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春节前夕，为了过节能让场部机关人员生活上分点鱼，开开荤，场机关领导安排了直属队的后勤人员，把场部蓝球场边上鱼塘水抽干捞鱼，云南人叫作“赶鱼塘”。两天后，鱼塘水抽干了，鱼被捞了上来，管后勤的人，按机关在册人头，“老天下雨，人人有份”。

 接着，后勤人员又按鱼的大小平均搭配，在食堂场地上，按人头数，分成了好几十堆。还没等敲铁板叫唤“分鱼”，在腥味冲天的鱼堆旁，已围满了一圈男女老少，他们个个睁大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每堆鱼的大小、多少，等待第一时间能抢到自己满意的鱼堆。

 在那个生活资源枯竭的年代，一年才分一次鱼，那是难能可得的机会。这时，再也无法体现干部“吃苦在前，享福在后” 了，因为干部也是人，他们也很饿。只见场部干部、家属上百号人，真是“干群一条心，向着鱼堆挤”。

 那一年，知青早都回城，整个场部机关里，只留下我一个知青和另一个在隔离审查的新场长。

 鱼分完了，大家各自提鱼回家了。食堂事务长让人带口信来，食堂里员工要下班了，还剩下我与场长两个人的鱼还没去拿，让我马上去食堂取鱼。

 我来到食堂，事务长从水桶中提出两条大鱼对我说：“你与场长都是单身汉，小鱼就不给你们了，给你们每人留了一条大鱼，场长在农场部隔离审查，但名册上还没除名，应该留他的一份。”“对，应该的，上级处份报告至今未下，人家总有个农场职工的份吧！” 我回答事务长。

 但场长在隔离审查，24小时有人看管，是不能与任何人接触的。他本人更不可能回来取。那么，眼前这条带“政治”的鱼,又怎么送去? 又由谁敢送去？我让事务长去请示领导再说。事务长是个，橡胶树叶掉头上怕脑震荡的胆小鬼，他躲着我拼命往后退，把脑袋快摇掉了，干脆回答我：他与场长是老乡，怕惹祸上身，打死也不干这事！

 知青回城后，各场都缺了很多领导，全农场进行大调整，我们场的老场长调去勐捧农场当了场长，又从其他分场调了个新场长来。调来的新场长与我同样，也是单身汉，他老婆长期在湖南老家养病，他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那时，我是“王老五”也没成家，下班后只有宿舍，无家可回。

 据说新场长原是个中学语文老师，文化人，知识面广，人长得很帅，一表人才，我与他开玩笑，说他长得象国民党军官张灵甫。他口才好，分场老领导中，只有他的工作报告是自己亲自执笔的。那时，论水平、能力，他在几位分场领导中，是我心中最敬佩的。 一条带"政治"的鱼---我当知青那些事之七十三

文革中批斗“走资派”

 可是，不久，听人传，他在文革中当过造反派的头。当然，我也只是听说。我又想，如他真有问题，上级党委怎么会让他来分场当领导？而且，也许是“新官上任一把火”，他刚上任，正遇上学大寨，大搞农田改造，全场大战，他亲临现场，带领全场二千职工，奋战在笫一线，我负责“战地宣传”，我们互相配合，经过不懈努力，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得到上级的嘉奖表彰……。

 我们分场上下欢欣鼓舞，分场召开了庆功会，到处充满在胜利的气氛之中，当然，新场长也在一片赞扬声中，洋洋得意……。在“战天斗地”的苦战中，我们相互之间，有了初步了解。

 但，好日子不长，不久，他被农场党委叫去农场部，突然让他带好被子，听说把他隔离审查了，要他交待“文革”罪行。

 也许这就是“政治风浪”，时高时低，那时，中央文革结束己6年，一个刚提上不久的新场长，又被党委打入深渊，真让人不可思议。

 新场长隔离审查了（后来这种形式也被改了个新名词叫“监视居住”），他是24小时有人持枪看守，失去人身自由的。更不能与外界接触。组织审问，也必须两人以上，任何人如私自接触，那一定要受到严厉处置。听上去真如“白色恐怖”，让人心里胆战心惊。

