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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祖希:没有了胡同和四合院,还是北京城吗

朱祖希 群言杂志 2021-08-26
作者:朱祖希原载《群言》2016年4期



我最爱逛的是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因为那是北京最挂味儿的地方。挂的什么味儿?——地地道道的京味儿!
长长的胡同两旁整齐地排列着古槐。早晨是“初日照高林”,傍晚是“绿树街边合”,垂檐覆地、蔽日参天。胡同两侧的四合院内又是另一番天地,静谧的院落,绿荫匝地,清凉沁人;院子中间放一个大鱼缸,鱼缸里红黑两色的金鱼摆动着尾巴,悠然自得地在水中游晃着,上面则是爬满藤萝的天棚。夜幕降临了,院子的主人搬着小板凳往院中间这么一坐,手里摇着蒲扇,听着蛐蛐儿悦耳的鸣叫……住在这样的地方,简直太有意境了。
如果没有了胡同和四合院,那还是北京城吗? 
北京城——中国古代都城的最后结晶
 北京城曾是元明清三代旧都。明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被公认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最后的经典之作,甚至被誉为“世界的奇观之一”、“象征着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
中国古代哲学追求天、地、人三才合一,北京城完全是在“天人合一”理念的指导下,按照封建社会的礼制秩序建设而成的,而象天法地的匠意和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又使北京城的规划布局别具特色,独树一帜。它以非凡的手法集中体现封建帝王“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地位,并形成了紫禁城(宫城)、皇城、都城、郭城层层拱卫,又互相呼应、互相映衬的平面格局。
位居北京城中心,崇高而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在数以千万计的低矮而呈灰色的四合院的簇拥下,形成了气势磅礴、蔚为壮观的皇都景观。覆盖于四合院屋顶的树冠交织成一片绿色的海洋,使紫禁城越发光彩夺目。不仅如此,一条南起永定门,北上穿过正阳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乾清门、乾清宫、神武门,越过景山至高点,止于钟鼓楼,全长7.8公里的城市中轴线,又统领着全城的建筑,形成左右对称、有条不紊的城市肌理。这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规划建设中轴线,独一无二。
已故的古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曾不无感慨地说:“北京是在全盘的处理上,完整地表现出伟大中华民族的传统手法和在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这整个的体型环境,增强了我们对于伟大祖先的景仰,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对于祖国的热爱。”
一个城市的规划主要体现在城市的主体建筑和街道布局上。北京城的主体建筑就是宫城(紫禁城)、皇城、太庙、社稷坛、中央官署和皇家景观。它们代表着北京城的特质。而一个城市的街道布局犹如人体的骨骼,它们在脊梁(中轴线)的统领下,架构成整个城市的交通脉络,同时又体现出这个城市的整体风貌。东西平行的胡同,则成为主干道通往居住区的交通网络,快捷便利。胡同两侧即一座座面向正南,背风向阳,呈封闭状的四合院院落。胡同和四合院在这里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明清以来没有改变元大都的道路系统,也证明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是极具生命力的,在我国城市规划史上是一个至为成功的杰作。
纵观欧洲的古代城市,虽然其间也有宫殿、城堡、教堂等公共建筑,但是其城市性质却是以工商业和市场为主,围绕着主要建筑的是许多由市民兴建的住宅等。它们的街道是自由发展出来的,呈不规则的形态。而中国古代城市,特别是古代都城的发展从一开始便不以市场为主导,而是严格地控制在统治者手中,成为为之服务的政治性城市。不但规划了宫苑区,也规划了居住在城市中的臣民居区(里坊)。地方城市也同样规划了衙署和居民区。正因为如此,北京城不仅是中国城市模式的典型实例,也是尚保存于现代城市中,并仍在继续使用的古代城市规划的孤例。它在世界文化遗产上的价值实在已不存在可比性了。 
胡同——北京城的“血脉”
 门门相对的主干道,呈棋盘式的街道和被其分隔出来的“小区”,是都邑居民居住的基本单位。这就是我国早期管理城市居民的闾里制。闾里之中供居民之间互相往来的通道即闾巷。
