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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史寻踪】我的父亲杨明
民盟云南省委原主委杨明
1919年12月26日，父亲出生在大理喜洲一个白族商人的大家庭中。父亲从小瘦弱、文静，酷爱读书，不像别的孩子那样活跃好动。小小年纪，他已读遍了所有找到的旧小说。年少时他在下关做学徒，一本几百页厚的书，他一晚就能读完，并且过目不忘。进入初中以后，父亲迷上了现代文学和老师向他推荐的外国文学作品。进入如此丰盛的文学殿堂，父亲如鱼得水，读得废寝忘食，如痴如醉。正是少年时的聪明好学和博览群书，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及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后来能斩获丰硕的创作和研究成果。
抗战爆发后，父亲在伯父的资助下，从老家大理来到昆明读高中。来到省城，视野更加开阔，接触到更多的进步文学作品，这些对他进步革命文学观的奠定和文艺风格的形成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期间，父亲将革命理想和激情付诸文学创作，写了很多进步的散文和诗歌。这些作品大多发表于当时《中央日报》的副刊《平民》及驰名刊物《野草》上。父亲的作品清新、自然，深受当时青年读者的喜爱，并且得到朱自清、楚图南、闻一多等文化名流的称赞和鼓励。
1941年，父亲进入中法大学文学院文史系读书。闻一多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同时又在中法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文学史，父亲便有幸成为他的学生。父亲对闻先生非常敬仰，积极追随他投入抗日民主运动。闻先生也对父亲关爱有加，曾亲自为父亲治印一枚，并题赠“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横幅。父亲的毕业论文是在闻一多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选题是关于屈原和楚辞的研究，当时得到著名楚辞研究专家游国恩先生、国学大师罗庸先生的称赞。闻一多先生将它推荐给交通书局出版，但因战乱终未付梓。如今书稿均已散失，实为憾事。这一时期父亲创作了许多宣传抗日、反内战、要民主、反投降、反独裁的新诗，这些诗歌多由西南联大新诗社刊登发表，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2005年，也就是父亲去世前不久，在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父亲荣获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这是人民给予他的殊荣。
“一二·一”运动爆发前夕，在西南联大广场反内战大会上，闻一多教授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愤慨朗诵了父亲的这首长诗，吹响了战斗的号角。这首诗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1946年5月4日由西南联大新诗社出版发行，封面由李广田题写，并有杨冶明刻的图。何达写的《我们不是“诗人”》为代序，父亲写了后记。
1945年，父亲由潘大逵教授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领导的中国民主青年同盟，成为云南省最早的民青成员。同年，父亲又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候补执行委员。
1946年1月，父亲和唐登岷、高国泰等一起创办了民盟的机关刊物《中国周报》。闻一多先生为周报题写了刊头，父亲和唐登岷任主编。同时父亲还参加了闻一多先生主持、罗隆基任主编的民盟的另一个刊物——《民主周刊》的编辑工作，并撰写稿件。“杨明是闻一多很赏识的学生，深知这报要做些什么。《中国周报》出版后，战斗性很强，发表了不少抨击国民党破坏和平的檄文，因此很快遭到迫害。”（闻黎明著《闻一多传》）
1946年7月15日，是父亲及一切爱国人士都永难忘记的日子，这一天，闻一多先生在西仓坡被早有预谋的国民党特务凶残暗杀了。当时父亲冒着极大的危险，以《闻一多同志不朽的遗言》为题，毅然将闻先生最后一次讲演编入《民主周刊》最后一期（第3卷第19期）。为纪念恩师，我出生后，父亲给我取名“杨多”，以永远铭记对闻先生的敬仰、怀念之情。1946年夏天，昆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阴影中，《民主周刊》《中国周报》均被国民党查封。不久后，父亲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父亲转移到泸西师范作教员。在泸西父亲坚持革命，团结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热爱自由的学生，并和大家一起发动了泸西旧城起义，“打响了云南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父亲几经辗转回到昆明后，还一直是国民党通缉的对象。那时所有的报刊都不敢发表他的文章，所有的学校都不敢聘用他作教员。父亲一直东躲西藏，生活十分窘迫，靠朋友们帮助才从危难中走出来。就是在这样艰苦、残酷的环境中，父亲一直义无返顾地和民盟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一起领导民盟云南组织的地下活动，直到革命胜利。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母亲韩国珍。母亲是一个自强、自立的新女性。她一直从经济上和精神上帮助和支持着父亲。那时斗争异常残酷，父亲没有稳定的职业，穷得捉襟见肘。母亲不仅深深地理解和支持父亲，还拼尽全力支撑起他们的生活。面对暗杀和死亡的威胁，她也总是坚定地站在父亲身边，帮助他躲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