 那时还不象现在，进行隔离审查前，必须先“双规”，因为问题没搞清楚，也不能“双开”，他还属我们单位的在册人员，生活上还是享受正常待遇。这条按人头分的鱼，也理所当然属于他的名份。可吃鱼的人是不能与外界接触的，那么，这条鱼怎么“飞”过去给他呢？

 人要到霉，喝凉水也塞牙。从新场长湖南老家传来消息，他老婆得知丈夫被隔离审查，病情又加重……。对这些事，场领导都莫不关心，不吭不哈。更不要提及这条鱼怎么送了。

 一年才分一次鱼，何况有新场长的份，眼前这条鱼怎么给他？谁去给他？事务长总有点老乡情面，他轻言细语地给我耳言：你能否想办法给场长送去？我当然也不敢答应。看来这条带“政治”的鱼，要送到主人手里，也并非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但总要有人去送。

 天快黑了，鱼快死了，事务长又找到我办公室，对我轻轻地说：小诸，再不送去，鱼死了，天气热会臭掉的，你还是想想办法，送去吧！

 确实，在长期阶级斗争中，那时农场职工中，极左的政治空气特别敏感，如有人犯了点错误，那人们转眼就会翻脸，甚至六亲不认，远离是非之地。

看来这条带“危险”的“政治”鱼，除非死后发臭丢弃，也不会有人敢给一个正在隔离审查的人送去了。

 我想，70年代的文革中，我们来到兵团，并没亲眼目睹文革中这里轰轰烈烈批斗场面，更不知运动中的“大是大非”。这也许就是政治运动，我见到的政治运动都是抬一派打一派，这种自相残杀都是“批发”式的，无公平可言。我认为，文革结束两年了，现在又开始清查“三种人”既有政治纠错，又存在着政治报复倾向。刚刚经党委任命的场长，突然又将他隔离审查，我对这些政治运动，看到实质，其实就是始终认为是“人为”的派性发作，权力之争运动。这种不公平地对待文革期间的人或事，也许会为历史留下了许多垢病和隐患。

 新场长的鱼还在水桶里养着，版纳天气热，养不了多久，鱼就会死去，成为死鱼，一定会发臭丢弃。

 在好心人的催促下，我回到办公室，接通了农场党委办公室的电话，接话人又将电话转到运动领导小组的办公室，李书记接电话，我将这条鱼的情况作了汇报，并报告他，下午我将要把这条鱼送给正在隔离审查的新场长。李书记听了我的电话请示，也许出于老乡或是人性，他没加任何思索，立即同意我给新场长送鱼。

 我怕时间长了鱼会臭掉，我骑了自行车，顶着烈日当空，绕着小路，渡过流沙河，赶了一个半小时后，我浑身是汗，来到农场部，我急忙找到李书记，问清新场长的所在地，把我带去见新场长的看管人员，这位看守，正好是我原同连队的上海知青“四眼”，眼前他是手持枪杆子的共产党员，他是党委从连队选来，专门给他的新场长当“看门狗”的，他铁面无私，显得非常严肃、神圣。我提着鱼讲明来意，好不容易，我终于见到了新场长。他的脸瘦了一大圈,脚上穿着人字型塑料拖鞋,浑身上下再也找不到原来那神气活现的影子了.他见我满头汗水，手提着一条鱼，开口就问：诸干事，你来农场是给哪位领导送这么大的鱼啊？我说，过年了，这是场部赶鱼塘，按在册人员分给你的鱼。他突然睁大眼看着我，呆若木鸡，置之不问，也许他根本不相信我会给他送鱼！我把送鱼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他顿口无言，激动不己，平时刚直不阿的场长，此刻，泪流不止……。也许失去自由的日子，实在太难过了……。

