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克家 男，汉族，1950年11月生，上海市人，197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开除党籍），1969年参加工作，初中。1969年4月起为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伦公社幺等寨插队知识青年。曾任大卡大队人民教师。197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74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列席常委、云南省批林批孔办公室副主任。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5年10月起任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

　2013年4月9日，我们趁朱克家与云南知青去太仓一日游的机会，隔天与公正约定，为表示我们景洪农场的几个知青的诚心实意，我们自驾前往，我请姜健身驾私家车专程接送朱克家与周公正夫妇，另一辆商务车由陈明法自驾，我们车分两路，在太仓郑和公园相会。

　　中午，在太仓湿地生态园餐厅午餐时我们与朱克家相见，四十年后的相见，我们一见如故，一一与他握手致意，那种久违的知青真诚、谦恭感，和蔼可亲的双手紧握的信任感，使人倍感激动、亲切！

　　几十年来，他本一个平凡人，被政治浪潮推波助澜，甜酸苦辣真不堪回首，这时，我能问什么？只是客套的问他：“克家，你身体好吗？家里都好吗？……”一瞬间，我不知该讲什么，这相聚快乐的时刻，我又能问他什么，一切都在不言中……。

　　此时，也许沉默更能代表一切了。过去让它永远地过去吧，我们一起好好活着，总结人生，善择朋友，回来吧----克家，让我们一起享受晚年，开心过好每一天，你曾是知青的楷模，如今是知青的哥们，我们知青永远是一家！

  2013年4月9日版纳农场的知青与朱克家（左2）合影

    午后，克家在他的插兄李建炜和东风农场知青周公正陪同下，仍乘坐我们姜健身驾的回程车，与我们景洪农场姜健身、陈明法、王毓珍、诸炳兴、陶顺良等，在笑声欢语中，轻松地共进了晚餐。一天的旅途和游览、应酬，巳使他疲惫不堪了，在这欢乐的时刻，我们无人问及他的过去，也许他需要安静和轻松。在座的都明白这位曾是中国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他如今想什么？当然，我们应该热诚地张开双臂拥抱他，让他感受到回家的感觉真好！回到知青这个大家族真好！

    昨天，我与他通话，按排下次欢聚的日程，他似乎有些激动，一连串感激的话，使我无法插话，他说：“回到上海，知青朋友们对我真好，你们太客气了，谢谢景洪农场你们几个知青.....”“不，克家，咱们知青是一家，你是回家了，还客气啥呢？......”此时，我听到克家那沙哑的声音哽噎了......。

   是啊，我们知青的路是一条难以忘怀的路，一路走来充滿痛苦与艰辛、困惑与执著、骚动与淡泊、奉献与无奈。作为一代人的一段经历，已留给了历史，只能作为一种“记忆”，它会随着这一代人的逐渐老化，“知青”两字也将会随着时光流逝而淡化、模糊。但作为知青的历史将永远不可磨灭的。

当年朱克家在劳动

 
当年朱克家在版纳农场作报告

当年朱克家与他的版纳少数民族学生在一起

 
当年朱克家在讲课

 当年朱克家给他的版纳少数民族学生讲课

     我们与克家同一个名“上海知青”，我们曾在同一块土地“西双版纳”，相隔一条澜沧江，稍有不同的是，他在山上，我们在平坝，他在插队，我们兵团。

 朱克家2006年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

作者2007年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

    2006年11月他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几个月后，2007年我也接受该台采访，我俩在同一节目栏《冷暖人生》播出，我们还是同一个著名主持人陈晓揇采访，这真是相见恨晚。

朱克家（右）作者（中）姜健身（左）共餐

朱克家（中）与云南知青合影

    知青已不再年轻，这代人难回版纳找青春。知青伟大吗，真体会不到。只要版纳人民记住我们，只要勐掌寨的僾尼人民记住朱克家，我们知青也知足了。

 朱克家近影 

 作者（左）与朱克家（右）   李建炜摄

   1969年4月，17岁的朱克家从上海市海南中学毕业，不久随浩浩荡荡的知青上山下乡队伍，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勐腊勐仑公社勐掌生产队插队落户。这里是傣族聚居区，生活上十分艰苦，语言不通，生活风俗不同。但这些困难并未使他却步，在劳动中，他很快学会耕地、插秧，还利用空余时间学会了木工，并在不长的时间里，掌握了傣族的语言和文字，他很快和傣族老乡们打成一片，因为他出生在一家多子女的贫穷家庭里，父亲是上海纺织品供应站的业务员，母亲是纱厂的女工，在条件贫困家庭环境中，自小就养成吃苦耐劳的秉性。

