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我的生活发生了小小的变化。每天下了班，我不再是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或是拿起一份报纸浏览上个把小时，而是牢牢地"粘"在了电脑屏幕前。我关心的是今天我的那帮插队的兄弟姐妹们有没有上网；我想听听他们在闲聊些什么;了解一下我们又增加了哪个新成员（说新成员也不正确，正确说法应该是又跟哪一位接上了联系）。我阅读着每一位的回忆文章，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长长短短，洋洋洒洒。我随着大家一起流泪，一起感叹，一起欢笑。说来不怕大家笑话，有一天看到毛幼荣画的一幅"勐腊一条街"的平面草图，我坐在那里看着，想着，足足琢磨了一个多小时！

　　我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一生中走过许多地方，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也经历了不少的事情。有些陈年往事早已忘记，有些偶尔提起，也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唯有在勐腊县插队的那段经历，却让人永远无法忘怀。这刻骨铭心的记忆就像当年水土不服时我腿上留下的疤痕一样，再也不能除去。三十多年了，"勐腊""插队落户"这两个词就像两个开关的按钮，就像两把钥匙，每当一触动它们，我记忆的闸门就会轰然打开，那遥远的岁月里发生的许多事情就会一下子涌到我的眼前来。

　　我爱回忆在勐腊的那些生活，但我这个人不善于写文章，我跟毛幼荣和王以民说，我不写了，做个忠实的读者吧。可是当我看到好友郑逸铭托人从互联网上传来的一张照片后，忽然改变了主意，我也想试着用自己这支拙劣的笔，写点什么，只有这样，我的心里才会舒坦一点。

　　写什么呢？就从这张照片写起吧。

　　这是三十七年前我们寨子七个男知青在寨旁桥上的一张集体照。我原没有保存，也不记得有过这张照片。看着照片上的自己和其他伙伴们，孩子气的脸上全挂着天真无邪的微笑。如果背景换成了上海外滩，可能会更相衬一些。可地点偏偏是在偏僻的云南山区，而我们几个，全然一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样子。我看着照片，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我记得，那时，自己才刚过十六岁的生日。用句书面语说，属"尚未成年"。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长途跋涉三千余公里，历时十天，远离父母、家乡，跑到边疆"插队落户"？！而且是一辈子！记得当时有好几个傣族老乡问过我，"你有没有爸爸、妈妈？""你们家乡是不是饿饭了？"（傣语意味没有饭吃）。傣家人都觉得这样的事不可思议，对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类的解释听得似懂非懂。我给女儿看了这张照片，她说："爸爸，照片上的你真像小孩子。"听了她的话，我的眼泪又涌上了眼眶。

　　看着照片上的兄弟们，我心中感慨万分。上调以后，除了与郑逸铭经常有联系外，其他人的情况就了解很少了。十几年前，听说双喜（石义曙）因病离开了人世，我当时真是大吃一惊，那时他才三十五六岁。现在看看这张照片上的笑容满面的双喜，让人怎么也无法想象他早已去了另一个世界。记得那时的他，浑身充满活力，满脸的络腮胡子显出了一个男子汉的刚强。在集体户茅草房里唱起京剧样板戏来，高亢响亮，山顶上都听得见。他干起农活来从不落人后，对朋友也很讲义气。当他高兴的时候，我们在一旁起哄，他就会在公路桥的水泥路面上连翻好几个跟斗给我们看。双喜还写得一手好字，我一直都很羡慕他的书法才能。他回上海后与朋友合伙开过誊印社，做过服装生意。他还写过一本知青生活的书，但三次投稿都被退回。据说是因为写得"太凄凉了"。

　　写到这儿，不知是否有点离题了。但我还是想保留这一段文字，这也算作是对同寨插队兄弟双喜的一个纪念吧。

　　我们插队的地方全名应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仑公社勐远大队勐远寨（又称城子寨）。我们寨子离县城五十二公里，距公社所在地四十五公里，就是到大队部所在地也得走七公里，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偏僻地方。在大队部附近有一家小商店，在那里可以买到盐巴、牙膏、火柴等日用品。

　　勐远寨种双季水稻，一季旱稻。由于坝田处于一个纵向约三、四公里，横向仅几百公尺的狭长带中，山高，日照时间很短，水稻产量很低。旱稻用的是最原始的刀耕火种方法，收成也不高。

　　一九七○年五月底六月初，早稻收割了，成群的黄牛驮着满袋的谷子往公社粮管所走去，这是去交公余粮。可是过不了多久，当我去领口粮时，寨子里的会计却说没有谷子了，要等到上级批准生产队的缺粮申请后,再由牛帮以返销粮的形式把谷子拉回寨子来。可能这种事并不是第一年发生，傣家人并没有显出惊慌的样子，田里山里的活照样干，猎照样打，鱼照样捕。唯一不同的是通常拂晓时此起彼落的舂米声听不到了。一开始，寨子里分了点老玉米给我们，我就把它们放在锅里煮开花后充饥，过了几天，老玉米吃完了，怎么办呢？寨子里的知青开始走东村跑西村找饭吃，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我那时为生产队种菜，那块菜地是在六团一营砖瓦队营房背后的山坡上。上面没有水源，我每天要挑水爬坡浇菜，于是就认识了那里的上海知青和湖南老职工。我把没饭吃的事告诉了他们，应月林、沈益民、田为民和宋庆淮四个人一听，就对我说，"你就到我们这儿来吃饭吧。"砖瓦队的口粮是定量的，由于劳动强度大，他们本身口粮就很紧。但从那天起，他们四人硬是从自己有限的口粮中，匀出一份来让我吃。那时我每天饥肠辘辘，也顾不得面子，经常到他们那里去吃饭。

