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今天是2020年4月24日，1969年的今天，我响应伟大领袖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与上海市闸北区、卢湾区赴云南的一千多知青一起坐火车离开了上海，我到了云南省最西面边疆之一的永德县插队落户，在那里的农村生活了四年多的时间。那一天我告别了上海，离开了本该继续读书学习的学校、结束了依附在父母的卵翼下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要开始完全独立的自食其力的艰苦的生活，对前途一片茫然而不知今后去向会如何，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人生新征途的起点，所以我会永远记得这个日子。随后的五十一年的生活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也有跌宕起伏、峰回路转，但1969年的4月24日是起点，所以非常值得纪念。几乎每年的这一天我们曾一起插队的知青都会聚会纪念，但是今年由于新冠疫情爆发，聚会不可能了，我就以开始写“记忆录”这个方式来纪念了。

   前几天我发了一组在云南插队落户时拍的旧照片，有好多人喜欢看，在美篇上有1300阅读量，出乎我意料。有的朋友就建议我干脆写写“回忆录”。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要写“回忆录”之类的东西，一是认为那是很老了走不动路闲在家里的人才会想起来做的一件事；二是认为那是有地位、有身份、有文化的人才会做的一件事，我等草民应该写不好也写不像的。不过为了记录那些难忘的日子的大大小小的零零碎碎的琐事，我就试试看从今天开始来写“专项”的关于插队落户期间的“记忆录”。我想，写出来一是给自己看，算是一份当年的日子留给自己的“念想”；还有就是写给我们的同龄人、也有共同遭遇的人看，他们看了以后大概会产生共鸣，会想起来“我当年也是如何如何的”，或者“我的插队生涯比他苦多了或者好多了”的感慨，勾起更多的回忆。至于比我们年纪大的，因为经历不同，估计没有多少兴趣看；至于比我们小的，更是会觉得你们说的这一切怎么这么像“天方夜谭”啊？有一次我说起插队落户，有个小年青就说了；“难道非要去，不去不行吗？”因为他不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如果你不去，可能就会有一队“宣传小分队”整天在你家门口敲锣打鼓宣传动员，你们家受得了，你们家的邻居受得了吗？

——沈志强

【云南插队纪实篇】

（一）

幼年、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回忆

 作者：沈志强

语音：刚哥

   既然要写插队落户的事，有必要把我的出生到离开上海去云南插队落户这16年半的从幼儿成长为青少年的人生历程做个简单回顾。

   我于1952年9月1日（所以网名“河马91”后面有个91，与911绝对无关哦）出生在上海市闸北区北站对面的一条大弄堂里，那里是清一色的老上海石库门房子（据说这些房子与晚清重臣盛宣怀有关）。我家从前到后有大中小三间房间，还有阳台，这在当年的上海算住得很宽敞的。家里还有一个四人位的大沙发，怎么运进来的？靠楼梯绝对不可能搬上来，我爸爸说是从阳台上吊上来的。凭这个大家伙在WG中就有“资产阶级”的嫌疑，想把它丢了，实在是运不出去。家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大班写字台，小时候我们兄妹仨可以在上面睡觉的，我记得也是从阳台上吊上来的，再拆了窗户搬进来的，以至于多少年后不想要这个写字台了，我们是把它“大卸八块”化整为零一点点丢出去的。

   当年我们家共六口人，是名副其实的“大户人家”（上海当年“计划供应”时，把五口、六口之家划成“大户”，发的票券要多一点）。慈祥的老爷爷是我们家的一家之主，“领导”着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和我的弟弟、妹妹，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爸爸有七八十元的收入，妈妈也有六七十元的收入，这在当年大概也算“中产阶级”的”殷实人家”或者说是“小康之家”的。爷爷在解放前夕从浙江长安镇到上海后一直在家里操持家务。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还用着保姆的，后来什么时候不用保姆了，就由爷爷负责做饭，炒菜是他的拿手好戏，能做很多好吃的菜。我是他的大孙子，自然对我是宠爱有加，经常烧我喜欢吃的菜，以至于把我“养刁”了。爸爸是学美术的，是电影院的“美工”，负责画大幅的电影广告，因为广告有好几米高，要在办公室把“1K”的大纸一张张排列好贴在墙上，画好后分成一张张拿出去贴起来再拼成大幅的，所以他的办公室比经理的办公室大得多得多，也高得多。美工这活搁在现在要失业的，现在靠“喷绘”远比他们美工用人工画出来的逼真；妈妈是一名小学的音乐老师，总想让我能喜欢上点什么乐器，我就学会了吹口琴、吹笛子，记得有段时间我学会一点点的吉他，她就很“显格格”地把我带到她学校里去弹给她的同事听。但是我似乎一点没有继承父母的美术、音乐“天赋”，我既不喜欢画画写字，玩乐器、唱歌也不行，在20岁以前从来没有上过台面唱过歌，小学时学校文艺演出，我是班干部，要带头上台，我确实也“上台”了，躲在幕布后面敲木鱼，以至于下来后班主任对我说，怎么听见木鱼响没见你人影呢？