 我将鱼交到他手里，他告诉我隔离审查到现在，还是第一次见到一起的同事，我是第一个与他握手的人。他急忙从口袋里掏出“劲松”烟，提给我点上。我暗想他平时专抽“春城”烟的，到这里怎么抽“劲松”了？也许这里已没有“春色”，也许他在里面还要象“劲松”那样，坚忍不拔？在那种场合，我也不便多问，只见他的桌子上，堆满了他写下的“认罪书”。

 他走到我跟前，还如同过去一样，拍着我的肩膀说：诸干事啊，你很有才，又年轻，上升的机会多着呢,你不必踩着我上去。我一听，呆了，想问他这什么话？还没等我开口，他又接着说：我们场里对我的揭发材料，基本都是你写的，这我知道，这是你的工作，你也出于无奈，我们相互有些了解，但希望你要实事求是。他的话果然难以入耳。我对他说：你的问题都发生在文革初期，那时我们还没来兵团，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去踩着你上去呢？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不是这种人，更不会做这种事！如是这样的人，我还会给你送鱼来吗？这时，看守的四眼在旁边用上海话对我说：好勒，辰光勿早了，侬好回起了！

话讲到这种地步，我当然气愤不已。临别，我还告诉新场长：你放心，我现在是干事，等你出来，我还是干事，不信你看好！他微微点点头……，再次与我握手，从此成了永远的道别。

 当我回到家里，天早已夜了，我自己那条鱼还食堂的地上，硬棒捧的，发出一大股鱼腥臭，上面爬满了金苍蝇，根本无法吃了……。

文革中的《人民日报》，我们都听毛主席的话。

 后来，上级组织学习中央文件，那是1982年9月6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大上发言指出：“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为什么一个也不能提拔呢？因为这“三种人”如果进到领导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危害国家，危害人民。”  

 根据这个这件精神，我想新场长也许“罪有应得”，无望复职了。

 不久，又调来了新场长。隔离审查的场长真的被判了好几年刑。又后来，他刑满释放了，出狱后，他老婆去世了，他再也没回原来单位，他作为职工，被分到了天河农场。

 释放回到农场后，让他的老乡买了头百把斤重的冬瓜猪，叫了许多老朋友聚餐。我的邻居小队长是机务队的队长，他是新场长的湖南老乡，他受委托，驾了车特意找到我，让我参加新场长“重新做人”的聚餐。并关照我，无论如何要去天河农场喝杯酒，说我给他送的那条鱼，让他感动了很久很久，至今还铭刻在心。可那天我正好有事，无法脱身，这杯酒也没去喝成。

 我让小队长转告新场长：目前，我还是干事，没踩着他上去。而且，我将要按照工人调动，有上海劳动局调回上海。我的政治生涯，在版纳绕了个圈，回归原处，回到那个时髦的原生产地---上海。恢复了“原生态“。

 清查“三种人”是走资派还在走？是官僚阶层对平民百姓起来造反的一次集中整肃和剿杀？还是稳定政治局面，对曾经的犯罪进行法律追溯？这种秋后算帐有多少属于罪有应得？有多少是挟私报复？都是值得细化解析的历史问题。

 故事过去几十年了，这些历史问题，我至今也搞不清楚！但我想：新场长还是当职工，上级没任名当场长，也许他的命还不会那么短。

 1986年元旦，我去版纳办理调回上海的手续，听说，新场长出狱没几年，得病无救，死在了天河……。

 前年，我原连队的上海知青聚会，酒桌上，原给新场长当看守的四眼就坐在我旁边，我问他后来是否高升了？他说：高升个屁！不久，他自己也被审查，调回原连队，监督劳动了！我太不解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把一个持枪的共产党员也监督劳动了？追问半天,至今，四眼还没回答……。

 更不幸的是，四眼也许是连队回城的知青中,混得最不尽人意的一个。至今他全家三代人住十二平方房子。十多年前，老婆也患病去世，四眼自己也患重病，动了大手术，如今，他满头白发，驼背哈腰，活象八十岁的老头，见到他这副可怜相，也够让人心里直发毛……。

 我想：也许人在世上，一定要以德修身，多做善事，多做好事，多积公德！也许只有这样，才会善有善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