助，尤其是他们对水利一团因各种原因死亡知青的姓名提供了准确的回忆，笔者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本文摘自《知青.上海》杂志第一期）

（作者系水利一团九连知青）

文中插图：前左：陆宝弟，骆纪德，后左：沈宪中，陈陶龙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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