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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育不可复制
第二句话，国事维艰，激发责任。在那个国破家亡、同仇敌忾的时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就是一段万里长城，国事维艰恰好激发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志气，这要比办学条件重要得多。
第三句话，大师辈出，灿若星辰。民国时期涌现出很多思想大家如鲁迅、胡适、张君劢、冯友兰等；文学大家如郭沫若、梁实秋、闻一多、林语堂、徐志摩等；教育家如蔡元培、陶行知、张伯苓、晏阳初等。
我自己很敬慕那个不可复制的时代。有人曾经问当时年近90岁的费孝通先生，中国还有多少年才能再出一个费孝通？费老低头沉吟半晌，抬起头后说，50年吧。
具体就教育方面而言，我对民国时期的印象是：它是一种以身垂范的教育，一种注重习惯养成的教育，一种民主自由的教育，一种科学创造的教育，一种博爱宽容的教育。
以身垂范，就是老师自己先做榜样。陶行知先生说，老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修养到不愧于人师的地步。
传统社会知识量相对比较少，不分学科，学者基本上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在那个时代里，老师要做示范，特别是在学识上，他们能做得到。但在今天这个知识碎片化的时代里，几乎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另外，在道德上以身垂范也很难做到。传统社会里老师的地位至高无上，社会赋予其德行高尚、学识高渊的形象，但近代以来，教师首先是一份工作，社会对他们的道德要求已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怎样理解以身垂范？在这里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我父亲是民国时期的老北大毕业生，一个书痴。对于我，他从来没有设定过什么目标，他对我的教育，就是真真诚诚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那时候他是贵阳师范学院副院长，每周六一定带我们到新华书店逛逛，不是要培养我们，而是他自己就爱书。他买他的专业书，也给我和哥哥买一本小书。就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我也成了爱书之人。直到现在，我每个星期一定会逛一两趟书店，床头总是摞着永远看不完的新书。别人家叫书斋，我们家叫“书灾”。
后来我做教育工作，思考什么叫以身垂范的教育，那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心。教育是要有心的，真正在一言一行中树立一种榜样，否则教育永远都只是外在的一张皮，无法进入内里。
“习”的繁体字，上边是羽毛的“羽”，下边是一个“白”字，它本来的意思是“鸟数飞”，“数”意为多次。一只小鸟学飞，不停地练习，有一天从树上扑腾着掉了下来，就会飞了，这就是习惯的习。不断重复一种行为，逐渐形成本能的惯性。这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
叶圣陶先生说：“如果我当小学老师，我将特别地注意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我想教育这个词往精深的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就粗浅的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教育的含义……无论怎样好的行为，如果只是表演一两回，而不能终身从之，那不过是演戏；无论怎样有价值的知识，如果只挂在口头上说说，而不能彻底消化、举一反三，那是语言的游戏，都必须化为习惯，才可以一辈子受用。”
其实我们的老师和校长，真能让你的孩子们养成两个字的习惯就够了——“勤”和“奋”。要养成这个习惯，我们自己就得不怠惰、奋力工作，这就是以身垂范。
民国时期，“民主”这个词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登上历史舞台，被举到很高的位置。它到底包含什么内容呢？陈独秀说是解放自我，个体自由。
民国时期的课本中有两课讲自由。一课说，我正端着饭碗在吃，别人无缘无故把饭碗拿走；我正在写东西，别人无缘无故把纸抢走；我住在家里边，别人把我赶走。如果这样，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共和国将制定宪法来保障每个老百姓的权利，比如生存的权利、财产的权利、言论的权利。另外一课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自由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行吗？不行。你的行为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如果违反了法律，就不是自由，而是法律管束的范畴了。人和人之间怎么相处呢？你有自由，你身边的朋友也有自由。中国的哲学家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人说，不侵犯人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是当时小学三年级教材里的内容。
