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忘却的纪念

作者：孙向荣  

   去年年底我从朋友的微信中得知，原重庆65支边青年，原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副场长徐千，因病于2019年12月13日在滇去世，享年76岁。

▲晚年的徐千同志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我虽和徐千都下乡在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因时空的错位，我和徐千没有在一起工作的经历，也互不相识。我比徐千小三岁，晚三年下乡。我尊重徐千，对他的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并以此文作为纪念。

     1965年12月，1500余名应届初、高毕业生肩负着屯垦戍边、发展祖国天然橡胶事业的使命从重庆市下乡到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其中渝中区的516名支边青年被分配到西双版纳勐龙镇境内的东风农场。重庆29中高中毕业的徐千是其中之一，他被分到东风农场四分场（风光农场）。

    重庆65支边青年是“文革”前毕业的中学生，受过新中国成立后系统而完整的中等学历教育，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他们中间不少人多才多艺，才华横溢。仅我了解的就有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余德庄；云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云南省文化馆副研究员、画家戴玉茹；重庆师范大学国家三级教授邓阿宁；曾任泸州市政协委员的中学高级教师郑朝辉；1997年被景洪市授予“有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才”称号的原景洪市第一中学高级教师高资宁。

     据原东风农场前哨分场“老四川”和蓥回忆：“我们这批知青（重庆65支边青年）绝大多数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在中、高考中落榜，也因为出身不好而无法在城市获得任何的就业机会，只有边疆或农村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摘自《无声的群落》第113页）。即便到了农村和边疆，作为“可以再教育好的子女”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仍然布满了荆棘。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被批准入党、提干、被推荐参军或上大学。在极左路线肆虐的年代，在血统论的影响下，他们身上的包袱比别人更重、付出的牺牲比别人更多。他们的人生道路比大部分知青更加艰辛、曲折和坎坷。

    重庆65支边青年是“文革”前下乡的知青。尽管人数不多，却是后续“文革”中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的先行者。版纳知青尊称他们为：“老四川”。他们大部分出生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是知青中的老大哥、老大姐。他们历经磨难，思想成熟，善于思考，是勇于反思的先觉者。

    徐千和成千上万的版纳知青有着共同或相似的经历。他们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来到西双版纳，在热带沟谷雨林里披荆斩棘种植天然橡胶，为建设祖国第二个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奉献了青春和热血。为建设和保卫边疆，他们与边疆各兄弟民族并肩战斗，在中缅边境的红土地上奉献了聪明的才智。 

▲徐千（第二排中）和重庆65支边的战友在东风农场场部合影

▲徐千（后第二排中）与参加东风农场建场50周年庆典的重庆知青代表合影

     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下乡到云南省农垦（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曾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西双版纳垦区组建为第一师，东风农场组建为第一师第二团）的各地知青有十万余人，版纳垦区约五万人，其中下乡到东风农场的京、沪、渝、滇知青有一万四千余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也终止了全国范围内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据《东风农场志稿》记载，从1978年12月起，东风农场知青按政策陆续返城，至1979年1月返城的知青达10813人，占1978年末农场知青总数的98%，全场职工人数骤然减为上半年人数的35%。

    上山下乡的大潮退去后，留在东风农场的知青不足1%。据我了解，留在东风农场未返城的65重庆支边青年除了徐千和他的妻子赵明珍外，还有原东风农场纪委书记陈敬合与他的妻子陈青青、八十年代担任过东风农场副场长的彭玉东、原东风农场教育科长颜宏芳、原农场食品厂职工方英、景洪市第一中学高级教师高资宁（女）、卢晓琪（女）。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下乡的留场昆明支边青年有郁佩佩（女）、冯菊芳（女）、张礼蓉（女）、张峪豪（原十二分场党委副书记）。

       1968年及68年后下乡的留场知青有：上海知青刘惠珍（女）、王龙英（女）、戚建新（原东风农场医院院长）、陈庆如（女）、何雪梅（女）、马德沛、蒋小娣（女）、陈蓓芬（女）、冯文秀（女）、顾金发、殷纪根、刘训龙、丁风祥；重庆知青曾少普、柏宏富、刘华生（曾任东风农场党委副书记）。

      和绝大部分知青不同的是在返城的大潮中，徐千和上述知青没有回城，他们选择了留在版纳、留在边疆、留在农场。为此他们与农场的干部职工融为一体，与勐龙河畔的万亩胶林同呼吸，与云南农垦共命运。他们像创建农场的老前辈、老农垦那样，奉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再献子孙。

▲徐千（左）和爱人、65支边战友赵明珍

▲徐千和爱人赵明珍（前排中、右）、子，徐科、女，徐蓓（后排中）在家中接待来访的知青战友。

     1968年徐千和一起下乡的战友赵明珍结为夫妇，在东风农场安了家。如今他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孙子、外孙依然生活在西双版纳的沃土上，成长为新一代的农垦人。2006年4月，徐千的女儿徐蓓在给她父亲战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理解父母当年留在农场的选择，我们更加热爱版纳、热爱农场、它就是生我养我的家乡。“从徐千夫妇和他们子女的身上我看到了云南农垦事业后继有人，云南农垦精神薪火相传。

     在下乡的四十年里，徐千夫妇相濡以沫，风雨同舟，一起经历了东风农场艰苦的创业期、度过了知青返城后的恢复期、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期。

     在徐千四十年的知青生涯中，他当过农场职工、机务连的驾驶员和司务长、修配厂厂长、东风农场工业电力公司经理和厂长、东风农场直属分场场长和党委书记。1992年7月他担任东风农场副场长、中共东风农场党委常委、于2004年6月退休。

      四十年来，他勤奋工作，默默奉献，用他坚实的步伐，一步一个脚印地在中缅边境的红土地上走完了一生。他的一生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他优秀的品德、高尚的情操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值得我学习和敬仰。他是重庆65支边青年中的佼佼者，也是我们东风农场知青的骄傲。

▲徐千（右）在农场部接待回访东风农场的重庆知青

▲徐千（左四）和余远瑾（左二）等重庆知青在一起

     虽然徐千离我们而去，但知青不会忘记他，他的英名与勐龙河畔的胶林同在！

     在2020年春节来临之际，我们怀念徐千、怀念下乡期间将年轻的生命留在勐龙河畔的123名知青战友。

     借此机会向所有留守东风农场和云南农垦的知青战友问好，祝他们幸福安康！

原东风农场上海知青孙向荣执笔  

2020-01-18 

（注：本文图片由原东风农场重庆知青邓加含和余远瑾提供，徐千的简历由东风农场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孙向荣简历：

   1967年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高中毕业。1968年上山下乡赴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1974年赴武汉理工大学读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建筑系讲师。1993年回调上海，从事上海市中心城区的旧区改造，任高级工程师；浦东新区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理事、上海卢湾区高级知识分子联谊会会员。200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室内设计专业。2008年退休后以志愿者身份赴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参与东风农场（知青）博物馆和知青纪念碑的建设。2009年以高级技术顾问的身份参与版纳东风农场小城镇的旧区改造和知青文化旅游项目的前期策划工作。2018年参于版纳东风农场博物馆的修复工作。曾担任版纳东风农场上海知青画册《勐龙印迹》和回忆录《勐龙记忆》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