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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牡丹绘画的嬗变
中国民俗中，花卉中的牡丹芍药与禽类中的鸾凤孔翠都是富贵的象征。对于牡丹一项，宋代文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中说“牡丹，花之富贵者也”。正因如此，千百年来，牡丹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周敦颐又说“自李唐以来，世人盛爱牡丹”，据此可知对于牡丹的钟爱兴盛于李唐时期。至于以牡丹为题材入画，虽然没有准确的史料或出土文物证实始于何时，但据文献记载，至少可追溯到北齐时期。唐代韦绚在《刘宾客嘉话录》中说“北齐杨子华画有牡丹”，这是关于牡丹绘画的最早记载。到了李唐时期，由于世风使然，牡丹绘画盛极一时。边鸾、周昉、冯绍正、于锡、刁光胤等画家都有画牡丹的经历。传为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宫女所持纨扇上之花卉即为牡丹，这是目前所见存世最早的牡丹绘画。在宋人所著《宣和画谱》中，唐人所绘牡丹可谓比比皆是，可见当时对牡丹绘画追捧的程度。
宋代对牡丹的喜好丝毫不亚于唐代。欧阳修作有《洛阳牡丹记》，传诵一时。李唐曾有诗这样描写当时花鸟画之风：“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反映出花鸟画家对牡丹趋之若鹜的时尚。从传世作品和文献记载可知，李公麟、赵昌、赵仲佺、易元吉、张希颜、崔白、马远等都曾画过牡丹。在当时很多专业画家看来，画牡丹是极为寻常之事。
宋人《牡丹图》团扇
元代画家中，鲍敬是以专画牡丹而扬名者，《越画见闻》称其牡丹“姿态天成”，显示出他对牡丹的造型刻画能力。钱选虽山水、人物、花鸟兼擅，但其自称“犹有余情写牡丹”。现存的《牡丹图》，用笔精致，不落俗套，乃元代花鸟画之极品。吴镇、边鲁、王渊、史杠等均兼擅牡丹，吴镇、边鲁则是史书所载最早以水墨牡丹擅长者，开启了牡丹绘画的新纪元。
明清以降，以善画牡丹而留名画史者不计其数，几乎以画花鸟知名者均擅牡丹。“吴门画派”的沈周、文征明等以文人逸气挥写牡丹，使牡丹题材进入文人视野。沈周的《牡丹写生图》中之题诗“洛阳三月春消息，在我浓烟淡墨中”，成为歌咏牡丹绘画的名句。晚明的徐渭（青藤）、陈淳（白阳）将水墨牡丹发扬光大，以泼墨大写意将牡丹的形与神融为一体。徐渭说，“牡丹为富贵花，主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钩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虽有生意，多不是此花真面目”。虽说如此，但其各尽情态的水墨牡丹则别有一番意趣，对后世影响极大。
清初，牡丹绘画也与山水画风一样，有正统画派与野逸画派的两大阵营。前者以恽寿平为代表，所画牡丹“精研没骨，得其变态”，时人称之为“恽牡丹”；后者则以朱耷、石涛、傅山为代表，均以水墨牡丹见称，承继“青藤白阳”遗韵。清代中期，扬州画派的花鸟画家兼擅牡丹，郑燮、李鱓、李方膺、高凤翰、华岩、边寿民等均能以水墨写意抒写笔情墨趣，将文人题材的牡丹绘画推向极致。晚清以来，文人画开始出现世俗化趋向。海上画派的朱偁、蒲华、赵之谦、吴昌硕及京津画派的颜伯龙、金城、齐白石、于非闇等以设色牡丹知著，工笔与写意结合，反映出近百年来受众的审美倾向。至于当代画坛，以牡丹擅名者可谓不胜枚举。但真正能做得艳而不俗、格调高雅者，则并不多见。
有趣的是，一般盛世多写牡丹鸾凤，而乱世则多写兰花墨竹。牡丹因其被作为富贵的象征受到普罗大众追捧的时候，往往又为很多清高的文人所不屑。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所以，在美学语境中，牡丹绘画又常常被作为艳俗的象征。其实，这只是审美主体的偏见。因为雅与俗的划界，题材并非主要原因，绘画者本人的境界、艺术涵养才是决定因素。千余年来主流画坛及岭南画坛的牡丹绘画流变即可证明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