陶行知先生写过一篇关于民主教育的文章。什么叫民主教育呢？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
有一次，我陪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到黔东南去。当地山清水秀，许多吊脚楼，很漂亮，体现了一种原生态的美。他问我，这么一片古老的土地，要多少年才能发生变化？我说，什么时候发生变化，你得看看这些孩子，如果他们的眼睛亮了，腰板直了，手脚勤快了，脑子灵活了，那么这片土地就变了。
孩子是这片土地未来唯一的主人，是真正可以改变这片山水的力量，而不是靠发多少文件，也不是哪个领导上台、下台，或者老师又升了什么官、发了多少工资，那都没用的。我们今天的教育就应该是培养主人的教育。
科学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的舶来品。科学精神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是自知，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我唯一所知的就是我一无所知。”自知其无知，才会去求知。第二，因为我无知，所以我要观察和把所有知识都建立在数学的基础上。要用数学、几何这样的方式，以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能验证它的那种方式来思考问题（《人类简史》）。第三，因为我不懂，我要取得新的能力，我要通过对于大自然的实践来反馈自己有多大能量，这是西方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用实践的过程来检验科学（《人类简史》）。
科学是在民主的环境下产生的，它需要自由思想互相碰撞。近代以来，科学在中国越来越具有强势地位，但我们今天的教育把科学教成了什么东西呢？比如1+1=2，这句话对不对？对，但它只是在中观自然世界里正确，在一些特定的领域里，它不正确。像在管理学中，本来只有一个人在管事，再加一个人，应该产生更多的效益，但是两个人一吵架，一点效益都没有了。而我们今天教给学生的“1+1”只能等于2。我们把科学教成了一系列“真实的知识”，或者说“真实的法则”，这种教育科学的方法完全背离科学思想的批判、怀疑的本质。
我认为，我们要教给学生的，应该是科学批判的精神，而不是死啃书本；要让学生学会置疑所学的知识和每一个老师，而不是盲目地相信一切。只有这样，才会让年轻人相信未来，去建设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社会。
陶行知先生说，科学要从小教起，有了科学的儿童，自然会产生科学的中国，科学的民族，要把科学变得像阳光、空气一样普遍，人人都能享受。他还说，培养创造力，目的是实现创造的民主和民主的创造，只有民主和自由才能衡量创造精神，只有真正的创造精神才会有真正的民主。他讲了六个解放：解放眼睛、解放头脑、解放双手、解放嘴、解放空间、解放时间。有了这六个解放，创造力才可能发挥出来，中华民族才会有科学这个词。
教育工作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先生、学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生生的人。（陶行知《创造宣言》）
爱才是真正的教育，但是爱是什么东西呢？
李泽厚先生多次讲，21世纪最重要的一项事业就是教育，这种教育不是让你考上大学的教育，而是培养人性的那种教育：新时代的教育是如何建立起一个人，是研究如何建立健全人性的问题。人不同于动物，不能把人性归结为动物性，人性也不是机器性。现在人几乎就是机器的一个部分，包括教育。
我们现在的老师，就像是机床前的人，我们不问孩子们的过去，有什么优点，出身什么家庭，有什么爱好，我们只管用考试来加工，好的就留下，不好的就认为是失败的。所有那些被打上失败者标签的孩子，以后学习和做人、找工作都是有心理障碍的。人被电脑统治了，人被机器统治了。
毕节前一阵有四个孩子自杀，得知这件事，我心里很压抑，因为我曾在那里分管过教育，也分管过计划生育，我总觉得自己逃不过这件事，它是一个综合的效应。
后来我注意观察，有没有人在网上或者在公共场合为此事作自我批评，说自己也有责任，但没有。我在想，在这个时代，爱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的是每个人都担当起那份对孩子、对国家的责任。
总而言之，以身垂范的教育我们可以归纳成身教，习惯养成的教育可以归纳成养成，民主自由的教育简称民主，科学创造的教育叫科学，博爱宽容的教育叫博爱，加在一起就是我对民国教育的一个总体印象。
民国教育是中西交融的，在国事维艰的困境中人们焕发出来独特的创造性，他们用自己的话语描述这个世界，我们今天特别缺少这种东西。 （作者系贵州省文史馆馆长、贵州省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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