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金庸的不解之缘

作者：戈丹

   小时候经常听爸爸提到查良镛，当时我还在小学读书，懵懵懂懂的，不知道他是写武侠小说的金庸。断断续续听爸爸说起关于查伯伯的一些往事。

   父亲是在1940年秋读初春三下学期时和查伯伯结识的，那时他正由丽水碧湖联合高中高二年级第一学期转学到衢州高中秋二的。那时他俩虽非同班，并按农历他生肖属猪，比父亲大两岁，但由于个性、爱好相投，他就作为老大哥对幼年就失去双亲的父亲倍加疼爱。那时他俩虽分处石樑（初中部）和静岩（高中部），但仍利用假日结伴回城和父亲家人（伯父家）欢聚。父亲也常于下午课余时间陪他去图书馆借阅英文原版如《傲慢与偏见》、《苔丝姑娘》等书，并向他学习英语。几年后父亲在杭州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家里当其儿子的英语家教，教了一、二年后离开，于是由查伯伯接替了父亲的家教任务。

金庸题写的校名

   1944年查伯伯考入中央政治大学外文系。不久他因带头反对蒋经国充任该校教育长而被开除学籍，后又投笔从戎响应抗日救国的号召，参加十万青年远征军，但他秉性刚烈，嫉恶如仇，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在掀起的反蒋风潮而被开除，再度陷入困境。幸亏他在从衢州逃亡到重庆途中，经过福建南平时向南平《东南日报》副刊，以笔名投稿，寄去一篇题为《一事能狂便少年》的短文而赢得该刊主编陈向平的赞赏而蒙刊出，从此他的生活和工作有了转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查伯伯即和向平先生先去杭州，后在《东南日报》驻沪办事处（上海四川北路长春路口）主持编译工作，直到1948年离开上海去香港前，他和向平一家人都住在长春路。那时（1947—1948年）父亲和他都在上海昆山路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半工半读，学习国际法、民法、刑法等专业。他读晚间班，父亲读下午班，那时父亲上午在施高塔路小学（现在的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教英语和国文课，他白天则忙于《东南日报》的编译工作。由于相距仅数百米之遥，所以几乎朝夕相处，常同去马路边的牛肉面摊晚餐。

   1945年秋，父亲和他于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在杭州英士街口湖滨陈英士先生铜像前漫步时，有幸邂逅当年杭州名中医杜重光先生的千金杜冶芳小姐，她当时正值豆蔻年华、年轻貌美，查见她惊若天人，一见钟情了。于是父亲就陪他接连几个星期日一早就去学士路杜老医生府上苦苦追求。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年的热烈追求，他和冶芳小姐终于在1948年冬，在上海喜结良缘了。由于当时他的四个弟妹都尚年幼且不在上海，就由父亲权充他家亲属，即作为弟弟按“乡风”在结婚前夜，陪阿哥在国际饭店24层楼新房中为他们“暖房”，又在他俩结婚典礼上充当傧相。忙得不亦乐乎。

   1981年7月，查伯伯应邓小平同志的邀请，回内地观光探亲访友。8月12日下午，查伯伯由其在上海的大弟查良浩等陪同下，乘坐列车赶赴杭州。爸爸妈妈和我亦乘坐同一列车去杭州。当天他一家人受到当地领导热情接待，入住杭州“西泠饭店”七楼。当晚由他在沪杭同学挚友十余人席设杭州西子湖畔“楼外楼”宴请他一家人。那天父亲就在他和杨士林（时任浙大校长）之间，可惜父亲耳聋不能欢享少年同学们的欢声笑语。查伯伯在沪杭的同学朋友们排着长队一一和其合影……。

    如今父亲和金庸先后离世，但愿他们能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重续兄弟情吧！

作者戈丹，曾经是上海到安徽蒙城插队知青。回沪后在广中街道模范村担任居委干部，后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工作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