北魏年间,闾里制开始向里坊制过渡。“坊者,防也”,坊的四周筑有高大封闭的坊墙,坊门上挂有刻着教化之意的坊名匾额。日出时开坊门,日落时关闭。
我国古代城市的封闭式闾里制和里坊制,从周代开始,一直到宋代实行开放的里坊制,先后延续了近2000年。闾巷也从坊巷变成了后来的胡同。
北京在唐代是军事重镇幽州,便已有仿照唐长安城建的里坊。坊内有闾巷,坊门晨起夜闭,禁止夜行,违者谓之犯夜。这种制度一直延续至辽金。金中都城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其正处于由唐辽时期的封闭式坊巷向宋元时代开放式街巷的过渡期,因之上述坊巷或街巷同时出现其中。
元忽必烈定都燕京,后又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城,并在其东北郊古高梁河畔以琼华岛为中心修建大都城。元大都的规划建设完全恪守《周礼•考工记》有关王城规划的规制,同时又密切结合高梁河水系的地理特点。为了把古高梁河所形成天然湖泊全部揽入大都城内,便以湖泊东面的最远点,即后来的万宁桥(亦称海子桥)作为基点,往西以包括积水潭在内的距离作为半径,来确定大都城东西两面城墙的位置。只是由于东墙的位置遇到了一片低洼地带,不宜筑墙,才不得不内缩。这样,在以万宁桥为基点,向南北延伸的实际规划建设中轴线之西129米处,即今旧鼓楼大街,又形成了北半城的几何中分线。整个大都城就是依据这两条中轴(分)线来完成规划建设的。
南北与东西的街道经纬相交成一个个棋盘格式的居住区。在南北两条街道之间开有平行的小巷(宽6—7米),这就是“胡同”。据《析津志》记载,全城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衚衕”(如果加上中都旧城原有的街巷,其数字显然要大得多)。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拓展改造而成的。“洪武初,改大都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俱仍旧。”永乐十七年(1419)展拓南城,即由今长安街南侧扩到正阳门一线。嘉靖三十二年(1553)又陆续修建了外城。这使北京城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凸”字平面格局。
据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统计,北京有大小胡同7000余条。这些胡同从街道分支而出,深入到北京城的每个院落,把北京城编织成一个整体,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
那五花八门、雅俗各异的胡同名称总会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种种场景。它们既记录下了这个地区曾经的功能及历史变迁,也反映了历史文化名人的沉浮和沧桑;既记录下了市井生活不可或缺的五行八作,也描述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与人们的密切关系……北京的胡同真是一部值得人们细细品味的大书。 
四合院——北京城的细胞
 从陕西扶风县凤雏村考古发掘发现了“中国第一四合院”算起,四合院这种居住形式距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四合院的建筑形制、体量等虽有所变化,但其四面围合的基本格局始终未变。而明清北京城的四合院可以说是中国一脉相承的庭院式住宅的最后辉煌。
北京城里的四合院民居是由众多的多重院落组合而成的,是从基本的一进院到多进院,乃至数个多进院串连或并连而成的大型住宅。这种用青砖灰瓦盖就的居住院落之所以在北京城成为最主要的居住形式,既与华北平原受季风气候强烈影响的地理位置有关,也与我国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家族观念密不可分。
北京四合院的最大特征是中轴对称式的平面布局和密闭式的外观。一般的住宅建筑多由一个单位的四合院或三合院自成系统。限于所处的社会地位和财力,建筑显得比较简朴。门扇多漆成黑色,上贴红底黑字的对联,安有铜质或铁质的扣环。屋顶多采用硬山式,青瓦屋顶多用阴阳合瓦的形式。
庭院是布局的中心。这里不仅是采光、通风、交通的枢纽,也是休息和家务的场所。在庭院内则往往种植一些花木或陈设盆景,构成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
四合院中比较高大而舒适的北房即正房,总是由家长居住;厢房分住晚一辈的儿孙们;倒座即南房,常用作书房或客厅。按照当时的习俗,正房与倒座视线不能相通。因此,在庭院中靠近倒座的一方,常常装设屏门或木影壁。
规模较大的四合院常附有花园,多建在四合院的后面或侧面,其间有墙门和住宅相通。花园常利用建筑物的错落有致、回廊的旋回曲折、亭阁山石的巧妙布设,来达到花木扶疏、亭台掩映、曲径通幽的宁静气氛。
四合院住宅的四周都由各座房屋的后墙及围墙所封闭,不对外开窗,且墙壁和屋顶都比较厚重。室内还有取暖的炕床。对于气候较为寒冷的北方,四合院确实是一种既富民族风格,又宁静实用的住宅建筑。就是到了现在,人们也仍愿居住在四合院。
