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

   作者：应宜逊

   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了，值得庆祝、纪念！回顾历史，令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我“生在解放前，长在红旗下”，令我感触最深的事件莫过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下文简称“三中全会”）。因为，“三中全会”所开创的道路，深深地改变了中国，同时也深深地改变了我，而且还将继续指引今后前进的方向。

一、“三中全会”改变了中国

   1949年的伟大革命造就了“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我们在建设繁荣富强、人民幸福的现代化中国的道路上，却走得异常艰难。当年，我们遵循“苏联模式”，实行“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甚至“比苏联还苏联”。这种体制的理论前提是“乌托邦”式的，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虽然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实行起来代价极大，效果极差，很不实惠。其基本特点是大体上可以归纳为“斗”、“公”、“空”、“穷”。

    “斗”，以阶级斗争为纲，整人的政治运动接二连三，不断地把一部分干部与群众（两个一小撮）打成不同名目的“牛鬼蛇神”、阶级敌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无限上纲、互相揭发”更是搞得人人自危，亲友相见都不敢讲真心话，正直的干部更是往往“遭殃”。

   “公”，片面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大两公”。凡是“公”，就是社会主义；凡是“私”，就是资本主义，就要打倒，就要割“尾巴”。只有当经济崩溃、饥荒蔓延时，才稍稍“放宽”一些，允许存在少量自留地和集市贸易，一旦经济好转，便又立即“收紧”。

   “空”，发展目标不讲科学、无视实际、大而无当。比如，“十五年赶上英国”，“到本世纪（指二十世纪）末超过美国，否则开除球籍”，“粮食、钢铁一年翻一番”，“建设十个大庆”，等等。实际上都是无法完成的，只能造成浪费、留下笑柄。

   “穷”，国富民穷，老百姓普遍贫困，实际生活水平停滞，甚至有所下降。首先，物质极其匮乏。一切食品和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甚至包括盐、火柴等等，并且数量很有限，如东北，每人每月仅供应3两食油，还说“发票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其次，最可怕的还是人们对前途丧失了信心。1976年3月，我去某市农业局植保组长林女士家，她是60年代初浙农大的毕业生，她家中只有几件简陋的木制旧家具。她对我说，现在的生活水平如同“王小二过年”，60年代不如50年代，70年代不如60年代，将来我们的孩子生活在80年代，恐怕比现在还要不如啊！我听后，内心一阵震撼，一阵悲凉。要知道，当时我是农场工人，生活水平还远不如林女士呢！

   “三中全会”以大无畏的气势“扭转乾坤”，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改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地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从此，整人的政治运动不再了，大批“牛鬼蛇神”摘了帽，平了反，真正享有共和国公民权利了。从此，“改革、开放”、“三个有利于”取代了片面的“一大二公”；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各种形式的民营经济蓬勃崛起；“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以“渐进”的方式一点一点地被突破。从此，发展目标也变得切实可行了。比如，“三步走”，“人均GDP二十年翻两番，二十世纪末达到800美元”，“二十一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等，都顺利实现，或者已经确信可以实现。从此，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开始逐年向上。上世纪80年代中期，粮食及其他食品生产过关，各类票证逐步取消或实际上不再“有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通货膨胀的平抑，实现了商品的“买方市场”，彻底告别了“短缺经济”、告别了票证。相应地，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力日益增强。三十年来，人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乔迁之喜”，住房条件不断改善；冰箱、彩电、空调、汽车等等，先后走进寻常百姓人家，成为普遍的生活用品。与此同时，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之时，我国不但挺住了，而且还帮了东南亚国家一把。2010年，我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则达到4400美元，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浙江省还要好一些。浙江依靠老百姓的勤劳和智慧，2010年人均GDP已达7690美元，接近中上等国家的水平。同时，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主”。

   虽然，目前我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上了一条“苏醒”、崛起的道路，并且将继续走下去，不可能回头。

二、“三中全会”也改变了我

   “三中全会”对我来说，不啻是一次“解放”。首先，让我摆脱了“二等公民”的尴尬地位。由于解放前，家父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因而我自然地属于“黒六类”子弟，与入党、参军、升学、提干等等绝缘。1959年我高中毕业，虽然高考成绩超过了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20多分，但仍难免“不予录取任何高校”的命运。我听党的话，上山下乡去大观山畜牧饲养试验场“劳动锻炼”。在农场中，我不怕艰苦，不讲条件，又善于动脑筋，成绩出众，深得农场领导包括上级单位军代表的信任与青睐。但是，限于当时的政策环境，他们也很无奈，对我更多的还是“爱莫能助”。当时，我最大的梦想与奢望只是有朝一日能够获得农业技术人员的名份（虽则我的能力与业绩早已达到了这个水平）。“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有关政策的调整，我也得到了“解放”，不再是“二等公民”了，先后成为国家干部、政治经济学教师、中央银行研究人员，还先后担任过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特约检察员和浙江省政协委员。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使我的思想得到了“解放”，能够对社会与政治问题进行独立思考了。原来，由于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我习惯于相信领袖，对领袖无限地虔诚。我的大脑仅限于去解决生产技术等自然科学领域中的问题；从来没有去独立思考过社会政治与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对彭德怀、刘少奇及大量右派的平反，使我认识到，领袖们也会犯错误，甚至大错误，因此也不可盲从，也需要自己独立思考。特别是1980年夏天，我生病住院期间，看到《新华文摘》中刊登的一组讨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的文章，里面有各式各样观点。我很受震动，连这样敏感的问题也可以讨论了、争鸣了，这一次“解放思想”确实是动“真格”了！此后，我也开始去探讨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了。