   他下乡的勐掌寨有座高山，山腰有个爱尼族人的山寨，即莫登生产队，生产队长下山办事往返途经勐掌，便与朱克家成了好朋友，这位爱尼汉子告诉他，解放20多年了，至今还在经受没有文化的痛苦，寨子里曾经办过一所小学，但请来的几位教师受不了山寨的寂寞与贫穷的煎熬，都一个个地走了，五、六十名学龄儿童只能辍学，希望他到山寨教书。朱克家明知那里条件比勐掌还要艰苦，但毛主席的话给了他信心与勇气“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要去，这才是好同志。”他主动向公社党委提出要求，转到莫登山寨去。

朱克家与他（6岁--16岁）的学生们

    1970年12月，朱克家上山了，当他看到用汉文编写的教材学生听不懂时，便刻苦学习逐步掌握了爱尼语。爱尼妇女白天劳动，晚上春米到深夜，家务劳动繁重，他看在眼里和几个爱尼族青年设法用手扶拖拉机带动碾米机，减轻了她们的负担。为了让电灯早日照亮山寨，他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搜集安装小型水力发电机的资料，学习电工操作技术，回到山寨后引来山泉，带动发电机山上便有了电。他还学习了理发、裁剪、蹬缝纫机，修收音机、手电筒、闹钟，为爱尼乡亲们服务，他成为爱尼山寨中最受欢迎的人。

 爱尼山寨的学校     李连儒作品

    1972年，勐仑公社党委根据他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去昆明师范学院上大学。意想不到的是，朱克家放弃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表示要继续留在偏僻的爱尼山寨，要把它建设得更加美好。他这一选择与当时绝大多数知青千方百计的要离开农村大趋势是不可思议的，当时上海市革委会派出的驻云南知青慰问团发现了他这个典型的，他们出于一种职责，将朱克家的事迹整理成材料《山寨里最忙的青年》及时送上海市委参阅。这份材料被当时主管文教宣传的徐景贤看到了，立即转呈姚文元。

     在姚文元的安排下，上海市委派出写作班子赴云南，不久署名朱克家的文章《我深深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以及《农村也是大学》、《贫下中农的好儿女》等通讯连篇累牍地见诸报刊,这些文章对他的事迹作了任意夸大，把他吹捧为“山寨的第一人民教师”、“第一个木匠”、“第一个理发师”，朱克家立即成为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朱克家从此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难以自拔。

朱克家的《我深深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手稿

   朱克家写的《我深深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是一篇总结四年插队落户的心得体会的好文章。它以生动的事实热情地歌颂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我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首先是刊登在红旗杂志上的。各大报纸都是转载它的。其实这篇文章不是朱克家写的，正因为这篇文章，后来断送了朱克家政治生命。他被判刑出狱后分配在云南一平浪煤矿。

左左起：刘树新（知青博物馆馆长）、朱克家（知名知青）、 张刚（上海知青网负责人）、周公正（上海知青网主编）、 在知青博物馆上海巡展上合影。

    作为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要想在中国的政治漩涡里要把握自已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至于朱克家的情况我不必再作任何评介，这巳成了历史，今天我为了让人们了解克家，我把他巳公开的履历，介绍给读者，以便你们对他从“知青”到“知名”的“了解内情”吧。

    随着日月如梭，朱克家巳到而立之年了，该谈婚论嫁了，矿上的人们主动关心他的婚姻问题。矿山子弟学校教外语的小杜老师看上了他，女方比他小7岁，是一个老地质队员的女儿，月薪110元。朱克家迟疑地说：“你要考虑好，和我结婚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幸。”但小杜姑娘热情似火，非他不嫁，并说：“过去的事情咱们不去管它，对今后你会怎样我不考虑，当一辈子工人也可以，只要咱们合得来就行。人家能在矿山，我跟你也能过一生”。1983年他们结婚了，不久有了一个女儿叫小星星，这是他们夫妇俩的全部寄托与希望。          

   朱克家与上海知青合影   王昌义摄

    经过推波助澜的政治浪潮，他脱去了革命名义的外套，又回到上海家的归宿，他巳不想再说什么，他变得沉默不语，他只会给你淡淡的一笑……。他从“知名” 又回归到“知青” 之中。

   目前，他已退休，日子过得平谈、安稳，适宜、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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