新中国成立后，除了继续担任云南民盟的领导，父亲还担任省文化局副局长，分管戏曲改革工作。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就全力从事云南戏曲的整理、改编和创作、研究工作，先后创作了20余部常演不衰、深受群众喜爱的剧本，其中滇剧《牛臬扯旨》1956年获文化部优秀剧目奖，饮誉全国。滇剧《借亲配》195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父亲创作的一些花灯小戏源于生活、贴近群众，其中很多唱段脍炙人口，在民间广为流传。至今在一些地方的群众演唱活动中还时常能够听到。除了戏剧创作，父亲还写有大量戏曲理论研究与评论文章，亲自在戏曲编导专修科任专业理论老师，讲授《中国戏曲史》。他的戏曲作品，大多收入了《杨明戏曲集》一书。理论文章及部分讲稿、发言稿则收入他的理论文集《戏曲杂谈》和《戏曲艺术丛谈》中。
电影《借亲配》海报
我念小学的时候，假期里父亲常常让我当他的小跟班。印象中他很少坐办公室的。民盟机关、省戏剧工作室、各个剧团、省戏剧学校等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大一些了，我还常常充当父亲的通讯员，替他送稿件到民盟机关、戏工室，或者到他同事、朋友家里传话。
直到我念初中，父亲才在螺峰街分到了一套住房，因为有了一间会客厅，我们家也常常变成会议室。民盟、文化厅和各个剧团的叔叔阿姨们常来开会，有时一谈就到深夜。当时著名的演员关肃霜、黄虹、刀美兰、万象贞、袁留安等也常来，他们都把父亲当长辈、当朋友，和他谈戏、谈角色、谈体会、谈人生乃至生活上的许多事情。父亲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睡觉。记得一位女演员来我们家哭天抹泪地向父亲诉苦，说的全是家事。她走后我埋怨：“她家里的事也来找你，你又不是居委会主任。”父亲笑了，反问我：“她们过两天就要出国演出，家事要是处理不好，她就不安心，演出的时候要是分心，演砸了就会影响到国家的声誉，你说这是家事还是国事？”我哑口无言，对父亲多了几分钦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云南戏剧舞台百花齐放、精彩纷呈，滇剧、京剧、花灯、川剧、曲艺、白剧、傣剧等轮番上演，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云南戏剧发展史上光彩夺目的辉煌时期。这些都与父亲的努力分不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受到了冲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一顶顶帽子扣到他的头上。批斗、游街、挂黑牌、下跪、戴高帽……为了让瘦弱的父亲跪下去少痛一些，奶奶偷偷给他缝了两个护膝戴上，每天含泪目送他去接受批斗。父亲一生爱书，省吃俭用都要买书。可他积攒下来的几柜子书以及文稿、书信，几乎都被抄检一空，这是他最痛心的事情。
70年代初，父亲被送到“五七干校”学习改造。后又到草坝农村插队劳动。父亲是农村出来的孩子，以前又经常下乡，在农村总是能和乡亲们打成一片，亲如一家。但父亲毕竟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从干校到农村都一直和大家一起劳动、出工，也是那个时候落下了肾下垂、腰痛的毛病。
“文革”后，父亲又回到文化局任副局长，还担任民盟云南省委主委。“文革”的磨难并没有让他消沉，相反，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先后发表了《百花齐放则兴，一花独放则亡》及《关于戏剧改革在新时期的新任务》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对当时拨乱反正，进一步解放思想、繁荣戏剧艺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父亲仍继续从事戏曲创作。到北京演出大获成功、获全国优秀剧目奖的白剧《望夫云》，就是他在“文革”后创作的，该剧被誉为“新时期伊始云南戏曲创作的扛鼎之作，标志着云南戏曲创作的复苏与繁荣”。
1982年，63岁的父亲离开了省文化厅的领导岗位，到政协、人大工作。但父亲仍十分关心他热爱并倾注了心血的文化艺术事业，一直对云南戏曲的发展给予扶持和帮助。例如，1983年，当时的红河洲滇剧团团长包纲创作了反映边疆各族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大型历史剧《关山碧血》，父亲非常赞赏，立即推荐给省滇剧院排演。不仅推荐，父亲一直过问并常到排练现场指导这部戏的排演，有时甚至陪演员一直熬到深夜。后来《关山碧血》到北京参加调演，囊括了文化部颁发的11项大奖。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大型历史剧《关山碧血》参加1985年全国戏曲观摩演出时的戏单
父亲刚正清廉，真正的两袖清风。除了自己的工资待遇外，任何财物都不沾半分。他爱好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平日里来向他索字的单位和个人也多。无论何人，父亲都欣然应允，可一提钱他就跟人家急。我父母物质上虽无追求，精神上却都十分富有。父亲自不必说了。母亲青年时代起就追求独立、自由，饱读诗书，文化修养很高。不仅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和毛笔小楷，工笔画也画得很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昆明读书、工作的堂妹妹们及两个表弟、表妹周末常到我家聚会。大家坐在一起谈古论今，父母亲风趣幽默的谈吐及常常让人意想不到的言辞，常引得我们捧腹大笑，带给我们无限的惊喜和欢乐，听他们讲话是一种享受。可这样的日子已恍若隔世。
岁月无情，父亲年事渐高，身体也越来越虚弱了。生命中最后两年，父亲大多数时间都在医院。虽然年老体弱，父亲头脑仍然清晰，还一直坚持工作。住院时只要身体略有好转，都要去出席会议，去不了单位就在病房翻阅文件，找人来谈工作，甚至在病房里开会。直到去世前一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才行文让他离休，此时他已85岁高龄了。
2005年12月23日，父亲走了，走得那么洒脱，那么干脆，连遗言都没有留下一句。父亲一生从不愿谈及自己。曾有很多人劝他写点回忆录之类的文字，他也说没什么好写的。父亲离开了我们，他的生命虽不可延续，但他的品德、精神却在我们心里永远留驻，为我们仿效、沿袭下去，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