　　有一天，我饿得头昏眼花，可是应月林他们开饭的时候还没到，想躺在床上睡觉又睡不着。我们知青的茅草屋外，一大队去老挝筑路的民工正在泉水边搭灶用行军锅煮饭菜。透过竹排做的墙，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淘米、煮饭、炒菜，然后是大口大口地吃饭。我边看边咽口水。等他们快吃完的时候，我看到他们还剩下一些卷心菜叶和汤在锅底，就想去跟他们要一点吃。但我几次站起来，蹲下，又站起来，又蹲下，就是挪不动脚。就这样耽误了几分钟，一个伙房的民工过来端起锅就把汤给倒掉了。我在屋内"哇"的一下叫出声来，多可惜呀！我后悔得直跺脚。今天提起这事来，那锅、那菜和汤，还清清楚楚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现在, 当我看到我的孩子不珍惜粮食的时候，从不给他们讲"一粒米,七担水"的道理。也从不让他们背诵什么"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我就用这个"饿饭"的故事教育他们。我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知道爸爸曾经饿过饭，是几个好心的叔叔给了他饭吃，救了他的命。

　　记得就在那段时间，年终分红得到的四十三块钱也用完了。我两手空空，穷到连买盐巴和火柴的钱都没有了。怎么办呢？我得想出点生财之道来。当我听说砖瓦队有一位湖南老职工需要盖在屋顶上的草排时，就到处打听哪里可以割到茅草。茅草是野生的经济作物，傣家竹楼的屋顶全部用茅草编成的草排盖成, 需求量很大。 所以, 哪里有较大片的茅草, 就成了秘密。 通过一个年轻的傣族朋友，我知道了茅草的生长地。于是，起了一个大早。我拿了镰刀和砍刀，带了点吃的东西，就一个人上山了。走了大约一个小时的山路。深山老林中，除了听到鸟叫和我自己踩在枯树叶上的沙沙声，就没有其它声音了。我一边割茅草，一边得竖起耳朵仔细听，注意有没有蛇及野兽出没。还得留神记住自己走过的路，做上记号。茅草都是一小丛一小丛的，割起来很费功夫。我整整花了一天的时间，才割到满满一挑的茅草。那天太阳下山前，当我挑着茅草，摸着原路返回寨子时，回首望望那夜幕笼罩下的深山老林，静悄悄的，还真是有点后怕。

　　在勐远插队的日子里，我们也曾有过一段丰衣足食的"黄金时代"。七○年九、十月份，离勐远寨四、五公里远的新寨需要一名老师教孩子汉语和数学。新寨的队长特地来到我们知青的住处发出邀请。新寨是个小寨，只有十九户人家,要离开公路走小路才能到达那里。如果我和郑逸铭去的话, 离开兵团的知青朋友就远了一些，看病买东西都更不方便了。但想想队长亲自来请，而且去当老师不用去田里、山上干活，也可用到我们仅有的一点文化知识， 所以权衡再三, 我们就跟着队长进了新寨。

　　到了新寨以后，铭兄当老师，我还是像在勐远寨时一样下田、上山干农活。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可想，我们也就安下心来解决生活问题了。队里让我们住在一个原是谷仓的小竹楼上，在楼下为我们用竹子盖了只大鸡笼，给了我们一些小鸡。我们自己也到河边找了块地，从砖瓦队种菜的职工那里要来了菜种、菜秧。务农的生活仍然是艰苦的。我学会了用水牛犁田，凌晨天还未亮，就坐在牛背上，半醒半睡地来到田头。寨子里男劳力的活，我都一样样地学着干。 下午一放工，赶快给菜地浇水、除草、松土、搭架子，还要照顾一大群鸡。天黑后我与铭兄给寨子里的成年人上汉语课。休息天我俩就一起测量河道，梦想建水电站（有关建水电站的事，请看郑逸铭写的文章"流产的计划"）。我们在新寨的生活过得紧张、 充实, 与傣家人的关系也处得很好。在我们的小竹楼下的楼梯旁，经常会看到傣家妇女从山里采来送给我们的野菜和竹笋。野菜炒或做汤，竹笋是版纳的特产，1.5到2厘米直径粗，约30厘米长，放在火上一烤，剥去外面的皮，蘸上辣椒和盐，稍带点苦味的笋肉又香又嫩，相当可口。七一年十月, 当我和郑逸铭被上调离寨时，我们已有了四十多只鸡，平均每星期可以吃一只。我们的菜园长满了各种蔬菜，除了自己吃，还有多余送人。 如果没有上调，我们还真准备在那里过一辈子呢。

　　写了这些，我想应该搁笔了。在我写下最后一个句号之前，我要感谢当年一起插队的兄弟姐妹们, 发起了这次征文活动, 给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回忆往事,抒发情感,互相交流的极好机会。 我期望着这本回忆录早日装订成册， 当我年老的时候，我一定会把这本回忆录连同这张珍贵的照片留给我的后代，要她们好好保存, 因为它不仅是一本回忆录，使她们了解父辈的过去，更是一本生活教科书，将让她们终身受益无穷。

本文来源：《天堂岁月几疑在梦中》

2007年4月27日相聚，前左四是本文作者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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