与南方和东北四合院将大门开在中轴线上不同,北京四合院的大门常开在东南或西北。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既与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也与宋代以河北正定为中心且盛行于北方各地的“北派风水文化”有关。人们认为,住宅与宫殿、庙宇不同,不能在南面的中央开门,应以先天八卦——西北为乾、东南为巽作为准则。这种风水思想不但支配了晚清时期北京地区住宅的平面布局,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北、陕西、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民居。不仅如此,北京四合院的院落基本呈方形,其建筑多为单层,宽敞的庭院不仅保障了房间采光的需要,而且也保留了足够的活动空间。
四合院的大门也很有讲究,这种讲究不仅表现在大门的大小规格、开间形制上,如广亮大门、金柱大门、蛮子门、如意门、随墙门等,也表现在门的建筑装饰和门墩、门联上。对此,作家邓友梅在其题为《四合院“入门”》的散文中为我们作了精彩而切实的设想式的描述:“您因事初次拜访一户人家。顺着胡同由远而近走过来,迎面看见这一家宅门,左边是八字形又高又大的影壁,影壁顶上是黑色筒瓦元宝脊,影壁下面是汉白玉的须弥座,影壁四边是雕的万字不到头的边框,往里又是砖雕梅兰竹菊花卉。影壁中心砖雕匾牌大书‘戬毂’二字。往右看好大一个门楼,门楼顶上起脊,屋角却没有仙人走兽。便知道这一户不是王府贝勒。可是往下一看,房檐下却是彩画的雀替,三幅云紧挨着走马板上悬挂的匾额。黑匾金字上写的是‘化被草木’、‘勤政爱民’,便知也绝不是百姓,而是一位官员的府邸了。再往下看,果然乌漆大门上兽面门环,门环旁漆书门对。上联写‘诗书继世’,下联对‘忠厚传家’,门框两侧楹联用的是‘书为至宝一生用,心作良田万世耕’,便进一步知道这是位科举出身文官。门上方两侧伸出精雕彩绘的门簪,门簪上刻着吉祥如意,门下边两边石狮把门,汉白玉石阶一直铺到当街。街边又有上马石、拴马桩。大门两侧凸出的山墙腿子磨砖对缝,上下都有雕花。两个墙腿子之间,门前顶棚之下一溜悬挂着四盏皮灯”。这一番描述,将四合院“门第”的文化内涵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至于像“笔花飞舞将军第,槐树森荣宰相家”、“帝泽如春”一类的门联,恐怕也只有在北京的四合院才能见到吧。
整个北京城便是由这些数以千万计的四合院院落组合而成的,并以其青灰屋顶组成的波浪衬托着金碧辉煌的故宫。它的存在不仅体现出帝王之都的崇高庄重,也融合了对大自然的谦恭情怀,营造了绿色、和谐的人居环境。 令人遗憾的是,胡同与四合院这两种珍贵的文化遗产正在消亡。有报道称,北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7000余条大小胡同,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3900条左右。近年来,随着北京城区改造速度的加快,胡同正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上世纪50年代,北京四合院的占地面积总计1700多万平方米,占当时北京建筑占地面积的90%以上;到了2000年,北京四合院的占地面积仅剩下300万平方米,完整的四合院已经不到两万套。
这是两组非常让人揪心的数字——北京的胡同是否会消失殆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四合院是否也会因此而岌岌可危?如果“绿叶”都不复存在了,那“红花”还能有往日的鲜艳吗?
城市是一个不断发展、更新的有机整体,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是建立在城市历史的基础上的。毫无疑问,我们在北京的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保护好北京旧城这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使之流传后世、永续利用。这应该是城市规划建设的领导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建筑大师吴良镛先生曾语重心长地说,“北京旧城,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因此,北京旧城的改造,不仅要满足现代生活舒适的要求,还要与原有的历史环境密切结合”,“希望作为城市规划决策者的市长,都具有诗人的情怀,旅行家的阅历,哲学家的思维,科学家的严谨,史学家的渊博和革命家的情操”。这应是他对毕生从事城市规划设计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也是他对人文北京的深切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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