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也许您听过许许多多知青“孽债”的故事。是的，叶辛笔下的“孽债”故事，是讲“上海知青在云南农场的孽债”。其实，只要有上山下乡知青的地方都难免“孽债”，只是以“西双版纳农场”为题材的电视剧，让“孽债”这些故事发生在“云南的上海知青”中罢了。然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云南知青符号”。实际上，这是一笔难以讲清和还清的感情债。也是那个疯狂年代的悲哀，更是“上山下乡”的“孽债”。

 这里我要讲述的是发生在我当知青时那个连队，那个上海女知青弃婴的真实故事。

   傍晩，太阳已经沉到山背后去了，它的余晖给连绵的群山橡胶林镶上了一道金光闪闪的边饰；由于这道镶边的反衬，逶迤西去的山脉，变得更加幽暗、更加遥远了。眼前的山沟里，白灰色的炊烟袅袅在天空飘飘洒洒，茅草房里稀稀落落的煤油灯闪烁着，更给山色增加了一种深邃莫测的感觉。

 天黑蒙蒙了，我与指导员从营部开完政治工作会议，急忙赶回连队，今晩一定要将会议精神传达给全连干战。指导员一身“黄皮”解开着衣领，黑黝黝的脸上冒着大汗，一口白牙下端，镶嵌着两面红旗，军帽上点缀着闪闪红星，他就借凭着“一颗红星两面红旗” 这神圣的光辉，以军人的威严，向连队百把号人发号施令着。

  在营党委召开的知青政治工作会议上，他领导的连队受到了上级的表杨，被评为“知青工作先进单位”， 还带回了这个喜讯。今晚，他兴致勃勃地要传达营党委的这一嘉奖令。

  眼前，蓝球场上朦朦胧胧一堆黑影。那黑影堆里，已稀可见人头攒动。很远就听见急躁的狗叫声，不难判断，今夜连队有事！指导员皱起眉头，与我相视无言……。突然，黑影堆里一个小个子人影向我们跑来，他是湖南籍老职工阿庆，他也是连的“消息灵通人士”， 因为个子小，人又灵活，我给他取名叫“小灵通”。 阿庆与指导员是邻居，开始“远亲不如近邻”， 他们关系很好，后不知为何事，他们矛盾很大，阿庆跟了知青一起，背后也叫指导员“黄狗”（ 指导员姓黄，穿黄军装）。今天，阿庆照样不给“黄狗”面子，他气喘吁吁使劲把我拉到路边，眼睛斜视着黄狗，他用双手遮隔左边的“黄狗”， 他紧贴着我，向我喷来恶心的烟臭味，咬我耳朵讲述着连队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事：

 “今天一早，天刚有点亮，队里有个老波涛起床后，去‘马屁山’ 山沟的路边茅厕解手，突然，他发现山沟边有几个黑猪正在啃着一个白花花的东西，似乎象一个婴儿，白白胖胖，有头有手脚，仔细一看，是个男孩，婴儿的耳朵、鼻子已被猪啃了……。”

 我们点了根烟，大大吸了一口，阿庆又咬我耳朵说：“这小孩个子大，皮肤白，肯定不是我们老职工的。”阿庆看看旁边的指导员，又音如蚊叫的对我讲：“这小孩只有你们上海的生得出来，太可惜了，那么好的一个小孩怎么舍得丢掉啊？送给我，我给她点钱多好……。”阿庆，没完没了还在唠叨着。

 其实在一旁的指导员早就觉察到大事不妙了，没等我们转身过来，指导员早就跑到连队了，他站在球场中间，身边围满了人，他低着头，猛力抽着烟，听着许多张嘴，叽叽喳喳，异口同义，讲着同一件事。有几个耍小聪明的老女人，三五成群，用“排斥法”把连队的女人从头排到底，从老职工排到女知青……。全队上下议论纷纷，但从任何方面分析，怎么也排不到上海女知青。指导员赶紧吹哨子，召开排长以上全连干部紧急会议，并马上电话报告营党委。

 一个多小时后，营党委派了两个保卫干事驱车赶到，他们召开全连队大会，北京、上海、重庆女知青齐刷刷全部到会，一个不差，经过排摸、分析，案情毫无进展，他们无奈返回营部。时过凌晨两点，连队主要领导还是束手无策，他们决定明天继续开会研究……。           

知青当年住的茅草房                                   

 笫二早上，起床号刚响，指导员通知我作为上海知青代表，参加连队干部会议，研究弃婴的案子。早餐后，只有我这个“班长级”参加这个极其秘密的连队领导会议。为了防止会议泄密，会议打破常规，没在连队会议室召开。根据连领导的讨论决定：待连队人全部上山后召开会议，会议在靠山脚边，全连最隐蔽的肖班长家召开。

  大家神秘兮兮的来到“密室”， 指导员简单传达了这两天营党委的会议精神，并将连队被为“知识青年工作先进连” 的光荣称号向与会者报喜，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庆贺。掌声一落，指导员“品” 字型的睑拉成了“串” 字型，看着他一笑一沉的表情，真的比狗脸还难看。

 于是，大家开始聚讼纷纭，各人讲出许多听来的，看到的，猜测的疑点，大致总结出这么几点：

     1、婴儿不是本连队的，因为本队怀孕大肚子女人，都还挺着。

     2、婴儿发现第二天，全连没一个女的上班请假。

     3、全连更没人发现任何人生育的蛛丝马迹。

   4、希望指导员把本连队的这些情况，如实向营部汇报。

 我在角落里抽着烟，听着他们争得脸红耳赤。指导员把大家喊停了，指着我说：“小诸，你这家伙是上海知青的‘座山雕’，今天怎么一言不发，你谈谈看法。”我慢吞吞的站了起来，扫视了大家一圈，突然冒出：“这有什么好争的，这个小孩就是我们上海知青阿女的！”我坚信不疑。话音刚落，却引来一片鸦雀无声。也许是吓坏了在开会的领导干部，也许震惊了他们想当然的思路，大家眼睁的看着我，也许我这句简单的回答，让他们一时还不可思议。这时，指导员站起来，瞪大着眼，用手指着我说：“小诸，你别毫无根据的乱说，人家还是刚来几个月的上海姑娘，如不是她，听到你的话受不了，出了事怎没办？你对自已的话要负责的！”“我会负责的，我会让你们看到证据的！”我提高着嗓声回答着。“你有什么证据？”指导员也逼急了。      

 我才不想与“黄狗”再争了。我指着副指导员问：“阿女是否与阿玲同房间？你派个人去山上，让阿玲拿钥匙来开一下她们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