   这是我一岁差三天时拍的照片，手里玩的是一台能真的拍照的127规格的简易相机，我去云南插队时，带了这个小相机，留下了一些非常珍贵的镜头。现在想不起来这个相机去哪里了，前几天无意中在翻我小时候的照片时找到了它的“踪影”。这张照片说明我从小就喜欢玩摄影，一大爱好。

   这是同一天拍的照片，我在玩“无线电”（当时把电子管收音机叫“无线电”），当年有无线电的人家不是很多，算奢侈品的，半导体收音机当时还没有发明呢。这张照片又说明了我从小就喜欢玩无线电收音机，另一大爱好。

   这是一岁半时拍的照片，在玩一部玩具汽车，好了，第三大爱好来了——喜欢开汽车，只要一坐进汽车，就不会感到疲劳，曾一天开过十几个小时的车，“长途奔袭”八九百公里，曾与朋友一起自驾游去青海来回六千多公里、去云南来回八千多公里。

   小时候长身体的时候正好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印象中似乎生活很困难，在香港的伯父有时候会寄铁罐装的油来接济我们，'“黑市”鸡蛋要五毛钱一个，家里买不起，只能买“配给”的平价的“冰蛋”，没有菜吃，小时候也吃过用豆腐渣炒的菜，由于放了油，还也觉得蛮香的，可见当时还是很饿的。在这种营养条件下，身体也长不好，记得我小学毕业时体重是60市斤还不到一点，在班上倒数第二。

   我是1959年9月1日生日那天入学读的小学，学校就在我家附近，它既没有像样的校舍——是用二层结构的普通居民住房改的，也没有像样的操场——小弄堂就是操场，全校做广播操要分批出去“占领”校门口的马路来做操的。我小学成绩和表现都不错，五年级就已经是“大队墙报委员”（估计看在我爸爸是“美工”的份上，以为他儿子也会画画）。

五年级时的“大队长”。 

   小时候的六口之家合影，当年合影必定要到上海的人民公园，背景一定要有当时上海乃至远东的最高楼——24层的国际饭店，这才“够范”。

   小学毕业成绩还不错，考上了区里一所刚搬到新校舍的不错的学校，老师们都很博学，现在中学同学聚会还会津津乐道，当时学校的软、硬件条件都非常不错。如果能在那里把初、高中读完，考入一个好一点的的大学是么有问题的。但是1966年上半年，初一还没有念完，WG开始了，学生们在学校里“停课闹革命”，学校的书记、校长被打成“走资派”，老师也是遭殃，业务水平高的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水平一般的更是随便找个借口就“打倒”了。我由于家庭成分不好，没有资格参加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打打杀杀”闹革命轮不到我，就只能自得其乐当个“逍遥派”。我从小就动手能力很强，喜欢捣鼓捣鼓矿石机、半导体收音机，再加上离家不远有上海最大的电子元器件市场“虬江路市场”，不远处还有“牛庄路”、“云北”等专业市场和商店，那就如鱼得水，三天两头去那些地方“淘”零件来自己装矿石机、后来装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消磨了不少时光。爸爸看我老在家混也不是个事，正好有个朋友在照相馆工作，于是就把我送他那里去当下手，算“学生意”，也学了不少照相方面的手艺。1966年12月份，我这个才14岁多点的屁大的孩子，想去“革命大串连”，小学的同班张同学用一枚毛主席像章去换像章的“市场”换来两张免费的去南京串联的火车票，来约我一起去，父母也同意了，给了我五块钱，我们就一起去了火车站，车站里一片混乱，我们居然混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莫名其妙地到北京“串联”了，还想不起来及时写信给家里报平安，家里是过了十天才知道的，如果是现在，早报警了。在北京期间正好遇上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第二批“接见红卫兵”，在北京西郊机场，我也一起去了西郊机场，被伟大领袖“接见”了，好高兴，毛主席他们坐着敞篷吉普车在跑道上飞驰而过，我的个子混在人堆里其实什么都没有看见，只看见旁边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激动地跳跃，听见他们高呼“毛主席万岁”。

   一晃两年过去了，到1968年应该初中毕业了，其实初一都没有念完，居然也会初中“毕业”了？当时一片混乱，学校也没有通知我们去拿初中毕业证书，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算是“68届初中毕业生”。我们自己调侃自己，说不能叫“知识青年”，充其量只能叫“识字青年”。

   无忧无虑的日子基本要结束了，接下来的日子就没有这么“逍遥”了，必须面对要去农村的现实。

第一篇完，待续

   作者：沈志强（网名：河马91）生于1952年，1968年初中毕业赶上“上山下乡”，1969年四月去云南省临沧专区永德县永康公社忙捞大队前进生产队的沙沟组插队落户。插队落户四年后于1973年参加了当年入学前的“文化考查”，成绩不错，被昆明师范学院录取，在物理系学习。1976年毕业后在楚雄教了十年高中物理。1987年调到无锡某企业工作。1992年调入无锡市人事局的无锡市行政学校（军队转业干部培训中心）、无锡市人才服务中心（无锡市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曾任无锡市人才服务行业协会会长。2012年退休。

  爱好旅游、摄影、体育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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