   “三中全会”还对我的“专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促成我成为研究经济、金融问题的学者。

   我素来“敬业”，工作勤奋投入。我在农场近18年，干过多项工作，最主要的有二。一是泥工。干了近4年，除“常规”泥工活外，还能担任施工管理，并且擅长砌炉灶，砌过多种复杂的炉灶，是农场及周边小有名气的炉灶“专家”。二是水稻。干了11年，颇有“造诣”。提纯复壮的良种在省内中心试验场的“品比”中名列前茅；选育的新品种分别在杭州市郊及浙南平阳县创造过高产纪录；我的工作获得省内水稻专家及有关部门的重视。1977年6月，我调回杭州，进入市药品检验所当工人，工作内容杂琐。由于原来的技术没有“用武之地”了，我便根据当时及将来可能的需要，自学高等数学，以期今后或许可以搞点“软件”之类的事。

   由于在农场期间劳累过度，损害了健康，回城后身体一直欠佳，1978年冬终于病倒，全休两年半。1981年初，病情好转，由于疾病造成的后果，加上年龄，思维敏捷度大减，原来的设想已不现实。这时，报刊上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讨论颇为热烈，我饶有兴趣加入，既作为业余活动，又可为社会“添砖加瓦”。为此，我先“充电”，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等经典著作。1981年8月，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刊登处女作《除物质消费外，还有劳务消费、精神消费》。该文指出：“第三产业”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专利”，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同样适用、同样需要，并应大力发展。日后知道，此观点被中央党校的教材《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收载。此后，我便作为业余研究者，在经济理论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前进”中也有“阻力”，亲朋好友们曾多次“劝停”。比如，妹夫对我说，搞学术研究很危险，弄得不好了要出事，连我们都要累及，别干了！又如，一位前辈，曾经戴过极右分子帽子的省农干校教务长对我说，你这个人是“出格”的，搞社会科学太危险，换一行吧！然而，我没有动摇，因为我相信“三中全会”路线，相信“解放思想”是真实的，不是口头上说一说的。我便继续往前走，慢慢地，由“业余”变成“专业”，并且最终获得研究员职称。

三、“三中全会”精神将继续指引我们前进

   什么是“三中全会”精神？我的感悟是：有两个层面，“虚”的层面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历史负责，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实”的层面就是，以“渐进”方式逐步脱离“集中计划经济”模式，逐步走向“现代市场经济”，进而使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显然，按照上述理解，我国目前及可预见的未来，仍处于“三中全会”精神所“涵盖”的历史时代，当然仍需要遵循“三中全会”所指引的道路前进。

   今年是“十二五”的头年。“十二五”的基本任务是“经济转型”，也即需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过大的社会贫富差距；改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降低能耗、物耗、“环境耗”。“粗放式”经济增长是“集中计划经济”的特征之一，目前所存在的问题源自于改革还不够深入。目前，土地、资金等重要生产要素仍由政府或政府的企业掌控；政府职能也未有实质转变，仍为裁判员兼运动员，进而，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冲动”依然频频发生。这些情况均表明，我国尚未完全摆脱“集中计划经济”框架。“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则是由于改革过程中的一些必要措施不到位。我国在“集中计划经济”时代，广大人民普遍贫困；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则由于对权力与资本缺乏必要约束，同时又片面追求GDP，以致权力与金钱“联姻”，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联手，而广大底层百姓则缺乏“话语权”；进而，“少数人先富起来”后并未带动“共同富裕”，反而使多数人陷入“相对贫困”。

   在典型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包括二战后崛起的日本与“四小龙”）中，这两个问题都解决得比较好。因此，我国要想真正地完成“基本任务”、实现“经济转型”，出路唯有沿着“三中全会”开创的道路，深化改革，走向“现代市场经济”。同时，还应看到，需要“深化”的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无论“集中计划经济”还是“现代市场经济”，都是与一定的政治体制相联系的，以一定的政治体制为保障的。从而，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单项独进而取得完全的成功。小平同志说过，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成功要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这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便是“民主化”。小平同志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也就是说，没有完善的民主制度，就不可能有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有完善的社会公平、正义。“民主化”的核心问题是实现权力运作的“公开、透明”，以及对权力的有效约束、监督。用简单而形象的话表述便是，“要把领导人关进笼子里去”。当然，我国要达到上述目标，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但是，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三中全会”指引的方向，就一定能够最终成功。

   “三中全会”精神也将指引我继续向前。目前，我虽已年届古稀，但是作为学者，学习与研究已经成为生命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只要还有精力，必然会一如既往，以“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南，努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促进我国的“改革深化”和“现代化”。

应宜逊    

民建浙江省委财政金融委员会主任

2011.6.3

2018年6月13日，应老视察最基层的金融便利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