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试读丨《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

冷门文史哲

本文节选自《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

商务印书馆2020年10月出版。

东突厥汗国衰亡的环境和社会政治因素

 〔美〕 狄宇宙（Nicola Di Cosmo ）等 撰

陈浩 译

突厥游牧政权在公元6世纪中叶兴起于中亚和蒙古草原（Sinor1990）。551年（译按：一说552年），在反对旧主柔然的叛乱之后，突厥人肇建了自己的汗国，并开始向西扩张。突厥汗国很快便分成东、西两翼，西突厥隶属于东突厥汗国，都是由阿史那家族统治。两翼的势力逐渐独立，甚至互相敌对，最后发展成东、西两个汗国。东突厥汗国在7世纪早期，利用隋末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向中原政权索要贡赋。在7世纪20年代，东突厥汗国的颉利可汗严重威胁着唐朝的北方。颉利可汗的军队于626年抵达渭水，与唐都长安仅有一箭之遥，不过在从唐朝获得大量物资之后便撤军了（Graff 2002）。然而，东突厥汗国在630年遭受唐朝的打击之后便在政治上瓦解了。

历史学家把东突厥汗国的衰亡归因于一场内部危机——招致唐太宗对突厥进行军事干预。此事件以突厥军队的失败和突厥可汗的被俘而终结（Graff 2002; Eisenberg 1997）。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前，汉文史料中有大量关于627年突厥境内强降雪及其所导致的大面积饥馑和牲畜死亡的记载（《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第5158—5159页）。由气候异常所导致的经济困境，很快演变成一场广泛的政治危机——或许部分是由早前的政治动荡和内部分化所导致的。对突厥政权来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国内属部的反叛，以及他们的统治正当性在内部受到了挑战。

费杰等人（Fei et al. 2007; Fei 2008）从汉文史料中选择了一些关于极端天气和饥荒的事件，来说明气候可能在突厥汗国的骤亡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他们还怀疑，当时的环境变化，是由626年左右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火山喷发所引起的。最近对两极地区冰川的化学分析表明，这一波动大致发生于北半球的温带地区（Sigl et al.2015）。虽然626年气候变化的迹象在南极地区不是很明显，但是当地的硫化物异常却是此事件最好的佐证，这是北格陵兰岛NEEM（译按：NEEM是指一个从北格陵兰岛探取冰核的项目）200年的记录中除了1783—1784年冰岛拉基火山喷发以外的最大痕迹（Thordason and Self 2003 ）。在南极地区没有迹象说明这次火山喷发发生于北半球纬度较高的区域。Stothers和Rampino（1983），以及Stothers（2002）列举了（年代较晚的）中世纪拜占庭和叙利亚史料中的证据，来证明626年左右有一股平流层悬浮体存在。不过，文献中的年代以及他对文献的解读，还不是很明确。

我们可资利用的史料主要是汉文的，因为尽管突厥人是第一个留下自己文字史料的草原帝国，例如古代突厥文，但是却没有与突厥汗国的衰亡有关的内容。唐朝的官方史料以及相关的一些汉文文献，包含了丰富的信息，绝非仅仅是展现了一种“汉地视角”，而且有诸多唐朝中央官员的辩论和不同的立场。对这些史料的对比研究，可以获得一些互证、可靠的信息（Hartman & De Blasi 2012; Hartman 2012; Ng & Wang 2005, 108-151; Yang 1961）。与本项研究相关的气候资料，主要取材于《新唐书》和《旧唐书》。两唐书都是在唐朝灭亡以后，基于内府档案文献编纂而成的（Yang 1961 ）。此外，我们还参考了其他文献，例如《太平御览》和编纂于11世纪初的《册府元龟》（Kurz 2007 ）。《资治通鉴》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因其史料翔实而为人所称道（Hartman 2012; Ng & Wang 2005）。除了修于后晋（936 —946年）的《旧唐书》，其他的汉文史料都是在宋代编纂而成的。

这些史料中有一部分是重合的，但是在详略和裁剪方面却各有千秋。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都尽量提供最详细的历史背景。再者，我们还要参考两部著作，分别是：《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

导致东突厥汗国衰亡的事件，已经被反复研究过（Eisenberg 1997; Pan 1997; Graff 2002; Skaff 2012; Wang 2013; Zhang 2002）。既有的研究都承认，626年突厥大军来到距离长安只有一箭之遥的地方，收受了大量物品之后就离开了。东突厥汗国的危机始于627年。有人认为，这一危机是源于突厥汗国内部的政治派系斗争和夺权（Eisenberg 1997）。唐朝代州都督张公谨上书太宗，言突厥可取之状（Wang 2013; Eisenberg 1997;《旧唐书》卷68 《张公谨传》，第2507页；《资治通鉴》卷193，第6065页）。张公谨列举了突厥衰落的六点理由，即领导不力，部落离心，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之间的不和，恶劣天气造成的灾荒，对非突厥人士的依赖，境内汉人反对突厥统治者。其中，分量最重的应该是内部的政治分裂（Eisenberg 1997）。

还有一些史料，则强调了经济的因素。根据629年出使突厥的唐朝使者的另一份报告记载：“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旧唐书》卷62《郑元璹传》，第2380页）突厥属部对颉利可汗的不满在627—629年肯定在加剧，因为恶劣天气造成了经济危机，所以可汗对他们课以重税（《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第5159页；《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上》，第6034页）。这种情况下，突厥统治者的重税是很容易引起反弹，甚至诱发叛乱的（《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第5158—5159页）。所以，灾荒和民众的税收负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成立的。此外，唐朝皇帝还支持了几位背叛颉利可汗的人物，例如突利可汗，他在629年与颉利决裂之后直接逃往中国寻求庇护了（Eisenberg 1997）。漠北的反叛部落，利用突厥统治者内部的分裂，造成了进一步的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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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为商务印书馆“突厥学研究丛书”的第一种，《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既是一部突厥简史——读者从中可以管窥突厥汗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和若干重要历史问题，也是20世纪西方突厥历史研究的一部学术史，可以借此了解西方学者研究突厥历史的路径和范式。作为该领域内的第一部“文选”，我们希望《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能对读者了解突厥汗国和突厥语人群的历史有所裨益。

主编简介

陈浩，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长聘教轨副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市“青年东方学者”。学术兴趣包括突厥学、中亚史和全球史。主编Competing Narratives between the Medieval Nomadic People and their Sedentary Neighbors, Szeged, 2019，在《中亚学刊》（Central Asiatic Journal）、《学术月刊》、《史学理论研究》、《西域研究》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若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各1项，译著1部：《全球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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